54岁的王民早过了喜欢凑热闹的年纪，但他却不得不身陷口水的漩涡中。
作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龙头老大”徐工集团的领头人，王民从最基层的学徒、工人干起，已经37年。因此，当“徐工并购案”一时激起千层浪，有人说他“暗箱操作”的时候，这个山东人的反应却很平淡，“太小瞧我们了，在这个行业干这么些年，清清爽爽的，有什么黑幕？”
而在两年前，中国最大的机械制造商、大型国企要卖给外资的消息，仍然触动了人们的神经。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指责这桩交易是贱卖国有资产，并成为民族品牌沦陷的开始，使争议的矛头指向徐工人不愿看到的方向。
徐工的困境在行业内众人皆知。这个块头最大的国有机械集团，内部关系错综复杂，背负着大大小小几十家正在主辅分离的改制企业，“浮肿、虚胖、大而全”，让他们在市场征伐的路途中气喘吁吁。“我们不能把老职工扔下，而优秀人才又不断被外资、民企挖走。”一位徐工的工程师说。在市场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徐工越发显得笨拙和疲惫。
当时选凯雷作为财务投资人，是王民和他的决策团队寄望盘活“这盘死棋”的奋力一搏。先解决资金瓶颈，进而实现改制，更是通过一个国际投资人打通跨洋越海的通道。除此之外，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是，这种选择更符合“吸引外资”的大环境。
这是不对等的博弈。从级别上看，这家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的大企业，不过是归属徐州这个地级市管辖的“正处级单位”，而凯雷、卡特比勒等跨国公司和跨国财团进来时，都是在私人飞机上会见中国的地方官员。
在与卡特比勒这个世界工程机械“帝王”的合作中，徐工经常受气，可敢怒不敢言。最初签订合资公司协定，不允许徐工集团另做挖掘机，因为会造成与合资公司的竞争。徐工至今都受此限制，而卡特比勒曾许诺另给徐工引进重要零配件生产线，却一直不能兑现。“我们一提，他们就假装听不懂了，我们又不能翻脸，谁能担得起冒犯世界500强的罪过啊？”
正是在与卡特比勒的合作过程中，王民认清了外资的“战略目的”，“它就是要压制你、控制你，让你不能影响它的布局”。在市场中，这其实无可厚非，可关键是徐工这个“老国企”缺少制衡对手的筹码。
所以，徐工寻求战略投资人，开始就规避掉了CAT这样的产业竞争者。对国企弊病感触太深，国有大产业投资者不被看好。而徐工本身盘子大，民资介入门槛较高。相比较而言，选择凯雷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次优选择”。徐工特意在协议方案中明确，品牌、核心团队和经营权由徐工集团自己掌握。
这些艰难而细微的盘算，让王民头疼。而内部企业剥离改制过程中，“上访”事件不断，更让这位企业“当家人”心力交瘁。“在地方领导眼里，我们被视为长子，长子什么意思？就是少上学、多干活。”
“真正市场中的企业，可能10年不挣钱——作为一种战略，它下狠劲投入研发，一旦市场时机成熟，一年就把钱挣回来了。但是国企做不到，它每年都为利润考核而奔忙。”徐州市委书记徐鸣也在反思，确实“不能用管理官僚机构的方式管企业。”
徐工似乎注定要在困境中前行。“担大任，行大道，成大气”，在进退维谷的压力下，王民和他的团队没有其他选择。“埋头苦干吧，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就是这样！”
天平不会总向一边倾斜。最近几年，徐工集团在汽车起重机市场的全面崛起，为这家老国企带来了生机。“产量已是全球第一，技术含量还差一些，但我们正一步步紧逼”，王民用山东话说，“要让外资品牌看看，和中国企业打仗到底是什么情况！”
最关键的是，以自主创新研发为平台，徐工积累了大批优秀人才，“从前都是他们来挖人，现在在起重机这个产品上，我们正在会聚全球最棒的人力资源。”
一个投资上亿元的国家级工程机械试验室已在徐工建成。中国工程机械协会高级工程师王金星认为，这个试验室积累的数据“极其重要”，它是中国整个行业科技水平持续进步的基础平台，“自主创新不是一天完成的，要不断积累，形成我们自己的体系和标准”。
徐工已决意放弃与卡特比勒“不愉快的婚姻”，全力进入挖掘机市场。因为只有在这个市场战胜外资品牌，中国本土企业才能问心无愧地说，“我赢了”。
在工程机械行业，中国本土企业背景不同，市场表现风格各异。“三一就像暴发户，中联如同老夫子”，王民开玩笑地说：“徐工嘛，就是一头老黄牛。老黄牛才要干大事！”
忍辱负重的“老黄牛”如今犯起了牛脾气。“没有对手，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王民坦率地说：“我们就是要做到内战内行，外战更内行！”
狂言无忌。作为工程机械行业“排头兵”，徐工眼里的本土市场也许就是自家后院儿。它现在关注的重点仍是海外市场。
“我们需要通道、人脉和经验，单打独斗难度太大”，王民公开表示，如今徐工很愿意寻求国内产业资本的合作，要求就是有海外市场经验，最好能给徐州本地带些好项目，“外资请不来，我们自己找个哥儿们绑在一起，一点点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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