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可以接受超人、蝙蝠侠，不能接受一个猴子这么厉害。但因为是男孩的梦，就可以成立。” 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一种是你站在这儿，我用我的技能打倒你来证明我的强大；另一种是只要我强大，坐在这里，你就不敢轻易打我。”李连杰在说习武之道，又像在说大国崛起之道
李连杰的个人传奇，历经北京制造、香港制造、西方制造、跨国制造，似乎也映射着中国现象的国家传奇
从4月15日到17日，南方周末记者在3天里连续采访李连杰。
前两次是《功夫之王》的新闻发布会和电影首映式，后一次是因为他的壹基金一周年。和自己拿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及《功夫之王》相比，李连杰更加愿意谈他的壹基金和慈善。
李连杰把武术、电影、慈善比作自己人生里的3部电影。前两者已经结束，后者才刚刚开始：“爸爸妈妈是我生命的第一个编剧、第一个导演；我的武术老师吴彬和《少林寺》的导演张鑫炎，跟他们学会了武术和拍电影；我现在做的慈善，它没有胶片，却是我的生命，我们站在月球看地球，67亿人就是一家人，每个人都是编剧，每个人都是导演。”
北京制造 “你如果签了约，帮我拍两部电影，这600万就是你的了。”因为《少林寺》，19岁的李连杰在一个香港电影老板那里，见到他人生中的第一张支票。
李连杰从小就对钱有深刻的理解。4岁的时候，他缠着母亲花10元钱买了辆小三轮车给自己。第二天，姐姐告诉他家里的困难，他非常后悔，马上把车以12元倒卖给了姑姑，把钱全数交给了母亲。
李连杰两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留下5个孩子，全靠母亲每月在公交公司上班的31元工资和国家另给的10元救助补贴过活。家里人多房小，晚上李连杰和两个哥哥跟母亲睡一张床，奶奶和两个姐姐睡另一张床。
因为总吃不饱饭，李连杰发明了一种吃饭方法：“先吃元宵，再吃萝卜，元宵在胃里往上顶，萝卜往下落，一上一下，两个东西在肚子里折腾，一天都不饿。”
李连杰学武完全是个意外。
1971年，基辛格访华，正值学生放暑假，有关部门不希望美国人看见中国的小孩子在街头无所事事，北京中小学的暑假由两个月减少到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在厂桥小学读书的李连杰和他的同学们就得天天去附近的什刹海体校训练，每次两个半小时。
一千多名学生习武，到秋天开学的时候，只剩下李连杰在内的20个学生了。每天放学后，他们还要从厂桥小学赶到什刹海体校继续接受训练。3个月以后，20名学生经过淘汰只剩4名。
那一年，李连杰8岁，一年之后，他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他去山东济南参加了“文革”时首次国家武术比赛，拿了一个“杰出表现奖”。从济南回北京的第二天，李连杰就接到通知，他不需要再去厂桥小学了——直接搬进体校宿舍，成为专业学员。因为庄则栋的“乒乓外交”和迎接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时中国政府主办了一场名为“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乒乓球冠军赛”。李连杰和队友们将在比赛上表演中国武术。
李连杰这组排了5个表演项目，李连杰负责其中3个，招数和套路排练了一次又一次，“过重的练习让人很疲倦，可是祖国在期待我们的完美演出。”李连杰回忆说，12场比赛，每场比赛前他都得进行武术表演，坐在主席台上观看的除了外国代表团团长，还有我国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压力，一点错都不可以犯。”比赛结束以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连杰及其队友。李连杰至今还记得周恩来称赞了他的表演。
虽然练武苦，但是好处多：国家管吃管住，还免费发放运动衣，从此李连杰不用穿姐姐的旧花裤子了。每次领衣服的时候，李连杰总是领最大号的，回家给两个哥哥穿，自己接着穿旧的。
1974年，11岁的李连杰高烧39度，带病参加那年的全国武术大赛少年组比赛，连夺三个冠军，一举成名。当时的《武林》杂志评价说：“李正东(李连杰当时的名字)的技术扎实、全面，刀、枪、棍、剑、拳脚对练都颇具功夫，其中尤以刀、拳最精，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也是在这一年，李连杰参加了一个中国代表团以“亲善之旅”的名义出访美国，访问檀香山、旧金山、纽约以及华盛顿特区。他由“代表北京800万人民”变成了“代表10亿中国人民”。
在出访美国前，李连杰他们接受了英国老师6个月的严格训练，内容从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到如何用刀叉用餐到乘飞机的言行举止。但百密一疏，李连杰还是犯下大错。李连杰其实已经坐惯了飞机，但那是他第一次坐国际航班，在檀香山机场，李连杰看到跑道上停了一架飞机，机身上印着“中华航空”。李连杰的爱国热情油然而生，兴奋地对身旁的小伙伴叫：“大家快看，中国来的飞机！”
坐在一旁的领导一看，面如土色，马上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那是台湾的飞机，李连杰差点被赶回老家。
美国人用了几百人来保护这44人的中国代表团。
26名中央情报局保镖贴身保护，几辆巡逻车在前后方保护，几百名警察沿途隔离围观市民。
李连杰在“堕落”的美国看到了北京没有的高楼大厦，看到了美国人屋后有游泳池。
一次，为了验证他们住的房间是否有窃听器，李连杰对着墙上的镜子说：“我要冰淇淋。”又对着桌上的花瓶说：“我要吃香蕉。”晚上当他回到房间后，他吓一跳：巧克力、冰淇淋、香蕉已经摆到了桌上。他马上冲到队友房间检查，只有他的房间有。
在白宫的武术表演结束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小孩们合影。尼克松对站在基辛格旁边的李连杰说：“小朋友，你的功夫让人印象深刻，长大了当我的保镖好吗？”
李连杰马上朗声回答：“不，我要保护全中国亿万人民！”
现场一片沉默。尼克松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还是基辛格缓解了尴尬：“我的天，小小年纪，说话已经有外交官的架势了！”
在场的《纽约时报》记者把谈话内容和合影发表在次日报纸头条上，文章感叹说：“赤色的中国施行了什么样的教育，那么小的孩子回答问题也充满爱国情操。”
那是明星李连杰惟一一次上《纽约时报》头条。
李连杰出色的外交表现，使他毫无争议地成了“中国人民的代表”，接连被派到四十多个国家访问，表演中国武术。
李连杰得到的不光是荣誉，他被破格从11岁就开始算工龄，每月有5元工资。从此，他成为家里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那时候出国表演有一个好处，每人每天有五美元的零用钱。”李连杰很快就从荣誉中算出了实际利益，李连杰用自己在美国攒下来的零用钱给母亲买了一块瑞士手表，当时手表和自行车都是奢侈品，何况还是进口货。母亲非常高兴，抱着他直夸他是好孩子。
李连杰已经知道怎么利用自己的影响了。
一次去伊拉克访问的飞机上，李连杰找机会坐到副市长身边去，大谈自己家里生活困难，从上飞机一直谈到下飞机。快落地时，市长让他回家写补助申请，李连杰不会写字，就让姐姐写了申请补助，很快，他的工资涨到了43块。
李连杰的人生变成了数字人生，5年里，他连拿了5次全国武术比赛冠军，其中1979年那次达到最高峰，一个人拿了全能5个项目的金牌。按照当时国家政策，运动员拿一块金牌涨一级工资，李连杰连拿金牌，17岁的时候，工资已经达到了88元，普通职工的最高等级。
为此，北京体委授予他一个特等功，他被同行称为“天下第一高手”。“天下第一”名不虚传，此时的李连杰已经见过各色政要：尼克松、卡特、福特……他的武术成了中国跟其他国家“友谊的桥梁”。
单位制造 李连杰曾在白宫门口拒绝当尼克松的保镖，表示要保护11亿中国人民，最后他发现原来中国人民根本就不需要他的保护，他连辞职当个体户的机会都没有。
习武的李连杰很快被电影圈看中，长城电影公司总经理傅奇是第一个找到他的。李连杰在香港新光剧院台上的表演刚结束，傅奇跑到后台问他：“你功夫这么好，想不想做明星拍电影？”
李连杰之前刚看了李小龙的《精武门》，于是他拼命点头：“好，当然好。”
傅奇回去就给李连杰写了武功版《三毛流浪记》，却被体校方面以“年龄太小”为由拒绝。
能拍成《少林寺》纯属意外。香港银都机构要拍《少林寺》，拿的是日本“少林拳法联盟”的投资，导演陈文找来了河南京剧团的演员，但日本人认为他们没有拍出中国武术的真正面貌，要求换人。
银都解散了原有剧组，换了编剧，换上了导演张鑫炎。张鑫炎6年前在香港见过李连杰，印象很深，跑到什刹海体校找了两天，却没见到李连杰。他向教练打听李连杰的下落。学校马上通知身在外地的李连杰赶回北京。原因很简单，银都机构算是在身在香港的内地制片厂。
《少林寺》在内地卖了1亿元票房，演小和尚觉远的李连杰也红了。半年时间里，他收到了十几麻袋信，堆在院子过道里，一家人出门转身都困难。这些信里，有拜师学艺的，有夹着照片的求爱信，甚至还有血书。“一夜成名当然很开心，但你要表现得谦虚谨慎，不许骄傲，你的成绩离不开国家的培养、集体的领导、教练的指导、同学的鼓励……”久经考验的李连杰马上想到的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一切荣誉属于国家”。
因为《少林寺》，李连杰得了700元片酬——按天算，每天1元人民币。
香港老板慕名跑到北京来找李连杰，开价600万让他拍两部电影。李连杰兴高采烈地告诉单位领导，没想到一瓢凉水泼下来，领导说：“钱得交给单位。”因为“没有国家哪有你”。
那时候，李连杰的工资不到100元——比普通的大学教授工资高出一倍。但按另一种算法，每月拿100元工资，干到60岁退休，全部工资加起来不到5万元。
600万的支票放在眼前，李连杰却不能拿，19岁的李连杰彻夜难眠：“这张支票对我这种困难家庭长大的孩子，诱惑非常大，但你属于国家，你属于单位，你就不能拿，你不能擅自去做事。”
李连杰想退役改行做个体户，教练、单位都不批准——李连杰就是国家的人。绝望中，他写了封信给邓小平，内容是希望能够“退役读书”。
看过他表演的邓小平让秘书把他请进中南海。“邓小平说，"孩子念书总是好事，北大、清华，随便哪个都可以"。”这次见面后，李连杰还接到了邓小平的一封亲笔回信，让他“好好学习，将来做栋梁之才”。
李连杰最终放弃了去北大读书，一是自己小学都没毕业，很难跟得上进度；二是体委也不肯放他。他跟所有怀才不遇的年轻人一样，“完全没有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
李连杰开始怨恨起那些控制了自己的大人们，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反抗——一次日常训练里，李连杰“奇怪”地摔断了腿。
武术练不成了，李连杰还是摇钱树，单位把他作为外派人员转租给香港银都机构5年，条件是李连杰“每拍一部电影，单位就有5万块钱的收入”。反抗的结果是，“给单位打了5年的工”。
租到李连杰，银都机构接连不断地开拍“少林”系列电影。
对李连杰来说，拍《少林小子》是每天2元，拍《南北少林》是每天3元——而香港人演一天死尸的收入是50元。
李连杰内心忿忿不平，表面却什么也不敢说，因为讲了会挨领导批评，开生活会、写检讨。
终于有一天，李连杰把气撒在了《南北少林》导演刘家良身上。
一次，李连杰和其他工作人员凌晨两点按要求到达拍摄地，结果等到上午十点，刘家良才姗姗来迟，拍摄时机已过，被邵氏公司宠惯了的刘家良宣布工作结束。
等了8个小时的李连杰找到电影制作人，要求刘家良道歉，否则“立刻收拾包袱回家，再也不拍电影了”。
李连杰当然没有收拾包袱回家，拍到第三部《南北少林》在香港创下了1810万的好票房，超过了《少林寺》的1615万。
李连杰仍然是摇钱树，香港片方这次聪明地让摇钱树来当导演，李连杰构思出了《中华英雄》。
这是一部寓意直白的故事：二战时，中美军队击败日军凯旋，中国军人却受到轻视与侮辱。80年初，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政府经营的“友谊商店”，购买任何奢侈品，中国人却被拒之门外，无论他是否有钱。
24岁的李连杰只能借电影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我想揭发社会上的不公平，让观众察觉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革。”
乖孩子李连杰没想到当导演也会“挨领导批评”，《中华英雄》因为直接影射现实没有通过审查，至今没在内地公映。李连杰拍得呕心沥血，观众看得兴味索然，影片说教多于打斗，在香港上映票房惨淡。
1987年6月，李连杰与师妹黄秋燕结婚，这对明星夫妇住在李连杰家德胜门内大街的老平房里。黄秋燕和李连杰住里屋，李连杰的母亲住外屋，两间屋子的面积还不到20平米。
1988年，李连杰5年合同期满，深圳一个公司邀请他去合作一家武术发展公司。这次单位还是不肯放人。
80年代末，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经商“下海”热，李连杰第一次直接对单位说“不”，他和妻子坚持去了深圳。
因为缺乏从商经验，李连杰的经营以失败告终，李连杰终于彻底告别“单位”，和妻子移民去了“自由”的美国。
香港制造 “以前跟银都拍电影，不过是左派的工作，跟大陆相差还不太远。这次跟右派，外头资本主义市场合作，最重要的游戏规则是：你赚钱给老板，你就有生存的空间……喜欢你的人不喜欢你的人都要请你去合作。”靠《黄飞鸿》李连杰终于在香港东山再起。
初到美国，武术冠军李连杰在洛杉矶以开设武馆教拳谋生。
不久，导演过李小龙电影《唐山大兄》、《精武门》的导演罗维找到了寂寞的李连杰，请他回香港拍电影《龙在天涯》。
影片讲一个中国武术队员，在美国表演之后留在了美国，后来还加入了黑帮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反响很差，李连杰的现代形象也遭到恶评——当时惟一的好处，是让身在美国的李连杰跟香港嘉禾公司牵上了线。
这也是李连杰第一次以独立个体面对“资本主义香港”。
徐克当时在美国进修电影，听说李连杰也来了美国，热情洋溢地邀请他出演新戏《黄飞鸿》。
《黄飞鸿》开拍前，徐克把李连杰叫到了自己家，给他放了段美国国家地理的动物纪录片，狮子捕食羚羊，告诉李连杰一个“深奥”的道理：“每一个动作都应该有画面美感。”
“我以前拍电影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但"黄飞鸿"不是，徐克要求我和对手打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观众在看什么、想什么，这对我后来拍电影帮助特别大。”李连杰回忆说。
电影里黄飞鸿的招牌动作是“无影脚”。照常理，现实生活中常人的速度是不可能在半空中接连踢出7脚——顶多3脚。可徐克认为，电影是艺术，看电影的时候，踢到第3脚，观众兴奋才起来，第四脚观众开始鼓掌。为了增加噱头，徐克还让黄飞鸿一边踢一边大喊：“无影脚！”
《黄飞鸿》在香港首映，李连杰特意去电影院里看观众的反应。当踢到第4脚一边大喊“无影脚”时，看电影的观众已经鼓掌叫好了，兴奋得直跺脚——无影脚却让李连杰折断了左脚。
《黄飞鸿》大获成功，还在美国、韩国、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李连杰靠“假功夫”再度走红，成为香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徐克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李连杰这次在香港终于赚到了钱。但钱并不是那么好赚的。
李连杰按照当年跟嘉禾签订的合约：两年拍4部片，如果没有拍够4部，依旧按照600万给——嘉禾只给了300万，就让李连杰续签合约。
李连杰当时在嘉禾的经纪人罗大卫从来就没有站在李连杰的立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李连杰开始罢拍嘉禾电影。
李连杰雷厉风行的新经纪人蔡子明出面斡旋、争取利益，看上去也协调好了李连杰和嘉禾的矛盾，就当李连杰感觉自己东山再起的时候，1992年的一个早上，蔡子明在返回公司的路上，被人枪击致死。
蔡子明被杀是当年香港娱乐界的头等大事，凶杀案后第二天有媒体接到凶手爆料电话，说自己受聘于一位香港的电影监制，以100万港币价格刺杀蔡子明，但事后只得了50万。“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无论刘德华、周润发还是周星驰，背后都有很多故事。”李连杰回忆说，当时香港政府派了9个警察24小时保护正在拍《中南海保镖》的自己。
没有了蔡子明，嘉禾公司又欺上头来，李连杰无可奈何：“我到了这个地方，常受威逼，娱乐圈真是一个是非之地，我宁愿什么都不要，重返大陆，也许只有在那里才有我真正的家。”
李连杰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北京，不仅没有黑社会，还允许他自组电影制作公司，他用小时候的名字“正东”命名公司，拍摄了《黄飞鸿之狮王争霸》、《方世玉》、《太极张三丰》、《精武英雄》等五部功夫影片，终于达到了李连杰期待的名利双收。
就在李连杰春风得意的时候，不幸再次降临：在内蒙古拍摄电影时，接替蔡子明任他经纪人的姐夫，因车祸意外身亡。
李连杰的信心荡到低谷：谁都可以掌握李连杰的命运，除了他自己。
最后在向华强夫人陈岚影响下，李连杰开始信佛。1997年，李连杰在台湾拜师，正式成为佛教弟子，法号“成就金刚”。
西方制造 “在好莱坞我们只是一道配菜，没有办法作为主人在这个圈里掌握自己的命运。”李连杰这样总结自己的好莱坞生涯。
信佛之后，李连杰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去好莱坞发展。“你要成为世界级明星，就必须进入好莱坞这个世界电影工业中心。”利智送给丈夫李连杰一句家庭格言。
这是李连杰第一次以亚洲巨星的身份在美国发展。
1998年，《致命武器4》里有个反派角色，喜欢李连杰的沃卓斯基兄弟与袁和平把他推荐给了投资方。
电话里谈得很愉快，只要李连杰打，片方就出100万美元；等李连杰到了纽约，价格减到75万；等他去试镜时候，价格减到了50万美金，还包括聘请律师等费用。
妻子利智很气愤，让他马上回香港。此时的李连杰已经没有那么气盛了：“在中国你再牛，去美国还是得从零开始。”
这次李连杰不仅演配角，还要跟另外5个人争这个配角。面试的前一天晚上，李连杰怕影响妻子睡觉，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坐在马桶上读了一个通宵的剧本。他不懂英文，就先让人用英文念了一遍，再拿录音机录下来，把对白加上汉字注音，戴着耳机把对白背下来。
第二天，他按约定的时间去了片场，要和他对台词的梅尔·吉普森还没到。等了一个小时，梅尔·吉普森来了，没有歉意的吉普森坐在一块悬挂着“禁止吸烟”的牌子下，跷起二郎腿，手里夹了根粗雪茄，助手在一旁弯腰为他点上火。
李连杰看在眼里。后来拍《致命罗密欧》的时候，李连杰也让人搬了把椅子，放在悬挂着“禁止吸烟”的牌子下，跷起二郎腿，手里也夹了根粗雪茄，只是没有点着——李连杰其实不会抽烟。
开始试镜的时候，在一旁的导演理查德·唐纳走过来，通过翻译对他说，“杰，你念书太好了，一字不差，可背出来的没有生命，要通过你的动作展示出来。”说完从他手里抽走了剧本，撕了个粉碎——美国人不管李连杰说些什么，他们只要看他打。
李连杰对自己的第一部西片并不满意，他认为《致命武器4》自己演的角色“有点辱华”，是西方人理解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形象。但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李连杰又舍不得放弃。
“我真的就想办法告诉他们，今天的中国人不是这样！但人家又不认识我。”初进好莱坞的李连杰很清楚，作为一个新人，他无法说服任何人。
《致命武器4》拍了3个月，华纳在试映调查中发现，观众给梅尔·吉普森打了八分，李连杰七分。而李连杰在这部电影里总共三场戏，打了15分钟，一句英文对白。
当时的美国媒体说：“李连杰技惊四座，一袭黑衣出场更是带几分神秘感，符合西方人对东方的印象。”
华纳公司马上决定投资《致命罗密欧》，李连杰做主演，角色也变成了正派，但还得打。因为是小成本电影，美国媒体就把他和李小龙、成龙并列。《致命罗密欧》给足李连杰面子，先出中文字幕，再出英文字幕，让前来捧场的李安、杨紫琼等人很是自豪。
《致命罗密欧》首映就达到票房亚军的成绩，也让李安有了和他合作的想法。
1999年，李连杰奉子成婚，迎娶谈了十年恋爱的利智。这一年，为了照顾妻子和将出生的孩子，李连杰放弃了李安的《卧虎藏龙》和沃卓斯基兄弟的《黑客帝国》。
2000年，李连杰和利智的大女儿出生后，李连杰又接到了沃卓斯基兄弟《黑客帝国》续集的邀请——演一个戴墨镜穿布衣长衫的中国人，也是一个动手不动口的“功夫高手”。
最后李连杰选择了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的《龙之吻》。李连杰在片中出演一个中国特工，身手矫健，机智过人，击退十多名打手追杀，剧情大同小异——在对待打星方面，欧美导演出奇地一致。
这让李连杰很委屈：“从李小龙、成龙到我，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似乎我们只是一介武夫，似乎中国文化除了打以外就没别的。谁是张三丰，谁是黄飞鸿，他们根本没兴趣知道。
对这些电影，中国观众并不认可，《致命武器4》在香港上映票房是1641万港元，《致命罗密欧》下降到603万港元，《游侠》只有273万港元。因为李连杰在电影里所扮演的形象不够“正面”，这几部片子压根就没在内地上映——当年的“红色儿童”李连杰，不知不觉成了被“禁映”最多的动作明星。
李连杰觉得美国根本就不需要他，他一般接的片子都是4000万美元的B级片。他甚至连A级电影剧本都没看过。唯一让他安慰的是，“我相信美国社会大部分人都听说过JetLi这个名字”。
2000年，李连杰终于等来一个冲A剧本，《救世主》的投资达到了7000万美金，这是李连杰好莱坞电影中投资最高的。
“很可惜，《救世主》票房没有成功，那意味着你就没有机会再拍这个级别的电影了。”
跨国制造 “我不再通过电影说教了。”在两个半小时的《霍元甲》版本被投资人和片商要求删减到1小时20分钟上映版本以后，李连杰失望地说。
2001年，张艺谋给住在旧金山的李连杰写了两封信：“6年前就想跟你合作，但是你脸色太奶油了，没有沧桑，人生经历不够。现在你满脸沧桑，有个剧本很合适你……”张艺谋在电话里让李连杰把《英雄》当成“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动作片之一”。
李连杰认为，“通常动作片都有一个模式，比如一个家伙父亲、母亲被杀，然后学习武术，以图复仇，干掉坏蛋。《英雄》突破了这个模式，讲的是战争与和平及如何成为英雄。所以它比以前的武侠片要深刻得多。”
《英雄》让李连杰感到，能够突破好莱坞给他的限制的机会在中国内地。借《卧虎藏龙》的东风，《英雄》史无前例在美国2000家电影院同时上映，但吸引大部分观众到电影院看电影的动力，还是李连杰的武打和昆汀·塔伦天努的友情推荐。
让李连杰和张艺谋失望的是，西方人并不接受《英雄》的思想观念，他们看中的是李连杰的武打和张艺谋的画面，干脆对电影进行了删减。
靠着出口转内销，李连杰成功地把片酬提升到了1500万美元，也成功告别只懂打的欧美世界。
回到华语世界里，李连杰投资拍摄了电影《霍元甲》，并以此告别武术片，他把这部影片当成自传：“霍元甲年轻时的急功近利，后来的发奋图强，这些我本人都经历过。”
在《霍元甲》里，李连杰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都表现在了电影里。作为投资人和主演的他让霍元甲由“打”到“不打”，批评西方人对中国武术的误解和偏见：“西方人很难理解，武术除了打还有什么？学武术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你站在这儿，我要用我的技能打倒你来证明我的强大；另一种是，只要我强大，坐在这里，你不敢轻易打我。”
《霍元甲》初剪的导演版是两个半小时，因为片商坚持，最后公映的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在《霍元甲》看片会以后，投资商和发行商坚持删减掉的内容恰恰都是李连杰最在意的说教部分。这让李连杰至今为引以为憾，他认为两个半小时的版本“才能把所有我想讲的东西讲完”。
此外，《霍元甲》之前的《狼犬丹尼》同样未能满足李连杰的心愿。这部由吕克·贝松编剧的电影，在要求他狠打的同时，比好莱坞电影多给了他几分钟情感戏，让他表达自己的思考：“暴力可以让你强大，消灭你的敌人，赚来金钱，但它不能解决问题，还得靠爱和微笑。”观点其实与《霍元甲》相去不远。
“不打”成了李连杰对抗的主要目标。 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李连杰的获奖感言听上去很嚣张：“早拍文戏，我早就拿奖了。”
陈可辛投资3亿元的《投名状》里，李连杰的片酬占了1亿元，陈可辛要讲的是知识分子跟武夫从来不是朋友，也交不了朋友。李连杰出演知识分子庞青云，打还是要打，李连杰在片场拍摄的时候，带着刘德华、金城武跟陈可辛大吵了几架，李连杰不理解知识分子和武夫的关系，陈可辛“用了很紧的剪辑方式，把观众哄到觉得李连杰很有心机”。
“拍完《霍元甲》以后，电影在我心中的生命就结束了，有没有电影都无所谓。电影对我来说，只是工作而已。”李连杰不断重复自己的主题词。
“不打”只是一个相对的坐标。
李连杰和成龙两个打星第一次同时出动，《功夫之王》剧情和打斗简单、粗糙、低龄化，李连杰不但是主演，而且是投资人之一，投资4亿人民币拍摄的《功夫之王》对好莱坞来说并不算大片，最多算个冲A型，公映首周三天就创造票房2090万美元，所有的缺点都被“北美票房冠军”的光环给遮盖住了——华语电影的“评判标准”，从奥斯卡奖悄悄地转移到了北美票房冠军。（原载来源：南方周末李邑兰 张 英） (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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