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国刑事司法理念新路径(图)

　　司法改革驶入深水区

　　探访中国刑事司法理念新路径司法人员在做刑事和解工作。李扬摄

　　本报记者 杜萌

　　曲文军递给记者一张调查表。

　　作为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曲文军对该院如何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介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是《济南市历下区检察院青少年犯罪嫌疑人捕前品行调查表》，表格所列项目，分“性格特征、家庭环境、精神状态、知识水平、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诱因和品行调查结论”共八项。

　　与这张表格配套的，是由街道办事处、青少年本人、青少年家长三方签署的一份《对附条件不捕青少年进行社区帮教协议书》。协议书要求三方在自愿原则下达成，协议书对如何挽救失足青少年、帮助青少年反省罪错明确了三方的具体责任。

　　“附条件不捕”体现宽严相济核心要旨

　　历下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告诉记者，所谓“附条件不捕”是指案件事实清楚，经过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品行调查，认为采取逮捕以外强制措施能够保证诉讼进行而附加考察条件作出的不予批准逮捕决定。

　　作出“不捕”决定之后又如何？

　　仅仅决定“不捕”，远没有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要旨。历下区检察院为此苦心营造了青少年社区帮教制度。

　　杜晓涛在历下区检察院公诉部门有着10年的工作经历，这位副检察长告诉记者：以往公安局终结刑事案件侦查后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检察院就要根据犯罪事实起诉，对检察官来说并不劳心。现在，对青少年犯罪嫌疑人经鉴别实行附条件不捕制度，反而大大增加了检察官的工作强度，检察官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比如要与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家长、社区帮教责任人多次交谈，及时检查和监督帮教效果，了解被帮教者的思想和情绪。

　　杜晓涛记得，曾经有个因故意伤害罪被批准逮捕的青少年，从看守所出来后与在看守所中认识的不法分子混在一起，以至于发生了在光天化日之下追杀他人的恶性事件，此案案情让杜晓涛心情沉重。

　　由此，历下区检察官达成了共识：如果将涉罪中初犯、偶犯、从犯或胁从犯的青少年批捕后关进看守所，遭受“多重感染”，对其一生影响极大。一旦逮捕，其人生留有的“污点”注定影响到诸如参军、考学、就业，甚至影响到未来命运。“附条件不捕”的益处是，可以降低羁押率，减少诉讼资源浪费。

　　“在附条件不捕情况下，涉嫌犯罪的青少年人生道路的选择权属于自己。”曲文军说，“让他在一定时期内以自身悔过自新的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的选择。”

　　区别对待依法从宽从严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检察院受理了一起提请批捕的涉嫌诈骗案件，被刑事拘留的15名犯罪嫌疑人中有13名在校大学生，他们来自6个省11个地市的8所高校。

　　牡丹区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副科长卢丽萍回忆起2005年岁末那次办案经历，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提审了涉案的每个人，案情真相令她震惊，“这些正规大学的学生都不是本地人，有大二的和大三的，他们在实习期间参与传销来到菏泽，梦想一夜暴富，根本没意识到涉嫌犯罪。”

　　在卢丽萍多年办案的经历中，这么多大学生涉罪的情形还是第一次遇到。

　　当大学生们聆听了检察官对其涉罪行为进行法律分析后，许多人痛哭流涕，非常后悔，他们哀求说：“阿姨，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想到这些大学生中多数人临近毕业，多数人家庭经济拮据，他们是父母的骄傲和希望，他们急切挣钱自立，而国家为培养他们付出了巨大的财力，卢丽萍向检察长进行了详细的汇报，讲明对挽救这些年轻大学生的想法，建议不采取批准逮捕。

　　出于慎重考虑，检察院领导与公安机关的领导进行了专门座谈，又将大学生们的家长全部找来，希望家长们与检察官一道为这些大学生不再涉罪商谈挽救措施。最后，检察机关对13名在校大学生作出了不批捕决定。

　　卢丽萍告诉记者，两年过去了，当年的13名大学生全部毕业后，许多大学生致信检察院，感谢检察官给了他们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卢丽萍说，这些大学生中有两人被学校保送研究生，时至今日他们与检察官还有联系。“当年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强调宽严相济政策，要是批准逮捕了，他们的前途就完了！”

　　刑事和解探索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法院在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时出现了这样的镜头：

　　当被告人李某某当庭真诚悔罪并表示愿意赔偿后，被害人对主审法官说：“我也有过错，如果我能保持冷静，我们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同在异乡谋生，大家都不容易，我愿意原谅被告人，希望法庭能判他缓刑……”

　　一位旁听庭审的老先生说：“其实那被告人也挺可怜的，年纪轻轻，还有两个孩子，一家人要靠他养活，如果关进去，这个家就完了！说不定以后出来了还要报复被害人。锡山法院案件判得好，这个判决可以说是挽救了两个家庭。”

　　在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看来，刑事和解是一项全新的司法改革工作，它的理论和制度尚未成熟和定型，而该市推行的刑事和解模式也无完善的制度可供遵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

　　最初的摸索实践为改革尝试提供了这样的事实：

　　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数量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日益扩大；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最终获得和解成功的比例较高；调解主体初现多元化格局；诉讼效率较高；案件选择范围有所扩大；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服判率高。

　　值得注意的是：据统计，三家法院适用刑事和解所判处的案件，除一人提出上诉外，其他被告人均表示服判，犯罪人至今再犯罪率为零，而因犯罪反目的被害人与犯罪人皆尽释前嫌，恢复甚至超越了既有的和谐。

　　法院通过细致调查发现：29件案件被告人对刑事和解程序审理的看法是：刑事和解没有让自己感觉受到歧视、羞辱，自己没有被贴上罪犯的标签，感觉就像参与了一个自愿参加的下决心会。自己最大的悔恨就是曾经做过的错事，从而诚心向受害人道歉和修补损失。

　　刑事和解对被告人的改造作用明显，这让办案法官反思：传统对抗式的刑事处理方式对查明犯罪事实的好处不可否认，但对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关系的解决效果不佳，有时可能导致更加恶化。刑事和解使犯罪人更易修复尚未泯灭的“羞耻感”、恢复人性尊严，更易调动起他们改邪归正的主观能动性和融入和谐社会的自觉性。

　　无锡市律师协会会长孙敏认为，无锡法院的刑事和解在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和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下进行，做到了严格依法，没有突破法律设定的“底线”和滥用“宽严相济”政策。

　　“案结事了”力争息诉罢访

　　据介绍，在因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中，如果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被害方表示谅解的，可以对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在人民法院审理的众多刑事案件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起案件的判决：

　　当被告人杨某某的姐姐与被害人张某因承包铁矿事宜在电话中发生争吵后，被告人杨某某纠集数人分别乘车赶往张某家，杨某某手持镐把猛击张某头部后逃离现场。张某因颅骨骨折颅脑损伤呼吸循环衰竭，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当地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由于被告人杨某某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合理部分应予赔偿。法院以被告人杨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8万余元。

　　案件上诉至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被害方家属与被告人亲属达成民事调解协议，被告方自愿给死者家属5万元赔偿，死者家属接受赔偿，并同意法院依法对杨某某从轻判决，不进行任何干涉。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杨某某犯罪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考虑到本案系民间矛盾引发，被告方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被害方表示谅解，对其可以不立即执行，于是改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评价认为：被害人一方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附带民事赔偿，是抚慰其因刑事案件受到伤痛的重要方法。对于因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应该注意加强民事调解，在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被害方表示谅解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一情节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情节考虑。这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该案民事调解后，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告人杨某某死缓，双方当事人均息诉罢访，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最高人民法院提供了如下表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与犯罪的具体情况，对刑事犯罪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科学地、灵活地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结束语

　　细细梳理司法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改革一路走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司法体制改革进行到现阶段所包含的深厚内涵。

　　从十五大报告中首次出现“司法改革”一词，到十六大报告总结五年间取得的改革成果，用两百来字的篇幅论述司法体制改革，再到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渐行渐深，足迹清晰可见：一些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司法效率进一步提高，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正在逐步完善……

　　2008年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落实职权配置、队伍管理、司法保障，进一步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司法改革驶入深水区”系列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政法机关在深化和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方面大有作为。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司法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必将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