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伟：我是中国改革开放艺术发展史的活化石

《躲闪》

“人质”现场，偌大的两层艺术馆展厅被汪建伟划分出了《普通报告》、《封闭系统》、《感染》、《候诊室》四个部分。而《普通报告》的主体就是这样一个“四不像”的机器。

　　汪建伟：“我是中国改革开放艺术发展史的活化石”

　　本专题采写和图片整理

　　本报驻上海记者周裕妩

　　4月19日至5月18日，汪建伟的新媒体新作展《人质——汪建伟个展》在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首度亮相。

　　汪建伟，一个曾经的“伤痕油画”倡导人，早在1984年他的油画《亲爱的妈妈》获得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1990年之后，却做出一个让业界诧异的举动——抛弃画架，转向装置、观念摄影、视频等更广泛的艺术领域，这在当时，“装置艺术”这个词也不过才刚刚被国内知晓。

　　十多年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也开始知道“当代艺术”了，而他也赢得了自己更大的成就：2008年2月，美国当代艺术基金会授予他2008年度艺术家奖，这个奖项被誉为世界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今年2月，他被美国当代艺术基金会授予2008年度艺术家奖，是国内获此殊荣第一人

　　他经历了国内油画的现实主义、神秘主义、抽象主义，最后放弃了架上艺术，转向行为艺术，再到概念、Video和装置艺术

　　有人说，汪建伟和方立钧不同，他没有拥抱新的经济主义。他也和艾未未不同，没有接受做下一辈的开路人的角色。在中国这个崇尚社交的环境里，汪建伟顽固地保留着个人性、孤单性和头脑性。这大约和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1977年到1983年，汪建伟在北京附近参军。“部队看我会画画，就让我画作战地图。我满脑子都是地形图，甚至在一个黑夜，把你丢在一个地方，然后你要画出这个地方的地形图，越准确分数就越高。”

　　在25岁离开部队后，汪建伟回到成都，通过几年的努力，他考上了浙江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并于1987年毕业于这所中国著名的美术大学。“油画《亲爱的妈妈》就是我那种状态的写照，当时我还是现实主义，我记得我当兵第一年，18岁的冬天进行第一次实战演习，我蹲在战壕里，从傍晚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我能做的就是对着天空开始数星星，然后就给我爸、我妈和我哥每人写一封信，这就是革命现实主义，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然后就是上世纪80年代，“突然，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的东西——并不仅仅是艺术，还包括文学和哲学。和许多人一样，吸收这些外面世界的新信息花费了我所有的精力。”谈到当时的转变，汪建伟笑称：“我简直就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艺术发展史的活化石，我经历了油画的现实主义、神秘主义、抽象主义，最后是放弃架上艺术，到行为艺术、再到概念、Video和装置艺术”。

　　“放弃油画的成功，放弃体制内的成功，我在中国是个个案。”汪建伟坦言，“其实我到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要一直尝试，你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国内根本没有‘当代艺术’这个词，我曾经很怕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因为这是不容易归类的艺术家，当时也没几个人做这个，但我就是充满了热情。今天来讲，我是尊重了自己的选择权。”

　　汪建伟表示，自己在刚开始画画的时候，成天是把列宾、苏里柯夫这些画贴在墙上，每天在画上找英雄主义的东西。自己放弃架上绘画，实际上是架上本身不能承担太多东西，如果架上能说明白，就不需要用其他方式说明。当看到当代艺术后，就从以前的局限中走出来了。“我想推翻这样一种思想，即只能从视觉震撼力的程度去判断一个艺术作品”。

　　“我从美院毕业后就留校当老师了，不过我觉得我个人不太适应。我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在学生面前放一些石膏让他们去模仿其实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情。当我制作《文件》（1992年）时，我的想法是去推翻艺术的教育模式。”

　　在汪建伟的作品中，其复杂的思维观念常常不断翻新，但同时，他的每一件作品中都会包含着他一贯的艺术理念，进而成为实施作品的基础。无论是最“低廉”的还是最奢贵的材料，都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在他手里变得独特。“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有关认知的问题”，汪建伟说。“我把它看成一种斗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知识的不同形式间的斗争。理解一个东西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就去创造新的模式。当然，结果也许并不‘漂亮’甚至不能被看作艺术。”

　　对话汪建伟——

　　“我的当代艺术要挑战整个艺术的界线”

　　广州日报记者：作为国内最早从事当代艺术的人，你如何看待目前当代艺术在中国的现状？

　　汪建伟：其实我觉得我很难代表当代艺术家说话，我只可以说我在做什么。我记得我2000年参加上海国际双年展，当时10时开幕，直到9时15分，我还在找一条投影仪和电脑的连接线，当时展馆并没有这方面设备的准备，我觉得，从这次展会，当代艺术才真正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当代艺术只能通过社会新闻来连接普通老百姓，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从艺术的角度来关注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在中国才刚刚开始，虽然学习的过程进行了20年左右，但就像一个人读书，很多问题其实才刚刚开始。

　　广州日报记者：你在1996年创作了Video作品《生产》，就是凭借这部作品参加德国卡塞尔“第十届文献展”，现在来看，你觉得这部作品的意义何在？

　　汪建伟：《生产》可以说是内地艺术家第一次用Video做了一个60分钟的作品，这个作品到现在还在被误读，这个作品为什么叫《生产》，就是暗含一种生产艺术的方式。到现在，Video艺术的合法性已经解决，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的作品都在赤裸裸地模仿国外，这甚至在国内产生很好的效果，但对我来说，这种时间差都已经解决，这不是我要的东西。我的选择就是，我的当代艺术要挑战整个艺术的界线。

　　广州日报记者：当代艺术起源于西方，你将如何挑战？

　　汪建伟：挑战其艺术观念的使用方式，建立作品的方式，我考虑的最主要的是能否有一个知识共同体所构建的当代艺术。东方人能干什么，西方人能干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僵化的概念，知识有时候会把你往绝路上逼，把你变得就只能站在这个位置上，眼睛都不能眨，因为你是中国文化，再稍微放宽点，也是局限在亚洲文化这个圈内。你现在可以知道什么是人质了吧，最后被挟持在你只能呆在一个位置，这种生活方式的挟持是一种简单的暴力，是很可怕的，这就是我艺术要打破的僵局，要把以前我们单独作为一个领域认识的东西，重新找到一个平台联系起来。2009年，我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要把人质的概念扩大到不同的空间，而且不只是在中国，是直接去美国，去纽约，没有任何地区的限制，没有东西方观众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