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寻求成为下一波最主要金融中心

　　主持人：劳伦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劳伦斯：我想所有的世界上的证交所都跟中国的公司不断的合作，从历史上就开始，从1991年、1992年就开始了，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为中国的大陆的公司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流动性的市场。当然有一些行业，传统来讲不能够在市场上，不能在香港的市场上找到很多的机构投资者。因为香港的证交所主要是有一些金融性的公司和房地产公司主导，但是情况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有益的竞争。因为如果没有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认为在亚洲来讲，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市场要获得可持续发展，我认为投资者的能力非常的重要。我们在香港也看到了一种类似的发展。现在机构的投资者占了我们的交易活动60%，20年前他们只占了1/3都不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发展的趋势，当时间不断的发展，一些机构的投资者他们一定要多投入到市场的活动当中，然后给市场一个长期的投资者的信心。在香港我们的市场是非常注重质量的。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证交所现在本身都是上市公司，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词是基金经理告诉我的，叫做“中国风险折价或者是贴现”，现在叫做“中国交易溢价”这样一个词。这就是说投资者的信心不断的在增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发达国家投资者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证交所本身成为了一个商业机构，主要是希望能够制造更多投资者的信心和支持。我们的确是看到很多的一些交易所他们都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吸引更多的公司上市，但是在香港的市场，我们认为长期来讲，人们还是注重的是市场的质量。所以我们在不断增强和改善我们的归管基础设施，我们还是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能够降低我们的门槛吸引更多的公司上市，使我们的财务报表更加好看，我认为质量重要的。谢谢。

　　主持人：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种叫做“中国风险因素”，我们经常说中国风险因素，中国市场上的风险因素。但是我们现在A股的交易市场上有一些中国上市公司比香港市场上的价格低。我们也讨论一些政策和法律上的原因也会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交易所本身的质量非常重要，但是法律法规方面也非常重要。赵先生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赵宏绚：的确在过去上海证交所成立之前，中国融资主要采取两种方式，第一是开曼群岛等地方建立一个外资的公司或是境外公司，然后在伦敦和纽约上市，或者是在香港的H股上市。这样的一种结构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一部分。三年以前，中国政府建立了或者说是规定了一些法律法规更加严格，现在并不是很多公司都能很容易的在境外设立这一类的离岸的公司。中国现在非常注重这种离岸规管，这一类控制政策的出台使一些新的离岸公司的数目减少了。这样的一种做法影响了一些想要在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不管是想在香港上市，还是在美国上市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大家有一种猜测，就是说中国政府会不会改变规管的措施。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对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会采取更加灵活性的态度和政策。坦白来说，如果我是一个政策的制订者，我也会愿意运用香港的资本市场，如果我不能很好的运用资本市场，就不能很好的推动一些公司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对于控制政策以及金融政策的发展方面要形成很好的平衡，这也是很多制订者需要考虑的。

　　主持人：张晓明先生，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中国的公司是不是真的需要在海外进行上市来进行融资。因为现在中国本地的市场流动性就非常的强，那么您也分享了自己非常有趣的观点，您的观点可能会让很多的证券公司的人大出意料。所以呢，你能不能再跟我们解释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

　　张晓明：好的。我想中国本地的股市非常的成功，而且我们也在不断帮助中国的一些公司到海外去上市，比如说帮助一些中国公司到香港上市。我的公司事实上帮助了很多的中国公司在纽约证交所和香港证交所上市（主要是在香港证交所），目前，我们公司40%的市值都是来自于过去10年当中服务的公司，我们50%的公司的交易额就是由以前服务的公司提供或者是贡献的。来回答您的问题，认为我的确是发现对客户来讲，中国的中国对于一些新的看法或者是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在最近几年当中，中国国内股市就非常好，股指比要比以前高很多，因为资本成本要高得多。

　　但是对于一些中国公司来讲，他们还是会继续考虑进入国际的市场来进行上市。特别是对于那些由海外的风险资本和私募基金创立的公司可能还是希望在海外进行上市融资，当然对很多的中国公司来讲，他们也是希望能够进入国际的市场，他们也是希望能够走出中国的国门来发展他们的业务，他们希望能够在中国发展同时也能够在海外进行一些并购的活动。所以对于这类的公司来讲，他们如果在海外上市，进入海外的资本的平台的话，那么对他们进行这类并购的活动更有益。通过在海外市场上市他们就可以解决境外的融资的问题，现在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的。所以这也是他们寻求在海外上市的一类原因，还有就是说当他们在海外进行上市的时候，股票就可以在海外的市场自由的流动和交易。这也是他们长期发展的一个考虑。由于人民币现在还不能自由兑换，所以很多公司选择在海外上市，这是他们在海外上市的一个原因之一。

　　赵宏绚：我完全同意张先生的观点。我想补充一点，我是一个律师，所以我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海外的上市公司如果在还设立分公司的话，他们进行并购是很容易得到海外的政府通过的。如果你在中国上市，你要到海外并购的话，在海外并购的流程是非常复杂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公司都愿意走向全球或者走向海外的市场来建立一些海外的分公司来进行并购的活动。比如说中国铝业如果在海外上市的话，肯定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猜测，说中国铝业可能想并购必克必脱（谐音）等等。

　　大卫•舒勒：我们公司的CEO几星期前访问了中国，回去之后也指出我们公司愿意成为海外第一家在中国的股票上市的公司。我们将会跟中国的证交会和其他的一些规管方进行讨论，然后我想这也会推动中国股市对外的进一步开放，同时我们也是一家非常国际化的公司。我想不仅仅中国的公司会越来越多的到海外上市，也会有很多海外的资本市场到中国上市，愿意运用中国的资本市场资源。

　　主持人：我还要谈到可持续发展，因为可持续发展是他们的主题。中国在推动可替代能源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特别是像太阳能，比如说尚德的公司的CEO也参加了本次会议。但是在这方面，在融资方面推动太阳能企业和可替代能源方面。中国的股市发挥得作用或者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发挥得作用比较有限。所以我想问一问在座的各位嘉宾，如何来改变这种情况。中国的资本市场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推动可替代能源的发挥以及可持续发展的？

　　张晓明：好，我来回答一下。的确我认为资本市场是可以发挥作用来推动绿色技术的发展，并且来提高环境保护，今天早上，尚德公司的CEO和董事长跟我们讲了一下他的看法，就是说他们公司是如何进行创新的方法来推动绿色能源的发展的。我想说的是中国政府也在规管方面越来越严格，规定中国的上市公司如果在国内上市的话，有非常严格的规则。比如说去年有一条规则要求所有申请在上海或深圳上市的公司必须要获得中国环保局的批准，只有他们得到环保局的批准之后才能得到证交所、证监会的批准。所以这样的一个标准，事实上是很多的公司上市最大的障碍。

　　中国的环保总局对于公司的上市发挥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他们觉得你的公司不能达到环保的标准，不能达到排放的标准，就可以否决你，就不能够上市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

　　大卫•舒勒：在这里我想资本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全球的资本市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新能源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去。第一就是说我们可以对公司进行融资，像尚德这样一类的企业，他们是进行着大量的节能方面的投资和绿色能源方面的创新。所以我认为资本市场如果看到这一类未来型的企业应该给予支持和帮助。我认为我们的资本市场对于绿色能源企业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资本回报体系，第二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还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资本和碳交易。我认为碳交易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在欧洲有创造了一个碳交易的交易所，我们也是希望将这样的交易所扩展到美国和亚洲。

　　讲到谈排放的市场，这其实得到了美国和其他政府的支持。我想大家可以看一看《华尔街日报》有关的报道，碳排放交易其中就涉及到如果你在建设某个项目的时候需要有排放上的许可，这个时候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排放权，排放权可以在国际上进行流通。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项目和对美国的很多企业来说，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是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从融资的角度来说，对中国的企业来说，可以在碳排放权上有一个作为也可以环保。

　　主持人：玛丽•堪索（谐音）就是写这篇文章的主编，以后有机会可以交换意见。

　　劳伦斯：从香港的角度来说我们对绿色环保也非常注重，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有关于碳排放的讨论。这方面的平台已经搭建起来了。目前对于港交所来说我们正在对这样的一股趋势正在进行研究，因为我们学识知道对于亚洲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策略，在短期来说这个规模并不是并不会非常大，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趋势，在港交所有一些是属于太阳能产业的上市公司，有几家是来自于天津的上市公司，而且上市表现非常好。

　　崔津渡：从信贷政策现在中国的各家金融机构，特别注重于支持环保节能降耗减排的项目发展，特别是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大的形势下，再一个从新兴产业角度说，除了各位先生介绍到的资本市场融资和支持碳排放和环保这方面的政策和做法之外，实际上现在有很多基金在追逐新兴产业的发展，就是为了这个行业要设立基金去进行直接投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