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证明历世达赖喇嘛都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

　　“达赖喇嘛”一名，始于明万历年间。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首领索南嘉措在传教期间，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相会于青海湖边。俺答汗尊称他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达赖”是“嘉措”这一名字的对译，在蒙语中又有“大海”的意思；“喇嘛”则是藏语“大师”的意思。所以，达赖喇嘛既有“嘉措大师”之本意，又有学问渊博如海的大法师之喻意。

　　“不过这时，这一称号还只是私人间的尊称，而不具有政治和法律意义。”杨冬权说。

　　据《明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月丁卯日，“番僧答赖（今译达赖）准升"朵儿只唱"名号，仍给敕命、国书。”

　　“可见，明王朝正式对这位历史上的第一位达赖喇嘛进行了册封。”杨冬权说。

　　索南嘉措得此称号后，格鲁派上层僧侣把他定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而把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根敦珠巴追认为第一世，把根敦珠巴的继任者根敦嘉措追认为第二世。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明王朝又降旨把封给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让云丹嘉措继承，他就是第四世达赖喇嘛。

　　“由于历史的原因，明朝中央政府对三世、四世达赖喇嘛的册封档案原件现在没能保存下来。从五世达赖喇嘛起，中央政府敕谕、认定、册封达赖喇嘛的档案现都有所保存。”杨冬权说，“现在我们选出的几件历史档案，足以证明历世达赖喇嘛都是经中央政府册封、认定的。”

　　据介绍，目前这些珍贵的档案原件多数收藏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其中包括——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顺治皇帝派人慰问五世达赖喇嘛时颁发的敕谕；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封赏六世达赖喇嘛的敕谕；雍正皇帝颁给达赖喇嘛的金印；

　　乾隆皇帝颁给八世达赖喇嘛的玉册；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嘉庆皇帝封赏九世达赖喇嘛的敕谕；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道光皇帝封赏十世达赖喇嘛的敕谕；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道光皇帝册封第十一世达赖喇嘛的金册；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咸丰皇帝为派驻藏大臣主持坐床事给第十二世达赖喇嘛灵童的敕谕；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光绪皇帝为派驻藏大臣主持坐床事给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灵童的敕谕；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主任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的令。

　　清王朝建立后，清廷派遣喇嘛去拉萨延请达赖喇嘛赴京。五世达赖喇嘛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十二月到达北京。顺治皇帝多次会见并宴请了他。不久，又用金册、金印，正式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口旁加旦）喇达赖喇嘛”。

　　“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和法律效力。”杨冬权说，“这次我们公布的档案中就有，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六月顺治帝派人慰问五世达赖喇嘛时颁发的敕谕。”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六月十日，雍正皇帝下旨，把康熙皇帝册封的“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六世达赖喇嘛”，改封尊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口旁加旦）喇达赖喇嘛”，并赐以金册、金印。

　　这次公布的有雍正当时封赏的敕谕。从谕旨中“喇嘛尔受皇考之仁恩，令尔弘扬黄教，俾土伯特众民安居，封为"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六世达赖喇嘛"，赐以金印册文，送往本地坐床”的话来看，这位达赖喇嘛是由清中央政府官员主持坐床典礼、正式加以认定的。“这证明，至少从他开始，达赖喇嘛已开始由中央官员主持坐床、予以认定了。”杨冬权说。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七月，嘉庆皇帝在接到第九世达赖喇嘛于坐床后奏进的谢恩表后给他封赏的敕谕。这位达赖喇嘛因特别灵异而经中央驻藏官员及西藏僧俗官员联合奏请，由皇帝特准免予“掣签”而认定。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十月，咸丰皇帝为派驻藏大臣主持坐床事给第十二世达赖喇嘛灵童敕谕。之前，清廷驻藏大臣已经在布达拉宫的金瓶中掣签认定了该灵童，但须待坐床仪式举行后，才能正式称为达赖喇嘛。

　　杨冬权说：“这件档案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认定达赖喇嘛的前后过程。”

　　这次国家档案局还公布了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主任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的令。第二年二月，在吴忠信主持认定后经中央政府任命，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杨冬权说，以上这些历史记载和档案清楚地告诉人们，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反对中央政府、鼓吹“西藏独立”，不仅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历代中央政府的意愿，也违背了历世达赖喇嘛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