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5月6日《现代快报》披露，安徽阜阳市人民医院质控办主任、儿科主任医师刘晓琳是阜阳EV71感染疫情的最初发现者———在3月28日的交班中，面对连续死亡的婴儿，出于“职业的敏感和强烈的责任心”，她连夜用电话将情况上报。
而刘晓琳也是4年前阜阳劣质奶粉喂出“大头娃娃”事件的举报者和反映者。
以一己孤弱单薄之身，成为两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首要发现者、举报者，身为一名医生，刘晓琳的所作所为令人敬佩。
这种敬佩不仅来自于她的尽职尽责。据悉，早在1999年刘晓琳就被诊断出乳腺癌，接受手术和化疗后，身体非常虚弱，但“在我们医院中层干部中，她是惟一坚持上夜班的。这次疫情，就是她值夜班时发现的”。而对为什么会多次上报疫情的提问，刘晓琳表示：“一个个花朵般的孩子痛苦地死去，从医20多年的我眼睁睁地看着却不能救他们，内心就如刀绞。还有什么风险和压力能与孩子的生命相提并论呢？”
“什么风险和压力能与孩子的生命相提并论呢？”这句话分量很重，阜阳事件的相关人员该好好品味一番这话的含义。刘晓琳的行为映衬出许多令我们不安的现实。
阜阳不止人民医院一家医院，更不止刘晓琳一名儿科医生。那么，在刘晓琳之前，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反映上报疫情？而与刘晓琳的表现形成对比的是，阜阳颍泉区一患儿因低热、呕吐，于4月30日和5月1日几度到当地一家卫生院就诊，接诊医生却一再敷衍……
在医院和医生之外，负有发现、控制疫情，保障公民卫生安全职责的，还有专职防疫、卫生的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但是，这些部门和人员是否也具备刘晓琳那样的“职业的敏感和强烈的责任心”，是否为此次疫情的控制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呢？至少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事实是，即使有了刘晓琳的及时预警，从3月29日上报到4月23日最终作出手足口病的判断，过程仍长达近一个月时间，而在这期间，阜阳已经流言满城，在公众眼里，相关的公共预防、救治措施姗姗来迟。
无论从哪方面讲，刘晓琳都堪称此次阜阳EV71疫情事件中值得称颂的人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了一个刘晓琳，而忽略了其它。
对于诸如卫生防疫这类社会公共治理活动而言，除了像刘晓琳这样的敏感医生，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制度化的孕育、生成机制。否则，即使刘晓琳能挺身而出第三次举报，我们又怎能安然于下一次疫情降临时，个人力量所难以左右的恐慌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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