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农政策冲抵计划生育 农民算账养孩子收益提高

　　《瞭望》文章：普惠政策冲抵农村计划生育

　　普惠政策的制定出台应与农村计生政策相协调，以免出现“多生多受益”现象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健朱薇

　　随着征地补偿、农村义务教育及社保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发展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本刊记者在重庆农村调研发现，重庆市符合政策的生育率已从2004年的92.95%下降到2006年的90.93%，2007年的这一势头仍在继续；2007年彭水县违法生育人数同比增长107%。一些地方甚至出现60多岁老婆婆为套取生育指标和年轻男子结婚、母亲女儿同时住院生孩子、全国计生先进村违法生育抬头等问题。

　　尽管基层政府很重视，多次派人调查，但由于政策自上而来，基层操作难度很大。采访中一些农民告诉记者，相比于计划生育的优惠政策，现在还是“多生快富，少生受穷”；重庆市计生委主任潘晓阳直言：“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如果任其发展，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会将近30年来的计划生育成果毁于一旦！”

　　农民算账:

　　养孩子“成本降低、收益提高”

　　国家规定“应使计划生育家庭优先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但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目前的农村惠农政策绝大多数是按人头计算的，没有体现“计生家庭优惠优先”原则。比如重庆市计生委列出的13项惠农政策中，大的如农村教育“两免一补”、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扶贫开发，小的如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如此。

　　征地补偿最为明显。近来各地对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增加，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增强，但面对违法生育的低成本与拆迁安置的高利益，不少农村出现“规划征地一带，带动超生一片”的怪现象。

　　铜梁县东城街道源井村2004年以前基本没有什么超生现象，因为当时县里有政策，违法生育的子女得不到征地补偿，而且还要交计生罚款；但从2005年以来已有十多户超生了。原因是政策变了。从2005年1月，这里征地补偿各种加在一起每个人约8万元，而且按人头计算。一些独生子女户开始抢生。

　　重庆市计生部门2007年对忠县、铜梁和南岸三个区县进行调查，有4个村面临规划拆迁，村民生育意愿高涨，50%的一个孩子的家庭和30%的两个孩子的家庭都有再生育的意愿，许多20岁到35岁的妇女从打工的外地赶回家乡生娃儿。村民们说，征地拆迁是按家庭实际人口补偿，人口多补偿多，每人可获各类补偿6万～8万元不等，超生一个孩子，交社会抚养费2.5万～3.4万元，也要赚个三五万元，又得孩子又得利。

　　农村养育孩子成本降低，也增强了农民的超生愿意。

　　奉节县计生部门计算，以一个农村家庭计算，仅教育一项，把一个孩子培养到初中毕业，比以前减少上万元的费用。2007年3月，这个县对16个乡镇58个村的调查表明，育龄群众60%左右产生多生育子女的愿望，其中30%较为迫切。

　　新政乡钟家村村主任谢青山认为，子女多比子女少好处有三：一是兄弟或姊妹生活可相互照顾；二是有多子女的家庭若一个意外伤亡，还有另外的可依靠，父母承受能力会大大提高；三是农村没有养老保险，子女多有利于父母安享晚年。

　　竹园镇竹园村14社违法生育户朱进忠等人说，国家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的政策虽然好，但要等到60岁才得到，按照人均寿命72岁计算一生能拿到国家的补贴仅7200元，多养一个孩子，肯定不止7200元的回报，还是多生一个娃儿划算。康乐镇郭家村4社违法生育户马炯坤竟打起了如此的“如意算盘”，他说，用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缴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用减免的农业税可以作孩子的生活费，如此并没有增加家庭的负担，多生一个孩子何乐而不为。

　　潘晓阳向记者列出了重庆社会负担超生子女的成本表共计8项：分娩救助、义务教育、中职教育、高中和大学教育阶段的社会捐助、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低保、拆迁补偿、水库移民补偿，以上项目合计，超生一个子女的家庭每年社会对其负担的成本多6839.4元（不含一次性的拆迁补偿），而同时孩子长大后通过打工可以挣钱。

　　计生优惠政策相形见绌

　　对比当前的“多生致富”的情况，受访的基层计生部门反映，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则相形见绌。当前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优待政策主要有：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放弃再生育的一次性奖励、资助农村贫困独生子女入学、独生子女升学有一定的加分照顾、独生子女死亡残疾家庭扶助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

　　这些政策补贴标准低，受益人群少。比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一项，夫妻双方14年合计只有600元；对放弃再生育的一次性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即使标准相对较高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对农民的吸引力也显得不够，2004年到2006年，重庆市确认的奖励扶助对象还不到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1%。2005年重庆市申报独生子女市内升大学加分的有8519人，实际享受到加分照顾的只有193人。助学工程资助独生子女大学生完成学业的不足100人。而且，就连这些，政府也由于地方财力的不足而难以兑现。最为突出的是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农村的兑现率仅为20%，重庆市已累计欠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9.7亿元。

　　本刊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农村计生家庭中年丧子后的窘迫生活，极大地刺激了村民的非政策生育意愿。忠县固国村从1979年实行计划生育到2003年的25年间，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和违法生育，曾被国家计生委评为“计划生育先进示范村”，但这个村近年来发生了5起计生家庭中年丧子的情况，对这种情况补偿标准很低，每人每月100元，因此生活十分困难，这刺激了其他村民非政策生育意愿，仅2004至2006年期间，违法生二胎户共占整个生育户的80%。

　　在普惠基础上“计生优先”

　　受访的多位专家、计生干部和基层干部认为，要从根本上遏制当前农村出现的“超生潮”，就要在加大对计生户的扶持力度、加强计划生育管理和突出计划生育导向机制三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

　　一是普惠政策不宜取消，同时加大扶持计生户力度。

　　2007年5月，就“多生快富，少生受穷”这一现象，重庆市政府安排相关职能部门调研后认为，惠农政策对农村发展意义重大，不应因计生问题取消，否则会引发不稳定因素，但为防止“生育获利”的发生，应在普惠基础上加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政策优惠。为此提出如下建议：建立计划生育补偿机制。运行机制应当是向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并明确划出一定比例用于补偿独生子女家庭；建立独生子女家庭保障机制，政府提供资金让独生子女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当独生子女意外死亡时，家庭可以一次性得到一笔较大金额的补偿金；规范社会抚养费征收与使用，保证其真正能够用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沙坪坝区人口计生委主任葛青阳还建议，在制定一些普惠政策时，一些单位根本不通知计生部门，使计划生育这一国策无法在一些具体政策中体现，因此政府在制订普惠政策时应该让计生部门参与其中，代表合法生育户的利益，修补其政策漏洞。

　　二是扭转计划生育管理弱化倾向。

　　重庆市计生委对1500名县乡村党政干部和计生干部的问卷调查显示，2/3的基层干部对做好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信心不足。铜梁县计生委干部周刊告诉记者：“以前计划生育采取高压手段，引起了百姓的反感。但是现在‘硬办法用不得，软办法不管用’。有的超生孕妇甚至挺着大肚子到计生站‘示威’。”奉节县计生委反映说，在一些农村，是有钱的“敢生”，无钱的“赖生”，介于两者之间的“躲生”。而乡村计生干部由于人员少、待遇低，出现“线断、人散”的局面。

　　当前一些农村地区采取了行政管理上的便民措施，未料到弱化了计生证件的作用，在方便了群众流动就业的同时，也割断了计划生育的管理链条，违法怀孕、违法生育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使得人口计生部门在开展避孕节育、行政执法、证件管理等不少工作中成了“瞎子摸象”。忠县计生委主任秦仕连具体分析说，比如新的户口登记条例规定新生婴儿只凭出生医学证明入户，已不再有过去的计生证明；各级政府在有关流动人口、鼓励农民进城等三农方面的政策文件中，强调维权、服务为主，几乎没有涉及计生违法管理方面的要求；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当事人凭身份证即可办理结离婚登记，取消强制婚前检查，导致“未婚怀孕生育、先生孩子后结婚、违法怀孕假离婚、为生孩子假结婚”现象出现；计生部门为适应以人为本、依法行政要求，规定人流引产需本人签字同意，不再实施大月引产，基层的工作难度大为增加。

　　三是深度推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本刊记者采访了大批专家、基层干部，他们认为当前深度推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十分重要，建议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建立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主要有三点：其一，协调相关部门，根据计划生育家庭面临的特殊困难，建立覆盖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其二，在“普惠性”三农政策中，适当提高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优惠幅度。比如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政策，可以考虑对计划生育家庭增加一个人口的后期扶持金；其三，适当调整奖励扶助对象的范围和奖励标准，将享受奖励扶助的年龄提前，对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人均预期寿命低的地方，再适当调低奖励年龄。建立动态的奖励金增长机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时调高额度。

　　其次是妥善解决计划生育家庭养老问题，建议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积极在农村探索社区养老模式，由政府或政府扶持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对丧失劳动能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进行照顾。政府出资修建一批计划生育养老院，或在原有养老院的基础上，优先优惠安排计划生育家庭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