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各高校的毕业生们正在忙于找工作,大学生就业难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据悉,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559万人,比上年增加64万人,供需矛盾更加突出。来自教育部门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9月1日,仍有大约144万应届高校毕业生未能如期就业。
无疑,大学生就业难,成了与看病难、住房难、回家难等齐名的又一大社会问题。
有人说,大学生就业难是扩招所致,毕业生太多,所谓僧多粥少也;也有人说,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80后年轻人爱享受,怕吃苦,所谓拈轻怕重也;还有人说,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人才与市场不匹配,供求断裂,所谓结构失衡也。这些说法也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我看来,大学生就业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府结构的制度安排。
表面上,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完全是一个经济或者教育问题。实际上,大学生的就业与政府结构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结构以集权为基本特征。这种集权表现为,就全国而言,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就地方而言,权力又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伴随着这种集权体制的,是各种各样资源的集中,包括交通、医疗、卫生、教育、科技、文化、金融等几乎各个方面;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先拿交通运输来说吧。飞机、地铁、城铁等大都集中在大城市里,有些只为少数几个特大城市所独有,或者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足够方便和便宜。而在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经常连公共汽车也没有,或者即使有也因运营时间短等问题而不方便。再比如医疗,好的医院几乎都集中在北京和一些大城市,老百姓要想看病得千里迢迢奔赴这些地方,而在一些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中小城市里,连一家像样的医院也没有。难怪北京好医院的门都快被挤破了。还有教育,好的大学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里,包括北京、上海、武汉等,仅在北京就有上百所高校,包括二三十所985和211工程学校,超过了河南、江西、青海等若干个省的总和,尽管仅河南一省就有近一亿的人口。
这种集权结构和资源集中的现实,导致大学生们在就业时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千万不要责备他们不回家乡,不回到一个小县城去,因为他们选择呆在大城市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他们知道,尽管大城市有很多缺点(比如污染严重、交通堵塞等),但大城市里也有更多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与那里的各种资源分不开的。没有这些资源,大城市里的机会会减少很多。之所以很多高校毕业生要“赖”(无贬义)在大城市里,即便是暂时干一份不满意的工作,也绝不愿意回到一个小县城里去,乃是由于那里的资源实在太少了,基础设施实在太差了。比如在西部的许多中小城镇里,没有干净的自来水,经常停电,交通几乎难于上青天,看病要跑到几百里之外的大城市。试问,大学生会愿意去这些地方吗?进一步讲,谁会愿意去这些地方呢?
就拿我所熟悉的法科毕业生来说吧。这几年,法律学子工作非常难找,据说是文科中就业最难的。当然,过去十年的法学院“大跃进”负有一定责任,但仔细想想,并不是法科毕业生多得超过了需求。事实上,在大多中小城市里,受过四年本科法学教育的人才并不多,甚至是“稀有动物”。据报载,在西部的不少县城里,连一个受过系统教育的律师都没有,法院、检察院里也鲜见科班出身的法学毕业生。在这种资源集中的情况下,一个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宁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里干一份与法律无关的工作,也不愿意去一个中西部的县城。这不仅导致大城市里的就业日益艰难,而且导致大量的教育资源浪费。
与其号召大学生支援西部,不如改革制度安排,改集权体制为分权体制,改资源集中为资源分散。在分权的体制下,大学生们会自愿地选择到西部去,到一个中小城镇去,因为那里有与大城市一样的资源和条件,更何况,那里的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王建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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