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中日关系的三次逆流

　　“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前四个字从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30年的“双赢”历史中得到了有力证实；后四个字则由于小泉的所作所为也不幸被言中。

　　在人们长期使用的习惯用语中，有一个似乎为中日两国所专用，这就是“一衣带水”：“衣带”之长，象征着中日交往历史悠久；“衣带”之窄，象征着中日地理文化接近。

就“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而言，在2000余年的交往历史中，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互相交流，与亚洲其他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然而，在1874年以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坚持将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的方针，积极推进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终于在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1978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1998年就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应该说，不论是复交前还是复交后，战后日本各届首相和内阁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国都是友好或比较友好的，但是，中日关系也出现过三次大的逆流，其原因主要在于某些日本领导人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

　　第一次逆流：岸信介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日两国邦交断绝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多次提议就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商谈。1952年5月，日本三位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绕道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后应邀抵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访华的日本政界人士。1952年、1953年中日分别签署了第一次、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在主张开展自主外交的鸠山内阁（1954～1956年）时期，中日又在1955年签署了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两国民间贸易由小到大，日渐发展。

　　1957年2月，上台才两个月的石桥湛山首相因病辞去首相职务，岸信介内阁上台。岸信介上台后日本的政治风向迅速右转，在对外关系方面改变了鸠山、石桥两届内阁重视对华关系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敌视中国的活动。例如，岸信介在访问东南亚期间以“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为名，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侮辱、诽谤新中国，坚持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在访问台湾期间会见蒋介石，公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在访问美国期间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攻击中国是“共产主义重大威胁”。1958年四五月间，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举办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期间会场上悬挂的五星红旗被两名暴徒撤下撕毁，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长崎国旗事件”，这件事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5月11日，中国政府宣布，鉴于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及其恶劣态度，中国方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断绝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日关系出现了第一次逆流。

　　冲破逆流的发展

　　面对中日关系的严峻局面，中国政府一方面坚决打击和揭露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把岸信介政府同广大日本人民及对华友好人士加以区别，邀请了一批批民间友好团体和人士访问中国。为了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中国政府在1958年8月提出了著名的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与此同时，在日本方面，以石桥湛三、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的自民党政治家体察日本国民的意愿和顺应时代的潮流，多次访问中国，为打破两国关系的僵局，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自民党有识之士和广大日本国民积极有力的行动面前，岸信介越来越孤立。1960年岸信介内阁企图在国会强行通过新的《日美安保条约》，遭到强烈反对，日本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美安保斗争，终于迫使岸信介下台。

　　之后上台的池田勇人内阁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日本的发展方向转向经济方面。在对外关系方面，鉴于日本国内要求改善日中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自民党内部主张调整对华政策的意见也日益增多，池田内阁上台后不久即做出要改善日中关系的姿态，中国方面也对池田内阁改善两国关系的姿态做出了响应。1962年11月，中日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两国关系“以民促官”的特征日趋明显。1964年4月，中日双方就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互派记者达成一致意见，中日之间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友好交往日趋频繁，实际上形成了半官方的外交联系。

　　第二次逆流：佐藤荣作时期

　　1964年11月，池田因病辞职，岸信介的弟弟佐藤荣作成为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佐藤上台之后，改变池田内阁重视日中关系的政策，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再次以现职首相身份访问台湾，鼓吹中国是“对亚洲和平的威胁”，阻挠和破坏中日两国人民的正常往来和交流。佐藤内阁还变本加厉地追随美国，积极配合美国远东战略，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亚洲，推进“美日韩台共同包围（封锁）中国政策”，并追随美国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正当权益，使业已逐步改善和发展的中日关系再度受损和倒退。中日关系出现了第二次逆流。

　　但是，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两国关系要发展，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即使在佐藤内阁时期，中日贸易和友好交流仍在继续扩大，1966年8月举办了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500多名日本青年同中国各地几万名青年进行了友好交流。

　　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关系大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美国政府长期推行的不承认新中国、遏制、封锁、敌视中国的政策遭到彻底破产，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益，世界各国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发展友好合作的愿望日益强烈。1971年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秘密访华，同中国方面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历史性协议。

　　在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方面抓住时机，因势利导，进一步加强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在日本方面，要求日中友好和恢复邦交的浪潮也席卷全国。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和尼克松谋求改善美中关系的“越顶外交”，使长期追随美国的佐藤内阁受到极大打击，佐藤在内外交困中不得不下台。其后顺应形势发展潮流与民众意愿的田中角荣内阁于1972年7月应运而生。田中首相上任伊始，就在首次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为急务，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对于日本新内阁的积极姿态，中国方面立即做出了积极反应，表示欢迎。

　　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此中日关系揭开新的一页。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同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日本。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日，与中曾根首相共同提出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四原则。1992年4月和10月，江泽民总书记和明仁天皇实现了历史性互访，中日两国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基本政治方向。1998年11月，江泽民作为国家主席首次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中日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宣言》，确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框架，并进一步明确了两国在各个领域加强务实合作的重点和方向，为21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逆流：小泉上台以后

　　2001年8月，小泉纯一郎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后连年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感情，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四年多，两国政治关系日趋冷淡，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也日趋下降。中日关系出现了第三次逆流。

　　“政冷经热”成为这个时期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2005年中日贸易额达1893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及各方面合作继续发展的事实表明：中日两国优势互补的特点并没有因为政治因素而被削弱。

　　第三次逆流出现“末期迹象”

　　回顾中日关系的三次逆流，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都是日方的反华政策和鹰派外交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

　　日方每次都拿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说事儿；

　　日方每次都更紧地追随美国，反对或牵制中国；

　　日方每次都拿台湾问题做文章，或公然加强与台湾的勾结；

　　都牵连到中日两国与东南亚、南亚邻国的关系，比如“与中国争夺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等；

　　日方每次都企图阻挠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虽然这一点在第三次逆流中表现得不像前两次逆流那样明显，但近来日本经济产业省鼓吹“中国风险论”，鼓吹要加强同印度的经济关系，都有牵制日中经济关系发展的意图；

　　日方每次都故意制造事端，激怒中国，挑起两国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如第一次逆流的“长崎国旗事件”，第三次逆流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

　　在日本政府的反华政策横行之时，中国方面总是注意将反华政府与日本广大国民加以区分，积极推进民间外交，以抗衡日本政府的反华政策。

　　总之，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令人对中日关系这几十年的发展之艰辛不胜感慨，也让我们感到对两国几代领导人、两国政府及有识之士长期努力而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应倍加珍惜，精心维护。眼下，正如中日关系前两次逆流一样，第三次逆流也出现了“末期迹象”：在日本国民中，改善日中、日韩关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执政的自民党与在野党之间，乃至自民党内部都对首相参拜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使对华、对韩关系问题日益成为日本国内一大政治问题。

　　胡耀邦同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日关系做出过精辟的预言——“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前四个字从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30年的“双赢”历史中得到了有力证实，后四个字则由于小泉的所作所为也不幸被言中。我们奉劝小泉政府和“小泉后”政府，应该对反华政策“踩刹车”了，中日关系第三次逆流已经到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冯昭奎　林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