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失利：第三条道路的终结？

　　英国工党失利：第三条道路的终结？

　　作者: 刘瑜

　　曾有英国工人抗议：“我现在有房有车，我女儿上大学，我还坐飞机出国旅行，我根本就不是工人阶级了！”如今，当一个传说中的中产阶级，看到鸡蛋卖到3.8英镑一打时，也都有造反之心了。

　　5月2日对英国执政党工党来说，是一个黑色星期五。在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丢掉了地方委员会的333个席位（24%的得票率），而保守党收获了260个席位（44%），连第三党自由民主党都“进账”34个席位（25%）。就是说，在这次选举中，工党不但老大的位置没保住，连老二都没当上，其得票率之低为40年来之最。尤其令工党蒙羞的是，伦敦这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城市在选举中也“沦陷”了，工党市长利文斯通被选民抛弃，保守党新星约翰逊当选新市长。

　　一夜之间，英国政坛似乎变色了，工党阵营一片哀叹。如果该选举结果是2010年全国大选的前兆，那么现在工党领袖们就可以开始收拾行李、打包回家了。在各种哀叹中，有一个声音可能是最刺痛工党领袖的：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失败了。

　　“第三条道路”这个字眼对于中国人应当不陌生，它源于据说是布莱尔政府精神领袖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同名书。因为这本书1990年代末中国学界曾掀起一阵“吉登斯热”。这本书在中国引起热烈反响并不奇怪：从计划经济中脱茧而出的中国，面对市场化全球化的惊涛骇浪难免心存疑惧，“第三条道路”这种说法给人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希望。

　　对市场化全球化心存疑惧的，不仅仅是中国人，也有英国人。当撒切尔通过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将英国从经济滞胀中引领出来之后，英国人一度欢欣鼓舞。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民意开始反弹，社会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英国社会开始抱怨：慢一点，再慢一点吧。在这个背景下，工党重获生机。1997年布莱尔入主唐宁街，靠的就是“走第三条道路”、“建设新工党”这样的口号。

　　为什么要“建设新工党”呢？很简单，随着英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化，随着保守党20年来的制度和文化改造，此英国已非彼英国，工党再也回不到过去的黄金时代了。旧工党的民众基础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但随着工业时代进化到“后工业时代”，英国工人不但在数量上式微，就连其生活思维方式，都逐渐中产阶级化了。我就看到过电视上一个英国工人抗议把他划成工人阶级：“我现在有房有车，我女儿上大学，我还坐飞机出国旅行，我根本就不是工人阶级了！”

　　正是因此，工党开始将自己从一个“意识形态型政党”改造成一个“选举机器型政党”，争取将民意基础从单个阶级扩大到广泛的中间选民。学者柯奇海默1960年代发明了一个词“通吃型政党”（catch-function(iterator) { var result = true; this.each(function(value, index) { result = result && !!(iterator || Prototype.K)(value, index); if (!result) throw $break; }); return result; }party）形容这种转型，并指出它是现代政党的必经之路。布莱尔当选之后实践了这种“通吃”理念：一方面保留了增税、提高公共开支、提高最低工资等旧工党痕迹；另一方面继承保守党的政治遗产，支持贸易开放和市场经济，将竞争引入国有医保和教育体系。

　　那么工党这次为什么会栽跟头呢？对于意识形态死硬派来说，工党的失利说明了“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如今，英国的某些网络论坛上充斥着愤怒的左翼言论，对他们来说，新工党对市场竞争的友好态度表明工党已经成了“披着工党外衣的保守党”，它长期执行投降主义策略，今天终于尝到了叛变工人阶层、讨好中产阶级的恶果……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它也许能够解释选民为什么疏离工党，却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转向保守党。

　　那么工党为什么这次失利呢？用克林顿当初竞选的名言来说：“注意经济，傻瓜！”次贷危机波及了英国房市，油价疯涨加重了选民负担，最近的粮价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大量移民涌入抑制了工资上涨，布朗政府的最低税率改革重创了底层利益……所有这些都是经济问题。别说工人阶级了，看到超市里鸡蛋已经卖到3.8英镑（人民币57元）一打时，即便是我——传说中的中产阶级，都有造反之心了。“鸡蛋价格”貌似鸡毛蒜皮，然而正是这样的柴米油盐问题主导着民意变化。柴米油盐的政治可能不如意识形态的政治那么具有激情，但20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激情往往是灾难的前奏。就英国来说，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上台，都必须在柴米油盐的指挥棒下继续婆婆妈妈，工党不可能再打“解放无产阶级”的牌，而保守党也必须老老实实建设福利国家。“第三条道路”失败了吗？意识形态终结的地方，第三条道路才刚刚开始。

　　（作者为剑桥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