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日,中日青年在天安门广场跳舞。
早报记者王全宝发自北京
1984年7月,刚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的倪健被分配到团中央工作,很快加入了接待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的准备工作中。
24年后,作为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的倪健昨天以中国青年代表团副总团长身份率200名中国青年先期访日,并将在东京与胡锦涛会合。出发前,他向早报记者回忆了那段难忘岁月。
背景
专门成立筹委会 东方早报:1984年,中国政府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的背景是怎样的? 倪健: 其实,两个国家之间的青年交流与国家外交是有联系的。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了解国外,而青年交流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作为周边的经济大国,日本对中国还是很有影响的,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对中国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另外,日本对中国很重要,“一衣带水”这个词就是那时开始用的,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而青年交流对中日长期友好很重要。
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日期间,正式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在1984年秋访问中国。
东方早报:为了邀请日本3000名青年,中国都做了哪些准备? 倪健: 为了搞好这次活动,中央成立了筹委会,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王震任主任,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副主席刘延东分别任秘书长、副秘书长。
整个活动前后用了将近一年时间。由于这次活动规模很大,几乎动用了所有学日语的人来负责接待、翻译、服务工作。筹委会下设接待班子。起初,接待办公室就设在团中央。后来接待班子作为此次活动的总部搬到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新大都饭店)。
当时我国的接待水平不如现在,北京当时宾馆的接待能力大约是五六千人(其中也包括军队的招待所),所以3000人还是可以接待的,这个数字是经过事先的考察、调研才确定的。
准备团中央一直亮着灯 东方早报:团中央做了哪些工作? 倪健: 当时胡锦涛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全国青联主席,当时中央交班,让团中央来做这方面工作,很多事情主要都是团中央来做。当时经常开会,书记处领导经常去中央汇报,回来后就开会,向我们传达工作,做了很多细的工作。
我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在团中央做干事。我被安排在总部,主要负责外联,主要是和日方联络、沟通等工作。我们与日方的配合很默契,同时也得到了国内相关单位的全力支持。在筹备期间,晚上团中央大楼一直亮着灯,忙到深夜是常有的事情。新大都饭店是接待的总指挥部。在这里,负责接待的人员前后大约住了一个多月时间。把工作班子搬到这里。
东方早报: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倪健: 很激动。为什么很激动?这是国家一个大的外交行动项目,我本人学日语,毕业后马上能够用上,感觉很自豪。赶上好时候,改革开放没几年,遇上这样大的行动,感觉很兴奋。
那时候晚上很缺觉,有的人员一个星期没有睡觉。通讯方式也比较落后,也没手机。有什么事要到单位或者饭店才能打电话。当时班子之所以较早进入饭店,也是为了联络方便考虑。
当时晚上加班,不睡觉,晚上发夜宵票,吃夜宵,那时比较穷,吃北京的瓷瓶酸奶、点心,非常高兴。
当时中方负责接待的人员一般都穿中山装,藏青色,还穿皮鞋,平时大家不经常穿。为了迎接,把好的东西都用上了。感觉日本青年穿着丰富多彩,而我们穿着相对比较一致,比较单调。日本青年访问期间,还送给中方一些礼物,比如计算器、圆珠笔等礼物。
现场日本团员走散了 东方早报:日本青年怎样确定? 倪健: 为了能让日本各个方面了解中国,中方直接向日本的两百多个团体和单位发出邀请。以民间为主,也充分照顾官方。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政府都被邀请了。最后,日本220个团体、单位派遣了3017人,组成了217个代表团,包括63名新闻记者。
日方在日本青年团协议会设立了一个事务局,负责日常事务的联络。3000人代表团的总代表是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会长小野寺喜一郎。
中方派专门人员和专机到日本去接,全部费用也由我们负担。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是当时深受中国人喜爱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小演员小林绫子,只有十来岁;年龄最大是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日中青年研修会会长冈崎嘉平太,当时已经是84岁高龄。还有日本的各界名流出席。
东方早报:访问期间有哪些活动? 倪健: 最大的活动就是正好和建国35周年相重合,1984年正值中国建国35周年大庆,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国庆庆典,又有阅兵。
9月29日,中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宴会。据说,这是当时人民大会堂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达5000人。
10月1日,一大早,天蒙蒙亮就出来了,当时天有些阴,阅兵时,天安门观礼台有专门留给日本3000名青年代表的位置。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日青年舞会。燃放焰火后,大家开始跳舞。活动一直持续到午夜两点多钟。
晚会后,我被留下来做收尾工作。因天黑、人多、地方陌生,有30到50个日本团员在广场上走散了,后来都被找了回来,并上了去往各自宾馆的车。所有的人员和工作安排妥当后,差不多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国庆节期间,还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个联欢大会。胡耀邦在首体联欢会上强调,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故事胡锦涛指挥抢救 东方早报:当时一定有很多故事。 倪健: 记得在南京,日本代表团有个成员叫穗积一成,是一个团体的普通职员,因为水土不服,得了急性胃出血,昏迷不醒,情况非常紧急。
当时,作为秘书长,胡锦涛同志直接负责并指挥了这件事处理的全过程。日本青年病发后,很多专家给他进行了会诊和治疗。病人要输血,但日本当时对中国的医疗技术和血液安全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紧急与病人在日本的家属取得联系,得到首肯后,医生为病人输了血,挽救了他的生命。
后来在1998年,胡锦涛担任国家副主席后第一次访日时又见到了他。当时,穗积一成握着胡锦涛的手说:“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给的!”
东方早报:当时日本青年对中国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倪健: 他们对中国很好奇,之前对中国不了解。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对接待工作很重视,他们对中国很有好感。
这次活动带来了很多后续交流,日本的各界希望跟中国进行交流,来过的青年对中国产生了好感,回到日本后,通过各种途径继续与中国进行交流。20年后,那批日本人在日本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中日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中有的当上了国会议员,有的当上了地方的行政长官或公司的领导者,这些人现在是日本国内推动中日友好的骨干力量。
东方早报:以后的交流如何? 倪健: 3000人回国后,提出要求中国青年回访。第二年,1985年春天,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带队,200名中国青年访日。1985年10月27日至11月12日,以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为总团长的“中国青年访日友好之船”回访日本。去年年底,中日两国领导人确定今年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
交流了解就有感情 东方早报:如今的中日青年交流与1984年有哪些不同? 倪健: 当时我们国家的外交并不是很活跃。来访的日本青年主要是到工厂、企业、农村参观,目的主要是了解中国,内容比较单一,请过来访问一下就结束了。如今的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在内容上更加丰富,不仅仅是一般的访问,而且还有音乐会、企业家交流等等,丰富其内涵。
东方早报:青年交流有什么用? 倪健: 近些年来,中日青少年交流很多,但交流得多不一定就了解,与20多年前两国关系发展来比,现在的中日青年还是不够了解对方。这一点彼此做得还不够。比如日本青年到中国来旅游,他有可能知道长城和故宫,但是未必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硬件的东西他们可能看到,但是,老百姓在怎么生活,却不一定了解。
青少年交流最基本的原则是增进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友谊;了解就有感情,不了解就是一种好奇,是没有意义的。了解是产生好感的前提。青年交流的好处在于没有什么障碍,青年交流比较直率、比较直白,没有什么包袱。青年交流容易做,但是做好了也不容易。这是我做了20多年青年交流工作的体会。
东方早报:青年交流还有哪些空间? 倪健: 我觉得中日交流做得有效与否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作用很大。中国前驻日大使王毅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在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时,站出来主张支持中国的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和我们有过交流的,包括1984年来中国的那3000人。这样的例子很多,成果是散在方方面面的。
尽管中国在发展,但日本毕竟是发达国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达,在理念上也是很发达的,所以与日本进行交流,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很多成功经验是从日本学来的。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对我们自身发展也很有利。
(责任编辑:张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