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霏
1945年曾有中国记者至比国采访陆徵祥，陆徵祥曾对未来国情提出简短而著名之警语：“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陆徵祥，1871年生，1884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后入北京同文馆习外文，尤精俄文。1893年奉派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翻译官。八国联军之役，其长官许景澄被慈禧处死，遂心生不满。日俄战争事件后，在俄国愤而剪去发辫。陆徵祥在俄结识比利时天主教女子培德女士，不顾使馆反对，于1899年结婚。
由于陆徵祥能力出色，表现优异，仍在1906年升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1912年共和革命后，应总统袁世凯电命，从驻俄大使任所返国出任外交总长，并推动中国现代外交机构之改革，将清代“外务部”改为外交部。袁世凯称帝其间，曾短暂出任国务卿职务。
陆徵祥贡献卓著的是中国现代外交体制的建设。1912年10月8日国会通过的“外交部官则”，即是出自陆徵祥手笔。外交部内设“一处一室一厅四司”：秘书处、参事室、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部长下新设一次长，四秘书，分管英、日、法、德相关业务，参事则负责法规与条约之研究草拟。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奠定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徵祥居功甚大。
陆徵祥最为熟知者是中日《二十一条》与《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因此导致的负面评价往往归罪于他。但实际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1949年陆徵祥病逝于比利时，葬于比国布鲁日圣安得隐修道院，与其教会同仁比邻。
陆徵祥家族墓位于北京阜城门外。陆氏出任外交总长后，在此购地建墓，将其祖母及父母的遗骸从上海迁葬于此。墓坐东南朝西北——朝向西北罗马教廷的方向。立面仿古希腊神庙，墓室中间有圣台，据说原来摆放两个铜像，一个是意大利雕塑家专门铸造的“孝子救亲”，一个是陆徵祥本人的“哭亲像”。陆徵祥家族墓墓室顶部还绘有仙女、天使等西方绘画。墓室四壁镶嵌着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溥仪、康有为等五十余人的题词石刻。
说起陆徵祥，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大多会有些印象:他堪称清末民初的一位外交奇才。却因助纣为虐，替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而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当年煊赫一时的民国八任外交总长、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晚年却遁入空门，远赴比利时当了洋和尚。
避世隐修院
陆徵祥，字子欣，1871年生于上海。从上海广方言馆和北京同文馆(两馆都是清廷总理衙门主办，旨在培养外语人才)毕业后。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1912年，他出任袁世凯政府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后又多次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他吸取西方外交事务管理经验，组建民国外交部，革除时弊，创建了中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对中国外交工作的现代化功不可没。
在他的外交生涯里，最令他痛心的还是签署“二十一条”，以及巴黎会议期间北洋政府不断施压要也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陆徵祥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清政府签下耻辱的《马关条约》。他的恩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子次，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出任外长后，陆徵祥请人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国耻。可是，1915年，袁世凯为了穿龙袍，竟要在野的陆徵祥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并命他签字。
面对这样不平等的条约，他实在不情愿，可外有日本以武力相逼，内有袁世凯强令当头，他只有硬着头皮接下这任务。作为外交官，陆徵祥当然知道“二十一条”的分量。签字前夕，他对袁世凯说:“从此我陆徵祥千秋万代被人唾骂!”“二十一条”披露后，举国上下群情激奋，人们游行示威，声讨外交次长曹汝霖和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而主持谈判的外交总长陆徵祥，反不在风口浪尖。大家也都明白陆徵祥是被临时推出主仪的，是被迫签的字。但良知的折磨仍使陆徵祥感到身心俱悴，终身为此痛悔不已。
一战结束后，陆徵祥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按理可在盟国帮助下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哪知列强早沆瀣一气，把山东当成礼物送给了日本人。这次，陆徵祥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硬顶住北洋政府的压力，他们坚定地表示:宁辞职而不签字，不卖国。
回国后，陆徵祥虽继续担任外交总长，但巴黎会议使陆徵祥的外交报国理想彻底破灭。他深感“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到1920年，国内的南北之争尚未结束，直皖之间又大动干戈，国家再次陷入剧烈的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外交可言?他考虑再三，觉得前景渺茫，便于同年12月毅然辞去外交总长之职。
签署“二十一条”后产生的负罪感，对北洋政府内外政策的绝望，再加上比利时籍妻子去世所带来的打击，使陆徵祥最终选择放弃尘世，出家清修。
陆夫人名叫培德·博斐，是比利时人，其祖父是将军，父亲为陆军上校。两人在彼得堡相识——培德小姐是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一个亲戚。她比陆徵祥年龄大很多，身材高大，而陆徵祥则比较清瘦，个头不高;培德小姐才貌出众，见识高远，谈吐风雅。令陆一见倾心。当时中国驻俄使馆上下，包括大使许景澄都十分反对这门婚事。理由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不主张外交官娶外国太太，而且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洋媳妇与生下的混血杂种既不能进家族祠堂，也不能入祖坟。因此，许景澄再三警告陆徵祥，可陆徵祥与比利时姑娘难斩情丝。许大使只能“放行”，但幽了一默:“子欣，你学外国学得很彻底，连太太都娶了外国的。将来假若没有儿孙，你太太又先你过世。希望你能进修道院去。这是外国的习惯。”没想到一语成谶。在陆徵祥晚年，这句玩笑话竟变成了事实!
1899年，陆徵祥在圣彼得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培德正式结婚。以后他俩相亲相爱。同甘共苦20多年。在他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俗不出门，不入社交。由于培德深居简出，许多人都以为陆徵祥的太太不愿来中国而留在国外了。陆徵祥素来喜欢散步。但那时中国的良家女子是不在外面走动的，培德入乡随俗，陆徵祥就只好一个人转悠。他回忆说，当时北京人看到他散步就说:“陆总长想老婆了，想得吃不下饭，整天在外转悠。”
那个年代，这种涉外婚姻本就罕见。他们竟能和美融洽。更是令人称奇。他们婚后一直无子女。在陆徵祥心目中，夫人的地位跟父母和恩师同等重要，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妻，教育以裁成我者吾师也，三者缺一不可。这种思想在当时可算离经叛道。有一次他绘了一幅三友图。三友者，一为其父，一为其师，一为其妻。并请同治年间状元、溥仪的师傅陆润庠为图题跋，润庠怒斥之日:“焉有父师而可与妻并称三友者?”
培德夫人在1922年患重病后长期卧床。1925年，陆徵祥为了减轻夫人的病痛，到罗马去朝圣，请求教皇为夫人祝福。教皇当即满足了这一请求。
尽管陆徵祥作了最大努力，但无济于事。1926年4月16日，培德夫人还是早早地离开了心爱的丈夫。
培德下葬后，陆徵祥的红尘生活也结束了。他认为进入修道院便可在精神上与夫人朝夕相处，永不分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死亡把我们分开了，修会生活又使我俩重新团圆。团圆而不可再分。
1927年10月4日。比利时西北古老城市布鲁日的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隐修院。一位56岁的中国老人在大厅里行更衣礼，正式成为隐修院的修士。他脱下穿惯了的西装革履，穿上宽松的修士青袍，昔日向上翘的菱角胡和向下飘的诗人须都不见了。真可谓六根清净。甚至名字也改了，叫天士比德。以后人们不再叫他陆徵祥，而称他比德兄弟。
心系中国
圣安德隐修院的生活十分清苦。陆徵祥不仅变得一文不名，而且一切得从头学起，真可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1929年1月，初学期满。他行立誓发三愿。绝财、绝色、绝意。到1932年1月，他又立誓，终身永留本笃会院中。
世俗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
然而当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远在欧洲的陆徵祥再也无法心如止水。他之所以成为修士，原因之一是遵循恩师许景澄的遗训。许景澄曾教导他说:“欧洲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武力。亦不在于它的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在你的外交官生涯中，你将有机会观察天主教。料将来有朝一日，你结束了外交生涯后，可能有机会进入这教会，成为这教会的入门弟子，遵守教会的内心生活，从而掌握其中的奥秘。当你掌握天主教会的核心力量后，你要带回给中国。”陆徵祥一直牢记恩师的教诲，并未忘记多灾多难的祖国。
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并以“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向欧洲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他写道:“我们中国为求自己生存而战，也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战，我们中国是在为全世界的公义和利益而战。”他呼吁道:“不要间接地帮助日本空军杀害我们……你们为你孩子买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钱马上就会变成上千上万的炸弹落在我们国土上。使我们幼小的孩子惨遭杀害……”
1940年5月，德国纳粹占领了比利时，圣安德隐修院被充作德军的军营。修士们全被赶了出去。在艰苦的环境里。陆徵祥经常组织人们一起祷告。借此与大家互相鼓励。通报消息;坚持在比利时各地演说。给深受战乱之苦的比利时人民带去心灵慰藉。
由于陆徵祥频繁进行反纳粹宣传，盖世太保盯上了他，派人将他抓了起来，并警告他“不许公开集会，否则将被视为破坏分子送往波兰”。但获释后的陆徵祥没有退缩，更积极地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侵略者。结果，陆徵祥被盖世太保列入了黑名单，幸亏曾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纳粹总督冯·法肯豪森极力阻止，他才没被押往设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
盟军解放比利时后。陆徵祥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圣安德隐修院。为了嘉奖陆徵祥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纳粹强权的精神，罗马教皇亲自任命他为比利时圣伯多禄隐修院名誉院长。
1945年8月，两位中国记者由一对比利时皇族小姐引路。探访这位已经出家17年的洋和尚。由于这个隐修院不允许女性进入，他们就在火车站附近的咖啡店里等候。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位头上有两条受戒线、鬓发略显斑白、嘴扁、腰弯的老人，戴着金丝近视眼镜，全身黑色道服。
在采访中，陆徵祥对早年贪恋权位，违心地签署“二十一条”的事，向中国人民表示忏悔，“30年来，我一直为此深深负疚。因此，从不愿和人提起这件事。即使被问到，我也礼貌地拒绝回答。二位先生不远万里而来探候，无以为报，乃简述往事。总归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他对中国取得抗战的胜利异常兴奋，感慨地说:“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
17年来，他除了修习基督教经典，就是学外文。本来他就精通英、法、俄文，尤其是法文，现在又学通了外国人以为中国人很难学会的拉丁文。他对中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孔子不亚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结论。他表示自己20多年未看到祖国了，非常思念，希望能回国看看。陆徵祥还期望中国的当权者能以抗战胜利为契机，大力发展国力。然而他的良好愿望很快被残酷的现实粉碎: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再度陷入内战的混乱之中。
1949年1月，陆徵祥病重。当隐修院院长到医院看望他时，他用力说出了“中国”二字。院长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陆无力说话，但伸出三根手指，院长明白了:“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1月15日，陆徵祥病逝，终年78岁。尽管遗嘱丧事从简，但丧礼仍然颇为隆重。罗马教廷、中国与比利时的代表，圣安德隐修院全体成员及培德夫人家属共500余人参加葬礼。按本笃会规定，修士死后不得摆放花圈挽联，故陆徵祥的追思礼拜上灵前无他物，仅有比利时国王送的花圈，还是隐修院破例收下的。
中国清末民初的第一外交家，就这样安息在圣安德隐修院的墓园里了。(摘自《龙门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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