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寻找简-奥斯汀

　　在路上

　　寻找简•奥斯汀

　　文 梁燕

　　奥运圣火穿过伦敦，那是座有历史的古城，但太多年代的印记夹杂在不同的辉煌岁月中，逐渐失去了独特的味道。要看到那段专属于英国人文艺术最鼎盛的年代，还得往南走，一个以“洗澡”为名的小镇，BATH（巴斯）被誉为英国最典雅的小镇。

在这里，时光静止了，停留在《傲慢与偏见》中十八世纪的英国乡村，而这里，恰恰就是简•奥斯汀写成《傲慢与偏见》并且生活了4年的地方。追寻着这位恬静才女的足迹走遍巴斯，宛如穿过了时光隧道。

　　巴斯人为奥斯汀修了一个小巧的纪念馆，就在她的故居里。纪念馆在一片乔治亚时期的公寓中，一个不起眼的小门牌和一个真人大小的蜡像，不仔细找很容易以为是一家小商店就略过了。当年的门厅成了卖票处和纪念品店，漆成白色的窗框还配着镶有蕾丝边的窗帘，褪色的图片淡淡地诉说着生活中的小故事，一如奥斯汀的文风。

　　但纪念馆是一本文字和图片组成的教科书，告诉了你奥斯汀的生平，却无法体会她当年的心情。要寻找《傲慢与偏见》，还得走上巴斯街头。巴斯依着小山坡建成，山顶上有这里号称英国最高贵的建筑，那就是Royal Crescent，也叫皇家新月楼。这是一座长达184米的弧形建筑，由罗马柱支撑着，楼前是一大片的草坪。当年奥斯汀是否也曾在这里散步，并以此为蓝本描绘出达西的豪门生活？山下是流淌而过的AVON（雅芳）河，河上还有颇有意大利风情的三孔桥，看着河岸公园中正在野餐的年轻人，就知道当年那些细腻的爱情描写的源头。

　　然而不得不承认，巴斯没有为奥斯汀留下太多的记忆，更多的游客，是冲着这里建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浴室和附近的史前巨石阵而来的。穿梭在巴斯街道，只能匆忙地抓到才女拐过街角的裙尾。放弃了追寻奥斯汀的理想，去饱一饱口福吧。巴斯最古老的餐厅名叫（莎丽露），有300多年历史了，是在罗马浴室附近横街中的一家小店。小店三层也只放下了十几张桌子，墙面上挂着店主一代一代积攒起来的小摆设，木楼梯走起来吱吱作响。底层朝街的窗台上，摆着鲜花和一篮子巨大的法式圆面包，这也是这里最有名的产品，面包烤得异常松软，配上不同味道的果酱和调料，确是一绝。临走前才在二楼的走廊上看到一张不起眼而且发黄的小纸片，奥斯汀也是这家店的常客。也许在两百年前，那个安静的女子，在写完几页32开纸的文章后，也会趁着阳光走过来，买一个法式大面包，喝一杯咖啡，走的，也是我刚走过的那条路。

　　酷品

　　彩绘冰箱，创意无限

　　“灵感2008”西门子家电第二届彩绘冰箱艺术展上，艺术家以冰箱为基本载体和媒介元素，在艺术和冰箱的基本造型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大多数艺术家采用直接把自己的绘画延伸彩绘在冰箱上的方式，但也或多或少把自己的作品与冰箱的体积联系起来,画家李松松用他一贯厚涂的方法，把冰箱正面作为画布来使用，但似白墙的冰箱门和悟空两个大字，迫使你得小心翼翼地开启那扇不知通向何处的门。另一些艺术家则利用长方形的体积感、三个面的空间连续性和两扇门的上下结构，营造特殊的“冰纷空间”。例如，艺术家谢南星用冰箱的三个面造就了一个荒诞的场景：他将自己的剪影跨越在冰箱的三个面上，最后的一个面突然转折过来的手几乎捏到另一个剪影的乳头上，那个剪影被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得张大了嘴。

　　吸尘也时尚

　　去年10月，Issey Miyake巴黎春夏时装秀在一个恍如吸尘器内部的T台举行，由英国著名的吸尘器品牌创始人James Dyson带领团队协力打造而成。展中，可见吸尘器的设计图和结构，幻化成服饰上的花纹与剪裁。随着2008年春夏装的面世，Dyson去年底也早先一步推出限量版的无限吸尘器DC16，在Issey Miyake总监藤原大的建议下，继原有黄色又次推出高雅的艳紫，不变的是，Dyson的强大清洁力。

　　挂一串老鼠在颈上

　　今年是农历鼠年，荷兰珠宝设计师Ineke Otte也来凑热闹。她在设计上特开动物系列，先是从斑马、乳牛身上寻找灵感，制成项链、手链等，而后进展到以整只瓢虫、蜘蛛等昆虫拼组；近年又进而以塑料老鼠为题，整齐划一地搭配珍珠穿插其中，反而从稳重优雅中凸显趣味创意，更有单只老鼠的耳环搭配成套。

　　Baby-G，糖果潮火热入夏

　　2008春夏，CASIO旗下Baby-G女装手表产品以糖果色、对比色等大热指标带起新一波女性必备单品潮流旋风。Tough＋Happy＋Sexy是爱美女性的杀手锏。Tough，强大的防震、100米防水，传统钟表无可比拟。Happy，时间显示字体抬腕就自动变大、功能切换时液晶显示屏有可爱的过场动画，带来计时器外更多乐趣。本季Baby-G新品采用惹人眼球的黄橙糖果色以及白粉对比色，纤薄、轻巧的材料，佩戴更舒适，搭配整季的靓服就是那么容易！

　　搜声记

　　菊花夜行军

　　张晓舟

　　台湾音乐野史有两支乐队经得起内地乐迷迟到的探究和挑剔，一支是摇滚行为主义乐队“浊水溪公社”，其行为主义朋克恶搞的一面堪称上海“顶楼的马戏团”的前辈，另一支就是客家民谣乐队“交工”，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内地哪一支乐队的前辈。

　　因为内地根本没有这样的乐队。内地没有什么乐队是像浊水溪公社或交工那样，具体参与到社运中去的。因为大家甚至都不大明白什么叫“社运”，很多愤青只知道抽象的“革命”和空洞的“反叛”，只知道格瓦拉——甚至只知道格瓦拉T恤。到了2007年，内地有了社运的萌芽，比如厦门市民的散步和上海市民的散步，都涉及到环保议题。经过那一事件，厦门政府也在进步，至少他们现在开始知道在美丽的海岸办音乐节总比办石化厂要好。1990年代后期，台湾轰轰烈烈的反美浓水库运动伴随着交工乐队的歌。假如人们在抗议的时候，也没有丧失歌唱的能力，在愤怒的时候，也没有淡忘爱，那么一首美丽的乡谣就是对故土最好的捍卫。下一次在海滩办音乐节的时候，厦门人应该尝试唱出自己的民谣，像对岸的同胞那样。

　　当然我们从来都不缺少革命大喇叭，轮番将格瓦拉和王洛宾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的小丑似乎也能吸引沾满泪水的花手绢；我们也不缺乏音乐环保口号，迷笛音乐节年年都跟环保挂钩，但除了冠名“绿色和平”，却并无音乐介入环保的具体实践；至于动辄呼天抢地献歌“绿色奥运”的那些朋友，我只能恭祝他们早日杀上春晚。说到底，音乐介入环保等社会议题，在我们这儿还只停留在姿态和口号。

　　直到周云蓬唱出《中国孩子》，唱出《买房子》和《Something in the Way》（他戏称那是Nirvana为北京奥运写的歌），人们才惊觉内地风起云涌的民谣热潮在面对社会现实时其实是多么苍白。南岭国家森林公园在做完周云蓬的社区音乐会后，又请来客家女歌手罗思容和交工灵魂人物林生祥。被雪灾重创的南岭森林，迎来了一个名为“每日•种树”的音乐会。类似Woody Guthrie、Pete Seeger、Billy Bragg这样的民谣传统，在台湾犹有交工、黑手那卡西（一支工运民谣乐队）这样的悠远回声。内地的新民谣，也理应从《中国孩子》开始，让良知在大地上生根。

　　然而把音乐和社运搞在一起，难免要面对政治宣传与艺术品质、道德与美学之间的古老悖论。令《中国孩子》得以流传的，首先还是因为音乐，因为一段旋律之美。同样，交工和林生祥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正义感，仍然是落到音乐实处的。交工的两张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和《菊花夜行军》，尤其是后者，在音乐史上无疑堪称经典。即使你完全听不懂客家话不了解歌词也能被打动，这就是音乐本身的力量。交工的音乐汲取客家民谣、恒春民谣，又能站在当代音乐的高度，去努力企及罗大佑和崔健所奠定的经典标准。交工对中国民族打击乐（庙鼓、八音鼓、钹、锣、云锣等）的运用与崔健异曲同工，对唢呐的运用也是传续《亚细亚的孤儿》和《一无所有》之神。交工解散后林生祥音乐上的最大新意和贡献就是学习、移植了冲绳民谣中的三弦——在日本是三味线——有别于北海道等地枯涩苍凉的风格，冲绳三味线婉约明亮显然更契合台湾的气质，而三弦这个乐器在中国当代乐坛被淡忘已久，似乎只是在何勇的《钟鼓楼》和左小祖咒最近的《野合万事兴》中偶露峥嵘。

　　交工的《菊花夜行军》专辑打破了抗议民谣易犯的直白有余、韵味不足的毛病，较好地平衡了野性与精致、慷慨与婉约，更难得的是在悲凉与激昂之外，像《菊花夜行军》这样的歌还能透出一份幽默。

　　最近一次在广州演出，周云蓬最后情不自禁唱起《国际歌》，而在《菊花夜行军》中，交工用唢呐吹出了《国际歌》——这是向WTO进军的菊花夜行军。此次林生祥等赴京，再次吸引一度曾有“新左大本营”之称的《读书》杂志召开座谈会。新左的议题与农民的命运固然是燃眉之急，然而“菊花夜行军”的鞋上除了沾满血泪，也闪烁着黎明的露珠，正如约翰•伯格在致墨西哥萨巴塔游击队副司令马科斯的信中，在讨论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和墨西哥农民的命运之前，先抒写春天的苍鹭，交工歌中的菊花既象征了大地的苦难，也代表了大地的诗意。对民谣音乐来说，总该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诗意，超越于新左或自由主义之争。

　　设界

　　书店之中，它离天堂最近

　　四月裂帛

　　任何试图将阅读上升为精神体验的人，都能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的Selexyz Dofunction(iterator) { var result; this.each(function(value, index) { value = (iterator || Prototype.K)(value, index); if (result == undefined || value < result) result = value; }); return result; }icanen书店找到最切近的感受——14世纪油画覆盖的恢宏天顶下，爬高至拱顶的巨大黑色书架衬托出这里巍峨庄严的气象。

　　这里，是一个700多年历史的教堂改造成的大型书店。

　　《卫报》编辑、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荣誉会员乔纳森•葛兰西4月9日撰文介绍了这家“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书店”；此前，《卫报》记者肖恩•多德森将之列为“全球十佳书店”之首；The Cool Hunter网站则直接称之为“天堂书店”。

　　1337年创作的天顶画在空中留下陈旧而古典的线条；另一边，艺术家简•文森斯1619年根据《圣经》描绘的圣人与罪人的故事清晰可见。小镇的伯格曼书店被荷兰Selexyz连锁书店合并后，这些中世纪的神圣景象映入人们的眼帘：任何地方都很难近距离地接触这样的绘画，遑论一家书店。还有哪家书店敢自夸他们店里的天顶画历史如何如何悠久？

　　然而，直到去年圣诞节，这里还是马斯特里赫特人用于停放自行车的室内场所——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态使用它：或崇敬，或蔑视，它的身份并不比一个货栈更高贵。

　　这里曾是多明我修会教区的教堂，然而这段历史非常的短暂，1794年，拿破仑占领此地，并驱逐所有成员，这里的大量财产被没收，教堂时而用作军事防御设施，时而用作仓库。此后一两个世纪，它静静地伫立在马斯特里赫特市中心，几乎被人遗忘。20世纪，它的新生夹带着世俗的欲望——它被用来办汽车展、鲜花展，成为自行车存放处，甚至还举行过拳击赛。

　　2005年，Selexyz找到伊夫林•莫克斯和帕特里斯•吉罗德领衔的荷兰设计事务所Merkx＋Girod，开始实践“天堂书店”的大胆构想。Merkx＋Girod改造了荷兰一系列历史建筑，其中包括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和凡•高博物馆。他们还设计了大量商店和饭店，包括雷姆•库哈斯主持的位于鹿特丹国会大楼的咖啡厅。

　　但是，毫无疑问是最完美的作品。

　　Selexyz曾经提出，希望将教堂二层整个改建为书店，但Merkx＋Girod并没采纳这个建议，而在教堂中央建起一个垂直的多层书架。如今，修复完善的建筑本身具有极大魅力，高耸的三层黑色钢制书架堆叠而上，原来唱诗班的位置则建有一个时髦的咖啡厅，两者相互协调，教堂和书店仿佛原本就为彼此而存在。

　　从书架空旷的一侧拾级而上，可以到达垂直大书架的每一层。在最高层，顶着触手可及的天顶绘画往下看去，远近景观尽收眼底。

　　这些黑色书架增加了书店的恢宏感与纵深感，错落有致。谁知，当初设计如此庞大的尺寸是个不得已的选择——Selexyz需要1200平方米的销售面积才能保证书店的营业额，但教堂只有750平方米的地面面积。

　　当然，和其他书店一样，将大众读物放置在书架较低层面，畅销书和特价书平摊在低低的桌上，深奥的学院作品和神学书籍则放在高处——最靠近天堂的地方。经历700多年的变迁，1294年的圣地如今已变得更加大众化。

　　新知

　　不如找个近亲结婚？

　　小庄

　　据说，达尔文因为娶了表妹为妻，结果孩子中有3个夭折了。遵循教科书的观点，这或许是近亲婚姻导致严重后果的经典案例，但方舟子在其《达尔文的子女》一文中表示：“近亲结婚既没给达尔文的子女带来更高的夭折率，也没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没夭折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都很长寿。”

　　与之相比，德国波恩大学生物学家迪莫•图肯的研究更让人震惊。据此君所言，他在翡翠凤凰鱼（一种非洲小鱼，无须法律和道德约束，却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身上发现：近亲繁殖非但没给它们带来所谓“近亲交配衰退效应”的灭顶之灾，反而促进了其种群的发展。

　　原因如下：首先，个体与非亲缘关系个体交配时，后代只会继承它一半基因组，但与同胞手足交配，由于自然选择优待尽力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的个体，因而能将75％的基因遗传给后代（其中50％直接遗传，25％通过兄弟姐妹间接遗传），这反倒成了某种优势；其次，如果说单个个体因继承两个有缺陷的等位基因受到损害，从整个种系层面看则有可能导致缺陷个体死亡，几代后实现“基因清洗”；再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更易开展合作，同胞婚配的翡翠凤凰鱼夫妻很少争斗，雄性小鱼花更多时间照顾后代，由此后代更能健康成长。

　　事实上，上述解释有实验依据。图肯教授和同事将孵出后4至6周的翡翠凤凰小鱼分成两组隔离9至12个月，用来消除彼此的记忆。等性发育成熟，让小鱼在两条小鱼中选择伴侣，一条与其有亲缘关系，另一条则没有。结果让人咋舌：4次中的3次，小鱼都选了同胞亲戚。

　　听来违背天理扰乱人伦，面对此项实验结果，保守人士恐怕会摆出痛加斥责的嘴脸：小鱼嘛，有多大普适性？非也！冰岛解码基因公司最近通过大型样本调查，在人类身上同样发现了近亲结婚的好处——繁殖更多后代。

　　研究人员对1800至1965年间生于冰岛的16万对夫妇及其子嗣情况作了分析，以25年为间隔，比较近亲与非近亲生育的优劣。结果发现：出生于1800至1824年间的妇女，和第3代堂表亲结婚的话，平均拥有4.04个子女和9.17个孙子女；而夫君是亲缘关系8代外的妇女，平均只拥有3.34个子女和7.31个孙子女，在平均拥有后代个数下降的今天，这一特征确实值得保留。

　　生理学可能给出解答：人的血红细胞表面有种能引起免疫反应的物质——表面抗原，一些情况下（典型的是第二次怀孕期），妇女和腹中婴儿可能具有表面抗原不同的两种血红细胞，母体会把胎儿视作一个外来入侵者，因而引起流产。若父母双方亲缘关系较近，血型相同的机率较大，则能降低这种免疫不相容的风险。

　　意大利人朱塞佩•帕萨里诺的说法则更具冲击力。在一个以男性长寿著称的地区，他发现当地电话黄页上姓氏相同者尤多。因为家族姓氏是从父辈向下传递的一个特征，和Y染色体的传递路径一致，这说明当地近亲婚配率特别高。在一个近亲婚配率较高的社会中，其成员身上拥有相同等位基因的几率就比较高。有些基因版本有利于促进长寿，而拥有两个相同基因带来的影响无疑更显著。DNA分析显示：在等位基因率高的地区，百岁老人的出现率特别高。

　　有趣的是，该效应只在男性身上出现。

　　潮流

　　穿上他80岁的高跟鞋

　　西茉纳

　　“当今社会，从卫生间的纸巾到街上的轿车，奢侈品无处不在。我们则有自己独特的产品——手工制作的精良鞋履。”萨尔瓦托•菲拉格慕（Salvatore Ferragamo）从来都是时尚界的焦点，今年，时值创业80周年，上海MoCA举办“菲拉格慕：不朽的传奇1928—2008”展，揭开了这座鞋履时尚帝国的神秘面纱。

　　梦鞋匠

　　“在整个意大利，无论城镇还是贫困的乡村，随处可见鞋匠们坐在堆满了鞋子的小店里，借助光秃秃的灯泡发出的光线，伏在鞋楦上工作着。”

　　1898年，萨尔瓦托•菲拉格慕生于意大利南部一户贫寒人家。为了养家，12岁他就在镇上开了小鞋店，给乡绅太太们制作时髦的鞋子。14岁那年，菲拉格慕跟随兄长赴美淘金。1923年，他在美国开了一家“好莱坞靴店”，专为明星补鞋，从此和影坛结下不解之缘。

　　1928年，菲拉格慕回到意大利，招揽大量优秀工匠，在佛罗伦萨开了制鞋厂，推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鞋履品牌，产品定期出口美国。30年代，菲拉格慕获得欧洲各国上流社会的青睐，成为意大利最为显赫的制鞋商。同时，不忘好莱坞这块风尚宝地，菲拉格慕又与电影制片商合作，成为“电影巨星的专用鞋匠”。

　　楔跟灵感

　　软木楔跟是菲拉格慕的标志。菲拉格慕原先采用薄钢片对足弓加以支撑，并在20年代获得了专利。然而，当意大利受到经济制裁，薄钢片缺乏，制鞋面临原料难题。为此，菲拉格慕开始寻求替代技术，使用撒丁岛软木制作鞋跟，将它们压实、胶合，并对表面加以装饰，直到鞋底与鞋跟间被完全填满。

　　1938年，市面上只有黑色和蓝色的鞋子，菲拉格慕却大胆用色，以鸡皮包裹软木鞋跟，为影星Judy Garland制作了一款楔跟彩虹凉鞋。同年，他又为印度公主库赫•巴哈设计了Maharani凉鞋，以金银小山羊皮细带搭扣，软木楔跟厚鞋底包以红天鹅绒，在雕花黄铜上嵌以翡翠、莱茵石等名贵珠宝，这款举世无双的凉鞋使得软木楔跟成为1940年代最耀眼的时尚发明，深受欢迎。而今，软木楔跟的设计已衍生出众多款式新颖的鞋履。

　　电影情缘

　　菲拉格慕在自传《梦鞋匠》中写道：“我遇见过的女顾客分成三类：‘灰姑娘’、‘爱神’和‘贵族’。‘灰姑娘’穿小于6码的鞋，‘爱神’穿刚好6码的鞋，‘贵族’则穿7码或更大。”

　　自开设首家“好莱坞靴店”，菲拉格慕因给琼•克劳馥等电影明星设计鞋履而声名鹊起。1950年代，奥黛丽•赫本、葛丽泰•嘉宝、索菲娅•罗兰等著名女星都曾前往佛罗伦萨，菲拉格慕为每位明星亲自挑选鞋款，满足她们奢华的妙想。1954年为奥黛丽•赫本设计的Arita，以酒红绒面革装饰鞋面凸现她的清丽优雅；1955年为索菲娅•罗兰打造Damigella短靴，鞋面绣以针刺蕾丝，鞋跟包以金色小羊皮，尽显影后的华贵雍容。

　　1960年菲拉格慕去世，品牌流传下来，从高贵的鞋业巨头，变成一个包装全身的奢侈品牌，“装饰男女，从头到脚”，鞋履之外，还有女装丝巾与男装领带，以及革件、珠宝、香水、眼镜等配饰。菲拉格慕与名人的联系从未间断。1969年，安迪•沃霍尔穿上该品牌的牛津鞋，鞋头绘了几滴颜料状的圆点，波普大师被幽了一默；1991年，戴妃的Diamante鞋与手提包Gancini均出自该品牌设计师之手。

　　今日，各界名流仍是菲拉格慕的忠实客户，他们无须像前人那样飞赴佛罗伦萨，在世界各大城市都可直接买到中意的鞋品、服装和配饰。

　　书与人

　　叩问“新闻价值”

　　美莎

　　一扇阴森古怪的窗户，一具齐腕切断的男尸……

　　《包在纸里的火》在诡秘中开篇，以“我”的视角讲述一名记者因一次意外罹患抑郁症，为挚友相救后，誓助其女医治绝症、其母洗刷污名，却一波三折。整部作品有些希区柯克的惊悚、适可而止的诡异，又有些黑色的幽默、画龙点睛的调侃。文章的整个逻辑关系统一在反复出现的“一切都有报应”的偈语中，使几个看似线索分离的故事因缘际会般紧密衔接，收拢在同一深重主题下。书中不断揭密行业内幕，对“新闻价值”的反复质疑正是对当今新闻道德困境的不断问责。

　　乍看之下，《包在纸里的火》描述的是主人公萧原以理想冲击现实，最终凯旋的故事。但当“流浪汉遇害”、“老妇堕楼”、“交通事故”、“矿难”……这一桩桩旧案曝光时，我们不禁颤抖——人命啊！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在作者的精心设计下，萧原、崔哲、周自恒三位主角，就像是三个烟雾笼罩的谜团，三人之间任一条线都生发出视角各异的故事，随着故事的演进，读者可以慢慢揭开三者间时而“合谋”、时而对立的关系。

　　有正义之恃、无前程之恐的萧原是一个“无欲则刚”的英雄，是与众不同的“第四种人”。虽然被全程打上机敏、睿智的性格标签，但也不可避免地在“买卖死尸”和“红包投路”事件中表现出困惑和犹疑，发出“这份工作一直在折磨我的精神和意志”的感叹。

　　“第三种人”崔哲在书中演绎了一个权力纷争的失败者，一个由心理失衡滑向道德失衡的罪人，甚至最后一点对他的怜悯也掩埋在其偿“债”的命数中。

　　“同行大战”中表现突出的周自恒，令“眼球”、“促销”、“揭丑”等攻势招招见血、式式收效，虽然最后被逼急了“耍了流氓”，但论其失足，或许正应了《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句话：“荣誉几乎毁掉了我的生活，因为它破坏了我真实的感情。”

　　叙事者“我”，于新闻理想的守望中一直干涸和缺氧，妥协在现实的涡旋中，惧做先烈，“冲动必有后果”是“我”的名言，是极具代表性的“第二种人”。

　　其他次要人物：于薇、肖彤、杜晓东、韩振东等，都在加剧道德两极的冲突中充当着很好的价值砝码……

　　这本书通过一个报社，透视整个行业，不孤立任何一种现象，在不断的拷问中，揭示着有关新闻道德的社会议题：媒体官僚化、裙带关系、条子用工、有偿新闻、失实报道、媚俗愚众、公信力寻租、利益捆绑、舆论监督权出让等等，令人不禁发出“明明如月，何时可掇”的感慨。

　　作者用冷峻的表达，平静地述说着记者的心声，揭示着许多记者初入行时“担道义”，接轨现实后“扛痛苦”，最后超越喜悦和负疚，低头前行的精神状态。在生活强大的引力下，自始至终怀抱着高尚理想，是有难度的。萧原的最终离去，也隐含着一份对记者身份的质疑和焦虑。

　　《包在纸里的火》

　　云飞扬 著

　　江苏文艺社08年2月

　　《长路漫漫》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2007年武装组织雇佣的儿童超过25万，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6岁。这些童兵分布在全球10多个冲突地区。武装组织常使用物质诱饵误导其对战争产生兴趣，继而雇佣他们，让他们成为报信者、间谍和搬运工。相当数量的孩子还被武装人员当作性奴。本书作者13岁时遭军方强征入伍，3年后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解救。

　　《论扯淡》

　　南方朔将法兰克福的On Bullshit一书译成中文，取名《放屁！》，大陆引进后改为《论扯淡》。“在我们的文化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在‘扯淡’。”这是开篇第一句。作者引经据典，甄别了“扯淡”和“胡扯”以及谎言的差异。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帕斯卡扁桃体发炎，很难受，向他诉苦，“觉得自己像只被车碾过的狗。”维特根斯坦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一只被车碾过的狗是怎么感觉的。”帕斯卡这种“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都没有差别的态度”，就是“扯淡”的本质。

　　《笔花六照》

　　本书是梁羽生对于往事故人的“点滴记忆和深深缅怀”。甲辑“武侠因缘”中，作者回顾了自己出道的过程。少年时代，梁羽生最推崇的武侠是超短的唐人小说，大学四年，受到陈寅恪关门弟子、“武侠小说迷”金应熙的影响，经常与其谈论武侠小说，但惦记的还是学术。1952年，太极派和白鹤派先在香港报纸上笔战，后来干脆到澳门比武，太极拳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这一拳引发了绵绵不绝的武侠小说浪潮）。比武第三天，梁羽生的武侠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连载。这一写，就是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