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韩顺利
4月1日下午,中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透露,自3月10日以来,中国18个驻外使领馆相继遭到“藏独”分子和国际“援藏”组织人员的暴力冲击。
在这一系列暴行中,一个女人的身影慢慢从幕后走向台前。她就是“国际援藏网”和“自由西藏运动”的负责人、被称为“藏独全球打手”的艾利森·雷诺兹。
鲜为人知的是,雷诺兹又是一个有美国中情局背景的人。
1986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的雷诺兹,在伦敦生态中心工作两年后,于1988年参加绿色和平组织。擅长钻营的她,在当了3年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后,坐上了该组织英国行动处负责人的位置。
1996年,雷诺兹到中国、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转了一圈,其间曾深入西藏“考察”。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组织,对她的“西藏经历”、支持“藏独”立场以及“出色的国际经验”大为赏识,于1999年封她为该组织负责人。
雷诺兹刚一上任,就立刻进行“改革”,将“自由西藏运动”的宗旨明确为:“代表西藏人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结束中国对西藏的占领,确保西藏的人权受到尊重。”随后,她费尽心机,到处拉队伍、找赞助、搞活动,图谋带领“自由西藏运动”搞出大动作。在她的捣鼓下,该组织的规模有了一定的发展。不久前,雷诺兹声称,“‘自由西藏运动’的支持者已有1.9万人”。
靠着“出色的成绩”,雷诺兹很快又得到了“自由西藏运动”的“上级机构”——“国际援藏网”的注意。这个由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约100个团体组成的“藏独”急先锋,当时正急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2000年5月,雷诺兹又痛快地接受了“国际援藏网”的邀请,出任其执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6年后,她施展权术,攫取了该组织最有实权的职位——首席执行主任,负责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管理工作。
近年来,雷诺兹很得意,因为她管的两个组织都得到了某些国家政府和所谓“民间机构”的强力支持。
一名“自由西藏运动”的前核心成员曾披露,“自由西藏运动”得到了美、英、德等国“民主基金会”的巨额援助。
正是因为有这些靠山,雷诺兹才敢指使手下制造一次又一次骇人听闻的暴行:自3月10日起,一小撮“藏独”组织人员和被他们拉拢的人,像鬼怪一样聚集到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等18个中国驻外使领馆前,对中国馆舍进行暴力冲击,企图抢夺、焚烧中国国旗;悬挂“藏独”旗帜;破坏中国馆舍设施;攻击中国外交人员⋯⋯
雷诺兹还指挥“国际援藏网”和“自由西藏运动”,破坏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在伦敦和巴黎,“藏独”分子及其团伙冲击火炬手,企图抢夺火炬、扑灭圣火火种。其间,附近中国留学生遭到他们的殴打……
这一系列公然践踏《日内瓦公约》和奥运精神的暴行,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但是,面对外界的指责,雷诺兹避而不谈其下属对中国驻外机构的暴力冲击,却反咬一口,编造所谓“中国黑客攻击亲‘藏独’网站”的谎言。
不管雷诺兹如何回避国际社会的谴责,都无法掩盖其罪恶和目的。有消息说,这个女人一直在叫嚷:“当世人将目光转向北京时,这是吸引全世界关注‘西藏独立’事业的天赐良机。”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毕竟占绝大多数。闹事的雷诺兹手下最终一个个被当地警方带走,他们上演的闹剧必将以失败收场。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王树军
中情局、“记者无国界”组织和“国际援藏网”等外国势力,在所谓“西藏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它们企图分裂中国,搞“西藏独立”的险恶用心由来已久,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3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答记者提问时严肃地说:“所谓的‘西藏独立’是怎么产生的?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有关历史档案。在100多年以前,还没有‘西藏独立’这个词汇。‘西藏独立’的始作俑者是谁?你们也可以查一查历史档案,做一做调查,这样也有助于你们更加真实、更加客观地报道西藏以及达赖的有关问题。”
那么,所谓的“西藏独立”到底是何时、何地、如何出现的呢?追溯其源头,最终在英国,而第一个提出“西藏独立”的英国人叫查尔斯·阿尔弗雷德·柏尔。
“西藏?这是个什么地方?”
英国人柏尔出生时离西藏很“近”。他的父亲老柏尔是英国派驻印度的殖民政府的一名官员。印度炎热的天气,使老柏尔经常感到心情烦躁,动不动就拿身边的印度仆人出气。
1870年10月31日,柏尔在加尔各答呱呱坠地。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坏心情,柏尔从小就脾气暴躁。不过,在他的身上,父亲发现了一种冒险精神。于是,在柏尔到了入学年龄的时候,他被送回英国,开始接受“正宗教育”。
柏尔似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中学毕业后,他考进了牛津大学。一天,他正在校园里闲逛,突然听到旁人在谈论一个消息:英国军队首次攻打西藏!“西藏?这是个什么地方?英国为什么要往那里派兵?”18岁的柏尔不解。这些疑问,伴随着他走进了大学。
1891年迈出牛津大学校园后,柏尔靠着父亲的关系网,回到印度,在殖民政府里谋到一份差事,一干就是9年。其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印度,却很少到过接近西藏的地方。不过,柏尔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踏上西藏的土地。因为这时的他已很清楚,英国有一个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计划:把广阔的青藏高原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将其作为保住英国在南亚次大陆战略利益的“后花园”。
心怀鬼胎结识藏族人
1900年,30岁的柏尔终于迎来了直接接触西藏的机会——他被调派到印度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大吉岭地区任职。大吉岭地区生活着很多藏族人,藏文化气息浓厚。了解英国政府野心的柏尔,刻意与一些藏族人交朋友,潜心研究藏文化。他疯狂地学习藏语,很快就成了一个“西藏问题专家”。
在大吉岭任职仅三年,柏尔就通过广交“西藏朋友”,对西藏的情况已了如指掌。于是,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英国军队第二次入侵西藏。
柏尔知道,这一次,英军不到拉萨不会罢休。
早在1773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就曾派秘书到拉萨,要求与西藏签订通商条约,但遭到了拒绝。随后,英印政府改变策略,逐步控制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完成对西藏的“包围”。1888年,英军首次入侵西藏,但在西藏地方武装的抵抗下,惨遭失败。11年后,英印政府致信十三世达赖(1878年举行坐床仪式,1933年去世),再次要求开通西藏和印度、锡金的边境贸易。但十三世达赖原封不动地退还了这些信件,并回复说,中国中央政府不喜欢达赖喇嘛和英国人通信……在英印政府看来,这简直就是对大英帝国的“侮辱”,不打下拉萨咽不下这口气。
1903年12月12日,从英国本土调来的3000名远征军士兵,悄无声息地潜入西藏,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军队发生交火。英国发动的第二次侵藏战争爆发了。那时,藏族士兵手中的武器极为简陋,必须近身搏斗才能打败敌人;而英军士兵却拿着长枪,不等藏军士兵靠近就开火射击。很多勇敢的藏族士兵还没看清敌人的面目,就已中弹身亡……战斗持续了数月之久,西藏军队最终被打败。1904年8月3日,英军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被迫逃离拉萨。英军迫使达赖的留守官员签署了所谓的《英藏条约》。这份只有西藏地方官员和英国远征军司令签字的条约,同意英印政府有权派商贸官员在西藏的江孜、噶大克和亚东三个城市开设商埠;西藏要支付给英国56.25万英镑的战争赔款;英军占领毗邻锡金的一部分西藏地区,也就是亚东的春丕谷,直到西藏将赔款付清。
消息传来,柏尔与几个朋友凑到一起开怀畅饮,醉醺醺地朝着拉萨方向高喊“大英帝国万岁!”
厚颜无耻的“麦克马洪线”
《英藏条约》刚一签订,年仅34岁的柏尔就被任命为亚东春丕谷的第一任“政治专员”。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成了春丕谷的“太上皇”,什么都由他说了算。1908年,他再次受到提拔,成为英印政府的“锡金、不丹和西藏政治专员”。
获得“高位”的柏尔,决心在“西藏问题”上实现“突破”。他将“突破口”放在了十三世达赖身上。此时,逃亡的十三世达赖正避居锡金。作为负责该地区的“政治专员”,柏尔对达赖“照顾有加”,两人最终成了“亲密的朋友”。
1913年11月,英国为了攫取西藏,主动召集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和英国代表,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会议。在历时8个月的会议上,柏尔一直是英方首席代表、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的助手。
开会之前,在柏尔的要求下,十三世达赖派西藏地方政府的与会代表夏扎伦青,与他进行秘密会面。柏尔要求夏扎收集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领土问题上的有关文件。此后,二人又在亚东住了三个月,密谋如何在西姆拉会议上共同对付中国中央政府。
会议开始后,此前对夏扎等人彬彬有礼的柏尔,立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要求将西藏东南门隅、洛隅、察隅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印度。柏尔要求西藏方面的代表承认这条线,还引诱说,英国人将在会议中支持西藏对中央政府提出领土要求;英方提出将西藏划分为内、外藏,在内藏,中国中央政府拥有主权,而在外藏,中央政府则只拥有宗主权,这将使西藏实现实质上的“独立”。柏尔就此成为第一个提出“西藏独立”的人。
由于事关重大,夏扎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迟疑不决,不敢在协议上签字。见状,“一向友好”的柏尔马上变了脸色,威胁说“英国可能再次兵临拉萨城下”……1914年3月24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柏尔的威胁利诱下,在英国单方面提出的“麦克马洪线”协议上签了字。
阴谋策划“大西藏国”
西姆拉会议结束后,柏尔仍然与已回到西藏的十三世达赖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他知道这层关系对他及英国仍十分重要。
1920年,北洋政府派人进藏,会见达赖喇嘛。达赖表示:“他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至于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
这番话迅速传到了英国人的耳朵里。英国政府担心达赖有变,立即派柏尔赶到拉萨。十三世达赖给了他特殊的礼遇,“首次接见,居然就邀请柏尔到自己的寓所,与自己一起坐在一张小桌子前,并且不允许外人在场。这在西藏被视为莫大的荣幸,就连西藏地方政府高官也无人享受过这一待遇。”
在之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柏尔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了增加税收、扩编藏军至1.5万人以及最终建立“大西藏国”的建议。当时,西藏的人力财力都很有限,要扩充军队,势必向寺庙征兵;要增加税收,就要减少寺庙的收入。这自然引起了僧俗民众的反对。1921年,在拉萨传昭大会上,西藏僧人就要赶走柏尔,结果使僧人与藏军发生了冲突。随后,有人在柏尔住所门前贴“速行离藏,免遭性命”的字条。柏尔既害怕又不愿离开,只得请达赖帮他另找住所。但达赖也不敢同意,说藏民对柏尔仇恨已深,不走难以保全性命。就这样,柏尔被迫狼狈地离开了西藏。
逃出西藏后,柏尔正式离开了英印政府,开始撰写有关西藏的书籍——1920年出版《西藏:过去与现在》,1928年出版《西藏人民》,1931年出版《西藏宗教》……他推出的一系列有关西藏文化与历史的书籍,只有一条主线,即所谓的“西藏独立”。
在写书期间,柏尔仍与达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4年,他带着妻子重返西藏。但这一回,他未能见到十三世达赖,因为后者已于1933年去世。1945年,已经移民加拿大的柏尔写成了《达赖画像》一书,但书稿刚一完成,他自己也一命呜呼了。
尽管柏尔已死去60余年,但他留下的“藏独”流毒并未消尽。他生前也许已知道会有一批追随者,但他想不到的是,他去世几十年后,中国会变得如此强大,他的罪恶目的永远不会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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