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丛碧

　　20年前,河南出版的那本《春游琐谈》我翻读了好几遍。明清笔记好是好，到底远了，隔了；张伯驹编著的这本随笔仿佛瓜棚下的夜谈，36位旧派人物说金石、说书画、说考证、说词章、说掌故、说轶闻、说风俗、说游览，篇幅短小而腹笥渊然。他们都是过来人，雅兴还在，每周一会，随谈随写，积日成书，说是只为“多后人之闻知”。书中，张伯驹署名“丛碧”的64篇珠玉文章，我尤其喜欢。每读一遍，恍似春游，烟雨中，他优雅的身影自是桥上迟来的故人。

　　张伯驹1982年2月在北京去世。随后的两年，我偶然在坊间遇到他写的字和画，或严整的条幅，或零散的词笺，或夫人潘素和他合作的花卉，我竟没有急要。上世纪90年代，细读他的《丛碧词》、《春游词》、《雾中词》，我兴味馥郁，渐渐很想收存他的一株兰草一枝寒梅，可惜大不容易了。

　　张伯驹的展春园是康熙年间的老宅院，周汝昌在燕园读书那几年天天都去，宾主摒弃一切俗礼，连话都不必多说了：“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似乎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

　　朱家溍先生说，他与张伯驹民国时代初识于琉璃厂，上世纪50年代转为莫逆的票友，反右运动更成了难友：“还有，”他说，“把无法以经济价值计算的国宝无偿捐献，我们两人也都做到了，应该说算得上同心同言的朋友了！”

　　《陶庵梦忆》写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了酒瓮，赔不起，痴坐伫想：“要是梦便好！”张伯驹灵魂深处的“腐朽”正是一只破了的酒瓮，他情愿把人生这出冤案当成一出《惊梦》，不然他也写不出那么漂亮的词曲了。我记得他的一幅《墨梅图》，他只钤了一方朱文印章：“丛碧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