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老省长回忆改革开放：放开菜价震动中南海

1992年,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朱森林(左一)和南巡的邓小平会面。　　资料图片

　　改革开放30周年 口述史第16期

　　广州放开菜价震动中南海

　　自喻为广东改革开放最关键20年两棒接力赛赛手,老省长朱森林回忆当年那些被“逼上梁山”的改革

　　■口述人简历

　　朱森林，1930年10月生，上海川沙人。1948年参加工作。1981年到1991年，历任广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1991年到2001年，历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1992年，我到省里任省长的第二年，有幸见证了小平南巡。当时深圳我去不了，就在珠海等小平过来。小平到珠海讲了很多高屋建瓴的谈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说“我们要加快发展，我们已经落后了两百年，我们不能再等了”。所以后来就提出了追赶“四小龙”的目标。

　　前后20年，从广州市长到广东省长，朱森林经历了广东改革开放最关键的20年。他将改革开放比喻成了一场接力长跑，而他，一个改革开放的亲身实践者，在这场接力赛中，是一个接过中间两棒的运动员，一棒在广州，另一棒在广东。

　　如今回忆起这接力的两棒，老省长记忆深刻，思路非常清晰。他显然为这一次采访做了充分的准备，厚厚一叠资料和笔记帮助他记起了不少尘封已久的历史。他甚至清楚地记得是一张兑不了的鱼票，激起了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推行城市价格改革的决心，广州在这场改革中充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角色，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放开蔬菜、塘鱼、水果和猪肉的价格。

　　当年物资的极度贫乏，让这场改革有一点“逼上梁山”的味道。朱森林坦言，当时没什么价值规律的概念，但“歪打正着”。

　　我向来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比喻成一场长期的接力赛跑。在这条道路上，改革开放是引路的，扮演着一个领跑的角色。

　　当然了，这个在长跑中，有开始起跑的，有中间一棒一棒接力的。我就是在中间负责接力跑的，最早的几棒是我们一些老前辈，像习仲勋、杨尚昆，后来是任仲夷，林若，梁灵光，叶选平。那么谢非和我应该是中间接力的这一棒。所以我接过两次棒，一次在广州，1981年到1991年，我从市委常委到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还有一次在广东，1991年到2001年，从省委副书记、省长到省人大主任，前后也是10年。

　　改革前广州有“三个不”

　　上世纪70年代末，广州物资匮乏，“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还有“三个不”———“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这怎么得了？所以很自然就想在供应问题上做文章

　　前10年，我跑过的是广州的改革开放。这一段的中央背景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针对广东福建的中央五十号文，就是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后面又有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一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

　　我记得1987年的十三大，那一次很有意义的是安排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选了沈阳、武汉、重庆、广州四个城市的书记或者市长去回答记者提问，这恐怕是国内最早的记者招待会了。我代表广州被邀请去了，主要是回答大家对改革开放的关注。

　　当时广州的改革主要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流通体制改革，从价格体制上解决流通僵化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广州物资匮乏，那时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广州“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

　　还有“三个不”———“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电灯不明是指电力供应很紧张，通常是开三停四，当时媒体出过一个漫画，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了烤鸡。讽刺经常停电了，冰箱不冰了，居然拿出了个烤鸡了。说电话不灵主要是指打电话还不如骑车快，道路呢也是坑坑洼洼的。

　　这怎么得了？所以很自然就想在供应问题上做文章。主要考虑到是不是价格控制过死影响了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计划种植、计划收购、计划定价，流通体制僵化，样样要凭证，粮票、鱼票、肉票、布票……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的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

　　我在当时从化县任革委会副主任时，对此也深有体会。广州当时要求过年供应每户一只鸡，各级供销社要保证负责把鸡收上来，上交到市里，然后供应市民。为完成任务，我与供销社人员一起拿着秤、鸡笼，跑到农户家去收购。因为收购价低，农民不愿卖，卖也是卖瘦鸡。两者关系紧张，闹得“鸡飞狗走”。

　　蔬菜也是统购统销，每亩种多少，多少上市，完不成任务受处罚。农民为了完成任务，当时拼命增产，讲数量不讲质量。一条空心菜被人称为“无缝钢管”，只有1/3能吃，还有1/3当垃圾，1/3喂牲口，所以“可食率”成为当时的专有名词。

　　“白菜三毛”，告到中央

　　1984年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价格上浮。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广东和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

　　广州改革不是从农村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的。

　　大家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它价格。所谓价格放开就是要利用价格杠杆调节农副产品价格，解决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当时广州虽没有把它放在价值规律这个高层面上来认识，但是实际的操作是按价值规律来办的。

　　我带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些人到芳村做了调查，认为应该给农民种植自主权，否则农民就不能发挥生产积极性。后来，市委在这方面特别是生产自主权方面让农民放开经营。主要是三放开：“放开任务，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

　　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正值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81-1983年，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到放开猪肉价格时，政府采用补贴方式，把市民因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补回一些。1984年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价格上浮，加上天气影响，菜价上涨较大。市民情绪波动，反响强烈。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来广东询问情况。但长痛不如短痛，广东和广州不顾“阵痛”，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经过一段时间放开价格之后，价值规律发挥了杠杆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价格逐步回落，并日趋稳定。不仅农民增加了收入，市民也得到实惠。广州价格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反响很大。

　　这办法在广州是最早的，广州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的。为什么说广州是第一个吃螃蟹的？1987年5月30日至6月3日，国务院在广州流花宾馆召开全国十大城市蔬菜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局以及全国十大城市的代表。我在会上代表广州市政府作了广州市蔬菜产销改革汇报发言。当谈到放开蔬菜价格时，李鹏说，这个方法在广州看来是成功的，但要在全国推广很难。我在汇报发言中提出不是所有品种都放开，先是塘鱼价格放开，接着放开部分蔬菜价格。各地代表对此反应热烈，认为广州的经验值得借鉴。

　　广东率先放开粮价

　　1992年，广东就在全国率先放开粮价，之后连续三年，广东粮食产量下降，国内舆论对广东很不利。我在佛山见了（国务委员）陈俊生，他对我说，广东实事求是，该种什么种什么，因地制宜

　　后来我到了省里工作，推行的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针对粮食的购销体制改革。1992年，广东就在全国率先放开粮价，之后连续三年，广东粮食产量下降，国内舆论对广东很不利，说广东不种粮啦，弄得省政府压力很大。由国务委员带队的调查组来广东调查，还是比较客观看待了广东的粮食问题。我在佛山见了（国务委员）陈俊生，他对我说，广东实事求是，该种什么种什么，因地制宜。我也曾先后当面给李鹏、江泽民汇报，认为广东要提高粮食自给率，广东城乡人民基本口粮自给是可以解决的，但广东土地少，饲料粮（大豆、玉米）、食品工业粮、外来人口粮是不能解决的，要广东负担这些是办不到的。

　　其实，粮价放开前，我到国务院向邹家华汇报，国家物价局起初是不赞成粮价放开的。后来听取周边几个省的意见，几个省都同意广东放开，原本湖南因粮食流向广东，本省粮价抬高，曾采取堵卡措施，防止粮食流向广东，这时也同意广东放开粮价。

　　放开之初，粮食产量下降，主要是因为农民拥有更多的种植自主权，觉得种粮收入较少，有一些农田并不适合种粮，就减少种粮面积；原先追求高产量是为了交公粮，粮食质量不高，而种植优质稻，产量会相应下降。我们就提出要建立“米袋子”工程，实行省长负责制，规定每年的粮食种植面积不少于5000万亩（复种面积），总产不少于350亿斤。

　　到1995年广东粮食产量上升，达到350亿斤，解决了“米袋子”问题。后来国家实行三项政策，广东也只好这样做，实际上并不成功，等于是走了回头路。

　　“你去筹备开发区吧！”

　　1984年12月28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后来有一些材料提到这一段历史，说我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就到黄埔开发区白手兴家，这是文学家形象的写法

　　广州的开放则是从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的。开发区刚开始范围比较小，“从无到有”到“从小到大”。

　　1984年1月，邓小平到广东等地视察，肯定了广东的建设成就，肯定了试办特区的路子是对的。

　　根据小平的倡议，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于3月26日至4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允许有些城市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使之成为中国对外技术合作的“窗口”和基地。这是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又一战略决策。

　　广州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并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仅可促进广州自身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将可起到全省中心城市和带动整个华南地区经济腾飞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于是就着手筹办开发区。

　　我曾向市委书记许士杰表示想管经济。许士杰说：“既然你想搞经济工作，那你就去筹备开发区吧！”1984年4月26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小组成立，我兼任组长，对开发区的选址、总体规划、近期计划、引进项目选择以及机构组建等，制定了工作方案。6月19日，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我任管委会主任，陆续抽调干部，实施兴建开发区各项计划。

　　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很关注开发区的创办。关于选址，是仲夷、士杰同志到现场考察后确定的。我们把开发区选在黄埔区横滘河南边的一块三角地，界限明确，像特区那样便于管理，面积又不突破10平方公里，十分理想。经省、市领导和经济、金融管理、规划、建筑、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反复比较和论证，确定开发区选在黄埔区东缘、珠江和东江干流交汇处。

　　1984年6月8日，时任的国务委员谷牧在任仲夷同志和我陪同下，视察了广州开发区的选址，听取了制订《广州开发区规划大纲》（草案）的情况汇报。6月9日，谷牧在广州珠岛宾馆听取广州、湛江两市负责人汇报时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不能再搞一般的引进加工业，而要搞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工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点，选得还可以，不过不要急于求成全面铺开，要一小块一小块地搞。”

　　1984年12月28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广东省、广州市、广州部队的负责人以及中外来宾3000多人出席了奠基典礼。

　　后来有一些材料提到这一段历史，说我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就到黄埔开发区白手兴家，这是文学家形象的写法。其实当时没有办公地，我要求市总工会把坐落在此的海员俱乐部让给我们使用。

　　办开发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任务与权力，赋予什么政策，启动资金的来源。开发区基本上是参照经济特区的模式，有较大的自主权，即相当于市一级的管理权。正局级干部市里批，副局级干部开发区管委会批，政策相当于特区的政策。梁灵光省长很重视，省政府专门拨款3000万元作为开发资金，不能作其他用途。后来各省凡是搞开发区的人到广州开会，都很羡慕，说广东省政府真是支持开发区建设。接着是规划用地，那里是一片蕉林、蔗田，与农民协商，每亩出2万元征收。还从市里调了一批干部，解决了许多方面的问题。

　　由于土地是冲积地，软土层很厚，只好用抽沙填土方式解决。开发区做法：在起点、布局上以高新技术为主。但有的不是高新技术项目，只要能积累资金的项目也上。从这点来看，是实事求是的。

　　后来，14个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交流经验时，认为“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开发区做得较好。2003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GDP达400多亿元，财政收入80亿元。2004年增长幅度更大。

　　南巡后提出追赶四小龙

　　在制定广东赶“四小龙”规划时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赶2010年的水平还是1992年的水平？另一个问题是按什么标准计算？如果按外汇牌价计算，我们与四小龙的差距更大。后来倾向于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

　　1992年，我到省里任省长的第二年，有幸见证了小平南巡。当时全国正在珠海开政法工作会议，乔石主持，我要去介绍广东的经济发展情况，所以深圳我去不了，就在珠海等小平过来。小平到珠海讲了很多高屋建瓴的谈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说“我们要加快发展，我们已经落后了两百年，我们不能再等了”。所以后来就提出了追赶“四小龙”的目标。

　　小平南巡后不久，4月下旬至5月上旬，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带领由10个部委办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到广东调研赶“四小龙”问题。调查组在广东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研究，了解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研究探讨如何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广东要力争在今后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目标的措施。

　　在制定广东赶“四小龙”规划时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赶“四小龙”2010年的水平还是1992年的水平？另一个问题是按什么标准计算？是按外汇牌价，还是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如果按外汇牌价计算，我们与四小龙的差距更大，实现目标更困难。后来研究倾向于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这些在文件中没表述，但讨论中提到了。

　　1992年7月1日，广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快广东发展步伐，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请示》。主要内容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目标和步骤是：在经济的总体水平上赶上“四小龙”，在精神文明方面要比他们强。

　　这一目标的确定对广东的士气鼓舞很大，“八五”期间，广东的经济发展得最快，上了一个大台阶。从1991年算起，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递增19%，其中有的年份是21%，由1990年的1400多亿增加到1995年的5400多亿，比1980年翻了三番还多。

　　10多年后，我回忆起这段历史，还写过一首诗《清平乐·忆邓小平南巡》：岭南春晓，迎来邓公早。指点江山人未老，宏论解惑正好。敢闯敢攀高峰，改革开放立功。干部群众奋起，齐心全力赶龙。

　　转眼广东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我希望广东还是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中争当排头兵。当前改革的面更广，难度也更大，叫做“四位一体”的改革任务，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所以要把改革全面推进，必须要有一种强大的改革动力。否则的话，改革可能就会很缓慢，甚至于走弯路。

　　如果说当年我们改革开放是先走一步，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走在前列，用解放思想作先导，用革命的胆略和智慧来破解前进中的难题，继续为全国提供新鲜的经验。当年让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改革的勇气很大，现在应该继续保持这种勇气。

　　采写：本报记者 田霜月 实习生 吴桐雨

　　摄影：本报记者 卢汉欣

　　统筹：本报记者 贾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