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秘书经纪公司专门租给小公司高品质秘书

　　连秘书都租的公司靠谱吗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姜智鹏、特约撰稿孟佑桐 /上海、北京报道

　　“为小公司建立一个大公司的假象”

　　2008年4月29日下午，上海黄浦区北京东路一栋写字楼21层的豪华会议室里，胡磊静立窗前，气度不凡。

　　“胡总，您的客人到了”，会议室的门轻轻打开，3个外国人跟在一位身材高挑的秘书身后慢慢走了进来。

　　胡磊回过身，整理了一下衣服，满脸微笑迎上去。短暂的寒暄过后，四人在漆成深红色的环形大会议桌旁落座，秘书送上现磨咖啡。一小时后，胡磊送3位外国客人出公司大门，向他们介绍：“从这里步行3分钟就是中华第一街——南京路，这几天，我的同事会陪你们四处走走。”

　　送走客人后，胡磊笑着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这单业务十有八九可以接下来了，对于我这样的小公司来说，意义绝对重大啊！”胡磊的“信程贸易公司”成立两年多，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公司，总共只有两个人，刚刚接待了外国客人的豪华会议室，是他用几百元钱“论小时”租下来的。前台及秘书，和这位胡总相识还不到一个小时。

　　胡磊告诉本刊记者，在上海，提供这样系列服务的租赁公司少说也有几十家，用他们的行话，这叫做“服务式办公室”。

　　省钱，还包办一切

　　“服务式办公室”，又叫即时办公室，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欧美国家盛行，其运营模式是以小型办公室和办公位出租为核心，提供大家共用的客户接待、IT支持、行政服务。服务对象主要为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大公司的分支机构和临时项目组，以及国外公司或机构驻扎在当地的办事处等。

　　一家小公司如果租用了“服务式办公室”，就不需要再额外聘用前台、行政以及后勤人员，甚至连相关办公设备的费用都可以节省下来，这些服务转而由租赁公司统一配备。省钱，又包办一切，这就是“服务式办公室”盛行的主要原因。

　　2000年以来，“服务式办公室”进入中国，在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大连等城市次第出现。

　　最早干这个的是老外。英国雷格斯公司2000年在北京嘉里中心设立了办公室外包服务。在这里，雷格斯出租的写字间按照工位的个数计算，两人间办公室多为15平方米左右，每个工位的月租金在3000~8000元之间，其中已包含水电费、电话费、宽带费，并为客户提供前台接待。

　　雷格斯东亚地区总经理汉斯（Hans Leijten）在北京金融街卓著大厦的会议室里，指着窗外的白塔寺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位于中心商业区，而且提供包括前台接待、行政支持、现场技术支持等全套的商务支持服务，所以很受外资企业青睐。

　　“雷格斯的客户可以说99%都是国外的公司”。纯粹的舶来品没有受到中国企业的欢迎，原因在于中国的大公司没有省钱的动力；而对胡磊那样每个月营业额只有几十万元的中小企业来说，雷格斯的收费门槛又太高了。

　　中国式租赁

　　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国内企业租用“服务式办公室”的目的与国外企业不同，它们并不纯粹为了节省开支。

　　上海的办公室外包服务产业的雏形，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起步不久的上海数目庞大的商务区中，也有一些写字楼不那么光鲜气派；在上海郊区，还有一些坐落在荒凉区域的“经济城”，只拥有几栋配套设施不足，交通也不方便的商务楼，为了吸引中小企业入驻，一些“经济城”就开发出几家公司共用前台甚至秘书、财务这样的“共用式服务内容”，帮助入驻的企业节约成本。

　　随着上海中小企业的发展，经济城、商务区大量增加，这种原本是用来“救命”的服务内容，逐步在新兴经济城和商务区中被广泛采用，成为中低档写字楼之间互相竞争的一种常用招数。

　　2000年前后，“上海的办公室外包服务产业也开始发生变异”，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上海南汇一家经济城工作的陆静说，最初，她就职的那个经济城开发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服务系统，“内容和雷格斯的服务差不多”，能够大大降低小公司的各项成本，经济城一度因此生意兴隆。

　　但不久，地段不佳的经济城逐渐没落，陆静本人则敏锐地看到办公室租赁并未就此终结。“我在办业务中发现，有一些小的外贸公司，因为常常要接待国外客户，所以总是想有一个更气派的办公环境”，看到商机之后，陆静于2004年自立门户，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幢商务楼里租下了半层，开设了一家“实业公司”，从事办公室租赁业务。

　　陆静给客户提供的核心价值，已经不再是节省一切，包办一切，而是“为小公司建立一个大公司的假象”。

　　陆静刻意将整个“商务中心”布局成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形象，“有员工位，有独立办公室，有前台，有商务会议室”，更重要的，“租户还可以将企业的LOGO挂在商务中心门口”，这样，“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来访的客人就会认为整个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都是你的，客人一进门，前台和秘书马上跟上，直接领到豪华会议室”，正是这样的服务，让陆静的办公室租赁深受小型外贸公司的欢迎，“去年每个工作位是1200，今年每个工作位的价格已经是1800了”。

　　后来，陆静开设了一项虚拟办公室业务，就是租户在这里没有任何工作位，仅仅是“挂个名而已”，但可以享受客户接待、将商务中心地址作为公司地址等项服务。

　　这种虚拟办公室收费低得超乎想象。包括提供商业联络地址、通讯联络号码、秘书接听电话和收发邮件包裹在内，所有服务每个月只需要100元。

　　“购买这样的服务的公司，大都只有一两个人，在家办公，例如一些电子商务公司，小规模贸易，还有一些小型的提供上门服务的公司，比如，有一家公司是专门为婴儿制作胎毛笔的，公司只有一个人，每次都是上门服务”。

　　陆静告诉本刊记者，现在采用虚拟办公室的公司，绝大部分也就是人们过去所熟知的“皮包公司”。

　　灰色地带

　　实际上中国的办公室外包服务产业，远不止上述模式。

　　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的5年多时间里，胡磊一直在与这类公司打交道，“在中国，这类服务其实已经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相比之下，国外所谓的成功经验，其实已经很落后了，可惜的是，这个庞大的服务体系，其实是靠很多企业打擦边球才做起来的。”

　　在胡磊看来，陆静的公司在这个产业体系中，“多少还算是一个比较正规的”，最“不正规”的两种形式，一是超短期租赁，二是企业注册中介。

　　以天为单位的短租，在国外的服务式办公室中是不被允许的，但在中国的办公室外包企业中却普遍存在，“因为每个公司或多或少都会有空余的办公位，与其空着，不如能租几天是几天”，但这也意味着，“如果人家只租3天，你怎么去审核这个企业的资质呢”？

　　陆静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企业提供短租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在此之前，“短租办公室行骗的事情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在没有行业规范的前提下，陆静承认她的公司也在提供短租服务。

　　而企业注册中介服务，则是办公室外包服务商和中介行业联手“发明”的。

　　胡磊不久前还接受过他们的服务。上个月，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合伙在北京开办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启动资金才26万元，也没有办公地址。一般人看来，胡磊的公司注册想必并不容易，因为近两年来，对于企业注册，工商、税务部门的管理已经越来越严格，“很多时候都会有相关人员到注册地实地考察办公情况”。

　　但就是这样的条件，胡磊还是顺利拿到了营业执照，“注册资金120万，注册地址在上海市中心不错的商圈”，为此，胡磊所付出的总的花费，不过5000元。

　　一家专门从事该业务的“奇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告诉本刊记者，其运作模式是，由中介公司先为胡磊的公司垫资，通过企业注册的验资环节，然后，再由办公室外包商提供办公室。

　　平时，实际注册地会挂上你公司的铭牌，内部会有办公桌、沙发、空调等基本设施。但你不可以真的来办公室办公，如果要来的话，需要按天付费，一个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大约每天在300元左右。

　　森腾（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收费则要低许多，“可以提供朝阳区的注册地，全套服务每年只要2500元”，但他们强调“绝对不能来实际注册地，因为实际注册地平时就有别人在办公”。

　　北京商照财通企业顾问事务所也提供这样的注册服务。该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说，该公司代办营业执照“一次性的手续费是800元，包年检并提供地点的手续费是3500元”；北京金农泰商务咨询公司的一位业务员则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公司帮忙注册“空壳”公司加上代办手续费，一年需要4500元。

　　当然，这些中介公司也承接办公室日租的中介业务。

　　这其中，北京金农泰商务咨询公司的服务能力最“强”，因为他们能提供多个区域的办公室短租，“每个地方的价格不一样，依据地区而定”；北京商照财通企业顾问事务所提供的办公室日租价格是每天200~300元，“但是不能提供正在上班的人员，只提供办公室，室内物品也不能保障”。

　　治理并不困难

　　这些中介都告诉本刊记者，在代办营业执照的过程中，他们都“不接海淀区和丰台区的生意”。

　　“因为这毕竟是合理不合法的”，徐滔法律服务网的一名接线律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样的中介机构的存在其实已经为时不短了，“政府也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应对办法。一旦工商或税务部门进行严格的核查，提供虚假证明的中介公司和注册公司的法人都要承担严厉的行政处罚。海淀和丰台两个区，因为一度是虚假公司注册中介的重灾区，所以查得特别严。现在，反而造成了海淀区‘一照难求’的局面，很多中介也不敢接揽海淀区、丰台区的生意”。

　　事实上，在中国本土办公室租赁产业自身“发明”的很多新业务种类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法律风险。

　　北京兆君律师事务所孙律师告诉记者，代办营业执照的行为本身是合法的，可以认为中介是一种“委托机构”。但如果第三方公司与所注册的公司有了法律上的纠纷，又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中介提供了明显虚假的注册地址等信息，那么在今后的民事诉讼中，中介也将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

　　如果公司注册人变更了营业场所地点，把办公场所设置在商务中心，或是注册地就在商务中心，那一旦涉及具体案例，“一切的前提，就是商务中心没有主动为注册公司提供虚假证明，并且要尽到对租赁企业审查核对的义务”，才能不承担相关责任。

　　陆静告诉本刊记者，“无论是短租还是配合注册，之所以产生，就是有打擦边球的心理存在，对于防范法律风险，其实办公室外包提供商是既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做到的，毕竟，现在所要考虑的，还是生存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