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先生的书法作品

　　六

　　他水木清华时代的老朋友费正清称他是“一位有才华的英国文学教授，他成为主要的战后外交家”，还说他是林徽音(英文名菲莉斯)的表兄，则没有其他旁证。1968年台湾有人攻击说胡适、王世杰、叶公超等勾结费正清，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1964年费正清访问台湾时，“蒋介石个人仍具有左右一切、窒息一切的作用。我们在北京时期的老朋友叶公超曾经当过清华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他完全凭自己的才能跻身于‘中华民国外交部’，当了10年的‘外交部长’，接着又任驻华盛顿的‘大使’。

但现在，由于他不愿顺着老头子的意思搞‘外交’，结果他被羁留在台北任内阁中的不管部部长。他是一个致力于中国复兴的人，对新旧文化都很珍视。……叶公超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对中国画很在行。同时，他还在厄伯纳、贝茨、阿姆赫斯特和剑桥等大学和学院接受过西方教育。他曾经历过德国对伦敦的空袭和目睹过新加坡的陷落，他认识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领导人。这一次，他带着我们乘火车到台中去参观存放在那里的故宫的艺术珍藏。当时拉里·西克曼正在那儿对这些东西拍照。我们住在台湾第一银行的招待所里，碰到了许多企业家，叶公超认为他们将来会给台湾带来一些希望。在访台期间能和这样一位难得的朋友在一起，真是一件幸事。”

　　1977年，费正清再度造访台湾时，蒋介石已不在人世。“在台北最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再次会见前任外交部长叶公超，他依旧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仍然牢牢地坐在政务委员的位置上，他喜欢孤独，然而却奉命去处理预算问题。他外出时，秘密警察跟踪他；当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一种对最高级天才的奇怪的愚弄。叶公超对一个现代歌舞团甚感兴趣，他陪同我们前往有2000人观看演出的中山纪念堂。这次演出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观众在情绪上似乎完全是西方国际式的。文学和艺术正在台北蓬勃发展。这是我们这个伟大世界的一部分。”

　　七

　　在落寞的晚年，除了以书画自娱娱人，叶公超曾编英文教科书、国语辞典等造福后人。记者赵世洵有一次夜宿花莲公路招待所，在房间的抽屉里发现一叠英文稿件校样，上面有许多改正的地方，仔细一看是一本大一学生的英文课本。向招待所的人打听，知道这间房在此之前叶公超住过。赵把校样带还给叶公超，他十分感谢：“年纪大，身体差，记忆力也减退了，所以才把这份校稿给忘了。”

　　1977年12月21日，他在《中国时报》发表《对中文教学的几点意见》，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他甚至热衷于针灸，早年他在北京摔了一跤，伤了右腿，用针灸治愈，对此他记忆犹新。老友聚会时，他们常会谈及针灸。1973年10月，他70岁生日时，老朋友为他祝寿，他把收到的贺仪120万元全部捐给了“中华针灸科学研究基金会”。当媒体报道他的生日时，他有几分不悦：“我这回生日，过得太招摇了。各报都登了一大篇，这样不好，人家会觉得肉麻。”

　　他晚年各种文化、学术活动也很多。1980年8月，“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在台举行，他已77岁高龄，还担任了文学组主席团的主席之一。1976年12月，他应邀担任张静二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口试主席。指导教授之一张捷按习惯提前一小时出门，到了会场，发现比自己年长一倍的叶公超早到了，原来他怕天母路远，上班时间车辆太多，总是让司机早早出门。张捷感慨：“叶先生是受过西洋教育的人物，守时一定也必是他的人生常则之一。”

　　1950年进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担任速记的涂翔宇记得，每次院会，叶公超总是第一个到，喜欢在记录席上小坐吸烟，和议事人员聊天，谈笑风生，有时会大谈莎士比亚。

　　他凡事认真，一丝不苟，一次应一个文化机构邀请作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演讲，整整忙碌了两个星期。等到演讲时，预定的两小时将到，他兴致正高，人们以为一定完不了，没想到一到时间，他即戛然而止。他手持资料卡说：“我今天所讲的，还不及我准备的四分之一。”场中掌声雷动。

　　八

　　“自织，自耕，自在心，江干千种柳成荫。兴来一棹悠悠去，酒熟深杯细细酌。”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幅水墨画题诗，也是他晚年的人生境界。一切都将成为过去。

　　1981年最后一个中秋夜，他还兴致勃勃地挥毫书写苏东坡的《赤壁赋》。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叶公超在医院的走廊上散步，有时愁眉苦脸，有时会笑逐颜开，直到大限将至，遇到旧朋友就忍不住要哭，都显示了他的本性，率真之处，丝毫也不作伪。贵为“总统府资政”，虽然晚年病中，蒋经国曾亲自去看他，但他心境之凄凉，胸中之不平和抑郁并没有一丝减少。蔡孟坚到医院看他，发现他头发全白，老态、病态毕露，蔡安慰他：“我只小你一岁，只要将烦闷变快乐，自能长命百岁，谅必稍加治疗，即可出院。”他竟愤怒地回答：“你少说俗套话安慰我，你应该知道‘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的古话，我的心早死了。医生诊断我是心脏病，固然不错，但是有许多政治野心家，先将心脏病秘密掩饰为正常，仅仅说出一些附属病症，有的竟宣布其身体一切正常。今我一生无野心，须知我的心脏病，是被动而来的，哀莫大于心死。”“我真死得很惨”。

　　1981年11月17日，当收到宋美龄从美国差人送来的纯毛黄褐色背心和一些消化饼干后，他整日沉默不语。3天后(1981年11月20日)，他走完了人生的全程，享年78岁。临终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程沧波的挽联说：

　　学术擅中西，零落山邱同一哭。

　　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