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记者发现,永川区的惠农政策上明文规定,种柑橘的优惠政策比种粮食更多,每亩不仅可以获得市财政资金1300到1600元的补偿,同时还能获得每亩250元的种苗补助和其它帮助,远远高于种粮食的补贴 |
紧跟着油价的脚步,国际粮食价格也掀起了一轮上涨高潮,世界银行发表报告说,过去3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83%。在粮价暴涨的背后,全球粮食储备正在大量减少,联合国统计目前全球粮食储备已降到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国际粮食市场风雨突变,国内粮食生产又是什么状况?粮食危机真地会出现吗?一起到重庆去看看。
在重庆的永川、合川、璧山等一些粮食产区,记者看到不少农民正在种植稻谷,但面对摄象机,他们却一肚子的牢骚。
农民:“赚不到钱,怕持平都要危险,你要倒贴。”
农民还告诉记者,因为种粮赔钱,一些人已经不愿意种粮了,在重庆合川区的一片农田里,记者看到耕地上虽然种满了各种农作物,但当地农民却告诉记者,收完这一季,他们就不再种粮食了。
一位农民告诉记者,当地的青壮劳力基本上都出去打工去了,省时省力的小春作物,留在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愿种植,但这些小春作物收割后,对废时废力,还赚不着钱的稻谷,不少人都打起了退堂鼓。
重庆市农业局副局长张洪松告诉记者,在重庆,随着400万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大量的村庄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里,今年1月,重庆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撂荒地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中明确规定:农民如果连续2年撂荒耕地,他们的土地将被收回。而之所以出台这个政策,就是为了防止土地大面积撂荒。
重庆市农业局副局长张洪松:“肯定,那不担心干吗我们今年要出台这个政策,我们现在就是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对耕地撂荒的担心并不是说说而已,记者看到,这份通知也给基层政府施加了压力,通知规定:当年大春撂荒地超过常用耕地数量1%的产粮大县,要扣减10%奖励资金。在这种压力下,个别基层政府为了让农民种粮,甚至还拿出了土政策。
为了防止土地撂荒,重庆市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而在今年3月,中央财政也决定再拿出156亿元投入,给每亩粮食种植面积增加农资综合补贴23元,达到40元,同时再追加50亿元良种补贴,扩大补贴范围,国家的这些补助,都直接花到了种粮农民身上,是实实在在的收入,可为什么刚才这些农民还认为种粮赔钱?再来看看他们算的一笔种粮账。
在重庆江津区双福镇高浒村,左宗全虽然喊着种粮挣不到钱,但记者还是看到他把家里的水田插好了秧,左宗全告诉记者,之所以把秧插上,并不是要靠粮食去挣钱。
左宗全告诉记者,为了解决家人吃饭的问题,他才种上了水稻,那种水稻是否赔钱?他也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一亩水稻请人犁地、插秧、收割就要300多元,但今年种子、化肥价格上涨的厉害,这样算下来,每亩的成本大约在450元左右,而一亩水稻平均产稻谷900斤,以现在每斤稻谷九毛钱计算,每年的收入是810元,加上40元的政府补贴,总收入为850元,虽然从表面上看,种一亩水稻赚400元左右,但这笔帐还没有计算日常人工管理的成本,如果是出去打工,起码挣两三千块钱一个月。
左宗全告诉记者,种一季稻子他还要拿出10天进行管理,但这10天去打工,他至少可以收入500元,这么算下来,与打工相比,种一季水稻反而少收入100元。
如今在左宗全眼里,打工已经成了主业,种粮反而成了副业,他告诉记者,虽然村里也有人外出打工,撇下了耕地,但这些地,左宗全并不想要。
在高浒村,认为种粮赔钱的并不只是左宗全,采访中,不少农民都告诉记者,在外出打工和在家种地之间,他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而记者在重庆多个产粮区县的采访中也发现,这种观点十分普遍。
永川区农业局副局长王栋林:“单独一家一户肯定是亏损的,他也就是赚点自己吃,然后就把自己那部分的劳力不算钱,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效益。”
重庆人多地少,按照目前的粮价,一亩地的投入产出,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农民打工的收入相比,因此,大部分农户认为种粮并不赚钱,从而对粮食种植粗放管理,不愿学习种粮技术,虽然目前重庆耕地和稻种有着亩产1400斤的潜力,但目前的平均产量也只有800斤。
张洪松:“不是品种的单产潜力不够,是生产跟不上,生产跟不上的原因是包括农民使用技术的积极性很差。”
粮食单产难以提高,农民家里的存粮也在减少,在重庆合川区的一个小镇上,一个收粮卖粮的经营户告诉记者,去年同期,每逢赶场他都能收到一两千斤稻谷,但现在,他只收到了几十斤。
重庆一些农民种粮热情不高,很关键的原因在于种粮收入赶不上外出打工,再加上耕种方式粗放,粮食产量有限,收益偏低,那通过流转的方式把土地集中,发挥规模效应、扩大产量,是不是就能让当地的农民种粮呢?再来了解一下。
在江津区双福镇,记者看到600亩的稻田流转给恒河果业有限公司后,被种上了柑橘,像这样的柑橘园,每亩接近4000元的净利润远远超过粮食。
离这个示范园不远的另一块大田,上百亩的耕地流转后变成了柑橘种苗园和柠檬园,重庆市恒河果业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李隆华告诉记者,柠檬园的经济价值更高,可达到六千到一万元的产值。
李隆华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种植园,他们计划在重庆发展18万亩,另外,在重庆璧山县新堰村,记者看到,以往的耕地都被改种了蔬菜。
重庆市璧山县新堰村村民伍思群告诉记者,她把别人弃耕的20多亩水稻田承包过来后,都改种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番茄,每亩净利润也可达5000块钱。
另外,在永川区农业局提供的这份情况介绍上,记者也看到,占永川土地承包总面积25%的耕地已经实现流转,到十一五末,计划流转的土地面积将达到耕地面积的40%,但是,记者同时也发现,大量的耕地流转后种上了桑树、茶叶、和各种果树等经济作物。
记者:“你现在担心这些承包大户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种这个水稻吗?”
王栋林:“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因为粮食比较效益很低。”
那么,目前重庆全市土地流转的总量又有多少?张洪松告诉记者,全市去年流转总量的17%左右。那么,这17%流转的土地又有多少种了粮食?张洪松称,流转的耕地当中只有三分之一种了粮食。
这些数据表明,目前重庆已经有11%的耕地已经不再种粮,但让人想不通的是,实现了规模化经营的耕地,通过机械化就可以节省大量人工成本,再加上国家的补助,种植粮食应该说有钱可赚,这些承包大户为什么还是不买帐呢?
采访中,土地承包户告诉记者,如果将流转来的土地继续用来种水稻的话,850斤稻谷的租金再加上几百元的种植成本,那么每亩总成本将突破1000元,也就是说,承包大户如果拿租来的地种粮的话,几乎没有利润。
农业企业说到底毕竟还是企业,首先还是要追求利润,什么最赚钱就种什么,这样一来粮食也就只能排到果树、蔬菜这些经济作物之后了,不过,在重庆也还有不少种粮大户,把打工农民的耕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种粮,这种经营模式能解决当地的难题吗?再来看看几个种粮大户的情况。
采访中,重庆市农业局张副局长曾表示,现在有三分之一的流转地,已经被承包大户种上了粮食,那么这些承包户会不会赔钱?为此,记者也在重庆永川区找到了一个种粮大户,他叫吕正超,这位66岁的老人一口气承包了两个大队480亩稻田。
吕正超为了承包这些土地,不仅每亩耕地每年要付出500斤稻谷的代价,同时,当年的赢利他也必须和出租土地的农户三七分享,大户给七成,农户承包户给三成。
吕正超告诉记者,由于租来的耕地成本很高,为了减轻成本压力,他采用了机器插秧收割,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增产,同时还可以把种植成本降低到350元每亩。
吕正超告诉记者,靠科学种植,产量超过900斤达到保本问题不大,而真正让他能够赢利的则是每亩40元的中央补助,以及重庆市给种粮大户每亩补助的150元,因为他承包了480亩地,这一块一年就能赚10万元左右。
虽然种粮有可能让吕正超赚到第一桶金,但他并不满足,他计划在赚到第一笔钱后,明年就开始改种经济作物。
在重庆,虽然土地流转和政府补贴给承包大户创造了种粮的赢利空间,但是,承包大户的投资冲动也会让更多的流转土地不再种粮,采访中,另一个承包了210亩耕地种植粮食的大户沈鑫也表示,她的想法和吕正超一样。
那么,对于这样的投资冲动,当地政府有没有办法约束种植大户们只能种植粮食?
王栋林告诉记者,能够约束种粮大户的就是不种粮就取消每亩150元的补助,但是,采访中记者却发现,这种约束几乎就不存在,因为永川区的惠农政策上明文规定,种柑橘的优惠政策比种粮食更多,每亩不仅可以获得市财政资金1300到1600元的补偿,同时还能获得每亩250元的种苗补助和其它帮助,远远高于种粮食的补贴。
在重庆的调查中记者发现,无论农民、农业企业还是种粮大户,都觉得种粮收益太低,远不如打工和种植经济作物,去年重庆市粮食产量为1148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跟全国平均水平相当,虽然,眼下重庆还没有粮食短缺的担忧,但种粮积极性下降已经让重庆的农业部门感受到了压力。
虽然重庆市的统计数字显示,人均占有粮食超过国内平均水平,但今年一季度跟去年一季度相比较,重庆大米的价格还是上涨了21%,对此,重庆市农业局主管粮油的副局长张洪松并不轻松。
张洪松:“什么是民生,最大的民生就是能保证吃饭,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那你还谈什么民生。”
那么,粮价上涨的格局下,稻谷的价格究竟达到多高才能让农民愿意积极种粮?在永川区长丰村,记者见到了一个帮承包大户种植水稻的村民,他告诉记者,自己家里的3亩地都租了出去。
重庆市永川区长丰村村民:“ 2元钱一斤的谷子吧。”
记者:“2元钱一斤你满意吗?”
重庆市永川区长丰村村民:“2元钱一斤可能就种的出来了。”
分散的农户由于达不到规模化种植,技术上也不够先进,因此水稻种植成本相对较高,那对那些资金相对雄厚,技术先进的承包大户来说,什么样的粮价才能让他们心动?
伍思群告诉记者,从目前看,即使谷子达到1.5元一斤也仍然不如种番茄赚钱,但粮食价格稳定,并且容易储藏,而番茄价格受市场波动影响比较大,赶上市场不景气甚至还要赔钱,因此,如果稻谷价格合理的话,他们也会考虑种植。
虽然不少经济作物的种植大户都表示粮食涨价他们才愿种粮,重庆市农业局副局长张洪松却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完全根据市场来调节这个价格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张洪松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粮价低于国际粮价虽不合理,但粮食属于刚性消费品,它的价格一涨,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跟着上涨,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最受伤害的就是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和外出打工的人。
张洪松:“家里有田的,还再继续种粮的这一部分农民可能损失比较小,但是你从全国总体来讲,我们2亿多打工仔,这些人他得吃粮啊。”
此外,张洪松还告诉记者,一些农民高价流转土地,虽然造成了承包大户种植粮食没有利润空间,只能发展经济作物,造成了粮食供应的不足,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条例限制这样的行为,因此农业部门也无法强制干涉。
张洪松:“城里面有低保,十年以后就吃低保,农民低保哪里来,农民收这个租金,实际上就是维持基本生计的一个要求,国家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倾向于他们,他们是弱势群体。”
一方面,重庆要控制粮价不能快速上涨,另一方面,重庆大量的耕地却转向非粮的经济作物,同时农民对自种的土地也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对这种现象,张洪松告诉记者,他们虽然不断的摸索高产的种粮技术,但同时他也呼吁,在粮价不涨的情况下,要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还应加大种粮的补贴。
张洪松:“国家应该从关注民生的角度来加大对种粮的补贴,强化农业的基础设施,把钱投在这一块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的机械化的装备水平,通过扩大规模经营来提高效益。”
半小时观察:农民为何不种粮?
这几天,我们注意到,国际粮食价格节节攀升,已经给粮食进口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不少国家,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演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应该会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是片中的现实却是:因为种子、化肥的价格上涨,农民们非但没能从粮价上涨中真正获益,反而因为种地没有收益而丧失了种粮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出台的处罚措施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撂荒问题。粮价上涨,农民却不愿种粮的怪圈,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大麻烦。
面对这种现实,单靠行政处罚手段或市场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一方面需要国家加大对农民种粮的补贴,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部门在种子、农药、化肥这些与农民收入息息相关的生产原料价格方面加强调控。
现在农村已经出现了转租土地的新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我们的有关部门需要创造性地思考问题,进行制度方面的创新,用制度规范土地转租行为,一方面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使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机械化、集约化耕种,提高生产效率和单位产量。只要能规范好、管理好转租行为,那么农村出现的转租现象也不失为提高农民收益、提高粮食产量的新思路。
主编:周人杰
记者:李杰
摄像:樊金锋 樊建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