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走向新军事》

　　在我心中，当今中国犹如处在“诸子百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的变革年代。当然，这次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继而带来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时逢跨百年、越千年的世纪初叶，中国军队面临许多重大抉择。理论导引战略，战略统领行动。我军建设要实现历史性的跨越，需要新探索、新实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寻找新的答案，是当代中国军人的职责，也是参与抉择。正因为如此，我写了这部《走向新军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恩格斯曾经指出：“军事战略战术的变革，更是生产力和技术不断发展的表现。”透过时代看世界，发达国家与中国在军事上最根本的差别是生产力基础的先进与落后。当建立在数字化、智能化基础上的新兴生产力蔚为壮观时，建立在机械化基础上的工业就变成了传统工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军事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传统军事。加快跨越式发展，实质上就是要从传统军事走向新军事。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断更新，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并不总是这样，陈旧观念仍在许多地方制约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作用着行为。其情形就好比人的一条腿已经迈出门槛，另一条腿还滞留在门内；一条腿已经迈上台阶，另一条腿却拔不上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事思维是居前还是居后、居上还是居下？答案是明摆着的。只有居前居上，才能站在时代前沿和科技高峰，看到和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走向新军事》中，着力从生产力角度观察时代的变迁，探索我军的跨越式发展。

　　所谓跨越式发展，可理解为我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种超常规发展方式。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放弃循序跟进式的发展思路，积极寻求发展的最佳捷径、最高效率和最快速度，实现后来者居上。即由现在的半机械化、机械化和一定程度的信息化直接跨越到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信息化。当然，其中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机械化。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化已经突破单纯的技术层面而上升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形态和必备的综合作战功能。因此，我军跨越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建成信息化军队、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这不仅需要我们真正明确跨越的目标、认清跨越的参照系，而且要选准跨越的着力点，投足跨越的气力，说到底就是讲究科学的态度，干最应该干的事情。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写《走向新军事》时，注意遵循跨越式发展的系统化要求，并着力探寻重大建设上的“支点”。因为这样有利于用相对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效益，加快跨越式发展。这就好比移动一个物体，用杠杆撬总比用手搬要省力得多。在当今这个变革的年代，在资源有限、任务紧迫的情况下，我们要成为世界军事舞台上的智者和强者，就必须使思维变得更加“灵巧”。

　　网络时代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要使创新的成果真正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并不容易。照搬照套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不行，完全从现有条件出发闭门造车也行不通。因此，创新军事理论，必须力求中国特色。从适应新军事变革的新形势看，我们也正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通过抓紧学习、研究和普及世界新军事变革知识，提高全军官兵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和机关干部的素质，成为明白人，做到全局在胸；另一方面，要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趋势，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和军情，进一步理清思路，真正解决好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究竟怎么搞才好”的问题，并扎实推进。前者是个“知”的问题，后者是个“行”的问题。二者都很重要，但相比之下后者更难且紧迫。从这个角度讲，创新军事理论，就更应该力求中国特色并管用。

　　由于本书主要是从战略层面上思考问题，我对“战略”感受尤深。对于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来说，战略的贫困是最大的贫困。我们不缺战略，但需要更管用的战略。我们不乏理论成果，但迫切需要更管用的成果，尤其需要彻底的探索精神，勇于创新。在当今“战争变小、战略变大”的年代里，这比什么都重要。

　　加快我军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高技术的助推下，当今世界的战争变数很大，这又为预测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因此，《走向新军事》只是我的探索性研究，只是投向时代潮流的一颗“石子”，愿能激起更多的浪花，与大家共勉。我坚信，只要我们群策群力，就一定能够形成巨大的智慧洪流和能量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