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国外的达赖集团所代表的依然是上层农奴主的人权和利益。1959年3月，达赖集团为阻挠民主改革，维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永不变革而发动了武装叛乱。同年9月，叛乱失败并逃往印度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贵族，其他藏区的土司头人、上层僧侣和叛乱首领，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所谓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西藏噶厦政府”，即“西藏流亡政府”，公布所谓“西藏国宪法大纲草案”，宣布达赖喇嘛为“政府首脑”。
1963年10月公布“西藏国宪法”（1991年修改后称“流亡藏人宪法”），尊达赖为“国家元首”，其目标是实现“西藏独立”。
首先，他们实行的依然是达赖喇嘛领导下的政教合一的神权专制。达赖集团的伪宪法明确规定达赖喇嘛是流亡政府的最高首脑，“政府的一切职权都属于至尊的达赖喇嘛”、“政府的一切职能均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进行”，他们所建立的体制是政教合一的农奴主专制体制。尽管贴上“三权分立”的标签，但是完全保留着“甘丹颇章”、“噶厦”、“噶厦官员会议”、“译仓”、“摄政”、“摄政会议”、“甘丹赤巴”、“三大寺”、“乃琼护法”等政教合一组织。其次，这个流亡集团保持着僧俗农奴主掌权的故有形态，并维护农奴主利益。达赖集团由以达赖家族为代表的上层僧俗贵族组成，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他的家族成员都在其政府中占据要害部门，其中有5人担任过噶伦、首席噶伦。其他贵族如索康、宇妥、凯墨、桑都、帕拉、詹东等家族也多有机会把持噶伦和达赖秘书长等重要职位，并利用职权攫取更多的不正当收益。第三，普通流亡藏人依旧处在被奴役的地位。除少数移民西方国家之外，流亡藏人大多居住在达兰萨拉的贫民窟，不能加入印度国籍，只能寄人篱下，饱受语言不通、情感隔膜之苦，还要向流亡政府交纳“独立捐”等，根本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第四，达赖集团不遗余力地破坏西藏和其他藏区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达赖集团叛逃印度近50年来，不仅没有为西藏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反而做了大量危害境内西藏各族人民权益的事情。早年，他们武装骚乱边民生产生活，近年来则渗透破坏，乃至策动严重暴力事件，直接威胁到西藏和其他藏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1987年到1989年的拉萨骚乱以及今年“3·14”拉萨严重暴力事件，再次证明了他们破坏西藏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卑劣本质。
达赖集团奢谈的“西藏人权”十分虚伪，而且用意不良。一个昔日政教合一农奴制的总头子，摇身一变转而大肆奢谈“西藏人权”，进而指责中国政府和人民践踏人权，谎称“西藏人民没有人权”，甚至还获得了西方主子赏赐的“人权斗士”的封号，这本身就是古今中外头一桩奇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达赖集团口口声声喧嚣的“西藏人权”，不仅手法不可能高明，而且其目的更不可告人。
达赖集团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的指责，大多建立在谎言和造谣的基础之上。在1988年达赖喇嘛发表的所谓“施特拉斯堡声明”中，造谣说中国政府践踏“西藏人权”，向西藏迁移人口；甚至说，在西藏地方藏族变成少数，西藏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只好由他们来代言。1955年曾经应邀到过西藏，亲历西藏政教合一农奴制状况的《俄罗斯报》资深评论员奥夫钦尼科夫指出，把十四世达赖喇嘛说成是“人权保护者”的论调“绝顶荒谬且极端无耻”，“达赖对惨无人道的封建农奴制度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人把他说成是"人权保护者"，诬陷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推行汉化和种族灭绝政策，类似言论中只有三种成分：无知、无耻或出于私利背叛公正。”可以说一语中的，直击要害。
德国《我们的时代》周刊刊登的题为《这并不关系到人权》的署名文章，同样抓住了达赖集团鼓噪“西藏人权”的要害：“这些人，在他们统治期间肆意践踏西藏人民的尊严和人权，今天却装出一副人权的维护者的面孔来。”“他们希望借助西方反华势力，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只不过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他们不能大声喊出来，因此只得试图通过要求"高度自治"来维护西藏的"宗教和民族文化"。”由此看来，狐狸再狡猾终究会露出尾巴，更难逃智者的慧眼。达赖集团善于打扮，巧言令色，使尽了浑身解数，也变化了种种手法，始终不变的只有分裂祖国、实现“西藏独立”的罪恶梦想。作为西方反华势力工具的达赖集团，他们的这一梦想最终注定是要落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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