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素椿忆非典5周年：北京第一例SARS传染13人

　　得SARS前已经两次大难不死

　　主持人：那您是医生，懂这个道理，配合治疗这方面对您的康复也很有帮助吧？

　　姜素椿：是的。

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好事，但是要创造条件，所以我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也豁出去了，因为我已经是我第三次了。我1968年鼻子得了恶性肿瘤，挺过来了。第二次1989年，发生过一次脑瘀血。那时候50多岁，一次讲课时候发病了，讲话不清楚，手拿幻灯片也拿不住了。后来就没有直接回家，直接回医院了。到医院量血压，血压高了，嘴巴是歪的，做CT一查，发现是脑瘀血。不过我很幸运，出血点还不是很大，差一点，要再过一厘米的话，可能就会瘸了、瘫了……所以我已经过了两关了，我开玩笑，我说我跟阎王报到两次，阎王都“拒签”了，这一次估计也够呛！我想我如果走了也没有啥，那时候已经74岁了。

　　主持人：您真的很顽强，很幸运。那您康复后，还继续参与非典病人的救治吗？

　　姜素椿：当时我好了以后，医院不让我进病房了，说不能让我再去了。我说我去有两个好处，第一，我已经有抗体了，我不怕再感染了。第二个，不用说别的，我老头好了，对病人来说是一种安慰，激励。不少得SRAS的人给我打电话，我拿自己现身说法鼓励病人。有的病人说，我好了以后也要献血清。

　　主持人：你们医院当时16个人，13个人被传染了，除了您外，其余12个人后来怎么样？

　　姜素椿：这13个没有死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医院非常重视，全力抢救，这是主要原因。另外，传染科的医生可能有一个好处，他接触传染病多，身体的免疫系统比较敏感，容易产生抵抗力。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医院在治疗方面也比较合理，没有乱用药。

　　SARS名字不确切，应该叫沃尔巴尼

　　主持人：现在回想起来，哪些事情让您记忆最深？

　　姜素椿：我觉得让我记忆最深的首先是一个人，他叫沃尔巴尼（音），是一个传染病医生，意大利人。这个人我没有看到过，但是在SARS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人，他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到越南去搞传染病。越南当时在河内的郊区有一个法国的医院，他在那个医院里工作。当时发生了SARS，我认为是他第一次认识到SARS是传染病。为什么？他告诉越南政府说这个病是一个传染病，要把接触这个传染病的人隔离起来。所以当时越南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让再出去了，都要在医院待着，没有传播开，所以越南与广州、新加坡同时发病，但发病率很低。不幸的是，他自己得了SARS，住在他国一个医院治疗不幸身亡。很可惜。所以后来我在杂志写稿提议这个病如果命名的话，可以叫沃尔巴尼。世界卫生组织后来叫它SARS了，我觉得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这个名字也不是很确切。因为病毒已经搞清楚是冠状病毒，但是可能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命名的，大家都沿用这个名字。

　　第二个就是这次传染病的一个特点是医务工作者发病的很多，死亡也多。主要在广州和北京，北京大概是死了7个医务人员，他们都是在第一线抢救病人，很劳累。比如，北京武警总队医院的呼吸科医生李晓红她已经怀孕六个月，几次把住院的机会让给别人。作为医生我更尊敬和想念他们。这个病最后的结果跟本人的免疫力有关。老年人死的多，小孩很少。跟出血热很类似，小孩发病都很少，而且基本上没有死的。老人最危险，50岁以上几乎一半都要死的，所以我74岁的年龄能挺过来也是很幸运的。（编者注：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5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截至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为919人，病死率近11％。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人，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加拿大：251例，死亡41人；新加坡：238例，死亡33人；越南：63例，死亡5人。来源：新华网）

　　非典患者被单位辞退 门上被写“毒窝”

　　还有我觉得从这次SARS能看出来我们中国人是很好的，很善良的。比如说山西的那个女孩。我出院以后就接到她的电话，她发病的时候我看过她，她病好了以后回家的时候她还不知道她爸爸、妈妈死了。因为非典病人死了以后，24小时以内马上要销毁，火化或者掩埋，怕传染人。

　　她说了两件事，一个就是说，姜教授我对不起你，我当时一听很难受，我说为什么你说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你爸爸、妈妈死在我们医院里，是我的责任啊。结果她说我对不起你，她说我传染了你，使我得了这个病。第二个，她马上提出来，说姜教授我们家都要献出血清，请你派人把我们的血清取回去。医院最后派医生、护士把她们5个人的血清取回来了，她们没有提任何要求。

　　后来她又讲她回去时的一些事情。一个是她出院后，她爱上的单位告诉他（她爱人）你不要来上班了，就在家里待着吧。她觉得人家不接受我们了，还有小孩特别调皮，在她家的门上写上两个字“毒窝”。她说我看了这个以后特别难受，我有什么错，我父母都死了，她就哭了。我就安慰她，人家是不理解，让她不要太难过了。之后我就把这事告诉了媒体，后来媒体报道出院的病人没有传染性了，可以接触，这个问题就一下解决了。

　　第三个，我以前是医生嘛，只干过医生的事，作为媒体，我觉得在这次事件里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我不是说给我报道，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国家遇到问题的时候，媒体起到了交流信息，稳定人心，澄清谣言，化解误会的作用，作用很大。

　　血清疗法被报道出去以后，沈阳有两个年轻人就给我打电话，说你能给我们弄两份血清吗？我说要血清干嘛？他讲我怕得SARS，钱没有关系，你帮我找点血清。这两个小青年很担心，我也理解他，我讲你不要害怕，按要求做好预防，万一得了SARS也不要怕。你们搞媒体的把这些道理讲出来，报道出去，很快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还有一个体会，我觉得通过SARS以后，我觉得我们国家实际上很多方面得到了进步。如果具体来讲，应该说开始有一些教训，比如说一开始不让报道，不透明，这个不应该。另外第二个，有些事情不够重视科技，具体说，对专家的意见不是很重视。我提出的这个血清疗法，没有很好的运用。我理解，他们不是故意的，是对重视科技在理解方面还是不足，其实专业的问题应听专业的人的意见，人家香港就做的好一些。

　　没有SARS 禽流感疫情伤害会大很多

　　主持人：现在回头再看SARS，您觉得我们在哪些方面更好了？

　　姜素椿：回过头来看，可以说有三个方面我们做得好多了。第一个SARS以后传染病的控制管理工作好多了，一个是建立起防治体系，特别是建立起一个很好的疫情预警制度。第二个，科技上提高了。我们SARS以前跟世界卫生组织关系一般，现在跟世界接轨了，关系很好了。在SARS以及禽流感研究方面，我们都走进了世界第一梯队，很多重要会议都邀请中国人发言。第三个，更具体一些，就是产生了实际的效果。我讲一个对比反差。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家禽数量最多的国家。SARS时中国是世界上是发病人数最多，死亡率最高的一个国家。反过来到2004年的禽流感，据我了解我们是16个省报告了禽流感的疫情，可是直到2007年12月为止，我们发生禽流感多少呢？一共是30例起人禽流感，死亡大概15个人。我们的邻居越南死了40多个人，印度尼西亚是129个人感染，死亡大概是105个人，这两个国家人口，动物数量都比我们少很多，而他们疫情数，死亡数却比我们多，前后两年SARS和禽流感为什么反差这么大，这就是因为我们把SARS的教训变成了教训，我们有了抵抗突发传染病的一些经验，管理的经验，物质上的经验，措施方面的经验。还有群众的意识也明显提高了。

　　主持人：您觉得SARS以后，传染病方面您还有哪些担忧？

　　姜素椿：传染病领域我现在还担心三件事，一个是传染病还可能再来，不一定是SARS，别的传染病还可能来，不能掉以轻心。第二个，我觉得就是一些老的传染病现在也要特别注意，我没有想到，像结核病，现在排在传染病死亡的第一位。还有就是艾滋病，艾滋病有如海水中的冰山，我们只看到水上一角，底下一大片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病与隐私相关，所以病人一般不愿意公开，这个很危险。目前SARS已经有疫苗了，艾滋病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病毒很容易变，估计在10年、20年内不一定解决，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些艾滋疫苗正在研制中，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我觉得艾滋病目前步步上升，很可能会超过结核。所以国家也是公开的来预防这个事，这个事还需要继续加强宣传教育与管理。

　　第三个是梅毒。多年不见的梅毒现在越来越多，上升的很快。它有个很大的特点，不但会造成各器官功能损害，并且病程迁移很长，并且它会传染孩子，会造成婴儿畸形，比例特别高。另外虽然它比较好治，但是它是性病，多种原因造成一般得不到及时治疗，后患无穷。这是我的三个担心。

　　主持人：好的。感谢姜老师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5年前非典时鲜为人知的故事，还有您对我国传染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看法，再次感谢您。（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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