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 有福利也有自由(图)

　　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

　　和历朝历代相同,当进入1980年代之后,中国一场新的革命,也从农民开始,不过他们采取了温和而且对中国有深刻影响的举动。

　　1980年代初,发生在安徽小冈村的、一场被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体制革命已席卷全国。

　　然而,广东省中山市南蓢镇崖口村,在这个“革命、改革”的年代里,却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继续走“人民公社”之路,并延续至今。

　　有人说,这是珠江三角洲最后的“人民公社”。

　　它坐落在伶仃洋畔,临海远望,香港的大屿岛和澳门深圳的高楼大厦清晰可见。

　　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与崖口比肩而邻。

　　就在这个沐浴了一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地方,就在这个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已与世界经济紧紧联在一起的地方,居然会有一个叫崖口的村庄——至今仍奉行“人民公社”,“工分”、“口粮”、“供销社”、“生资部”是活跃在这个村庄的常用词汇。

　　对于崖口村,除了自2002年以来广东省内媒体的零星报道,人们似乎很难再查到关于它的详细信息。这些报道几乎不约而同地给它戴上“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符号化的表现体制性落后的帽子。

　　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尽管市场经济已融入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细胞,但全国仍在坚定地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约有7000多个。

　　据称,其中河南南街村、天津大邱庄、江苏华西村等部分村庄,甚至因其红色典型形象而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源支持,创造了辉煌。但同时,也使他们招来了无数非议。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广东,在以思想解放著称的珠三角地区,在这个香港的大屿岛、澳门的高楼,深圳的水泥森林触目可及的地方,为什么人们会坚持“公社”体制?它是另外一个大邱庄、南街村或者华西村吗?他究竟和其他的社会主义村庄的内核和外在,有什么不同?

　　它的未来可持续吗?……

　　有别于史上人民公社的村庄

　　村庄即景

　　这是2008年4月27日。

　　中午刚过的时候,家住祠堂边的谭伯接了个电话,电话是香港的亲戚打过来的,从他们快速的粤语对话里,可以感觉他们的开心。

　　在安静的村庄里,从半掩或者开放的门里望进去,许多村民在玩麻将。笑声不时传出来。

　　孩子们的笑声从村里的运动场上传来；村支书陆汉满的破单车,依靠在村大队部礼堂舞台旁边,会议室里,这个68岁的老头身边坐满了人,人人笑逐颜开。

　　如果不经人介绍,很难把这些客人和美国人联系到一起:这是侨居美国的崖口人回来看看自己的故乡,拜访老支书。

　　走在水泥铺成的村道上,一张张贴在墙壁上的性广告不时蹿入眼帘,一辆辆小汽车缓缓驶过；初夏的海风不时从平滑如毯的3000多亩稻田上吹来。

　　从卫星地图上看到,这个村庄古老建筑的屋顶和新建筑混合,被绿色的田野和数万亩的围垦土地包围着。颜色在阳光下鲜亮夺目。

　　绵延的海埂,将围垦的土地伸向大海,这是崖口集村民20年之力,向大海要回的土地。这由水变来的土地,如今成了村子的宝贝。

　　这些围垦出来的滩涂已大量作为养殖场出租(部分建起工厂),每年可为崖口提供数百万的租金收入,成为崖口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他们将这笔收入用于补贴农业生产、给社员和干部发工资、整修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凝聚人心的寺庙。低调的实施着“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制度”。

　　人民公社体制,一直被视为是中国社会主义试验的负面案例。崖口人民的“公社生活”,各种证据似乎证明着,如今崖口集体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相互依赖和补充,以及民主决议程序的坚持执行,正闪烁着科学与和谐的光芒。

　　干多干少:是你的自由

　　4月27日,村民阿谭起了个大早。他穿过几条小巷,来到村祠堂公告栏前。

　　公告栏上写着“八点开工,下北山界围鸭网、下田林斩田基”等字样,这是生产队长的开工通知。他如城市的人“打卡”一样,在“斩田基”一栏挂上自己的名字牌。

　　由于是农闲,这天出工的社员并不多,只是600多个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中的少数。根据村里的规定,干完这些活儿之后,阿谭们可以拿到20个工分。按照最近两年的崖口的工分值,这大概价值30元人民币左右。

　　“不过,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工分到底值多少钱要等到早造或晚造分配的时候,才能明确知道。”崖口村法律顾问谭顺宁说。

　　崖口村有3500多人,1700多劳动力,其中有差不多600人靠边在村里3500多亩的稻田里“挣工分”。

　　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和最近两年的工分价值,阿谭去年挣得了一万多点儿的收入,这在村里居于中上游水平,有的人可能与之相差数千元。外出务工、经商的崖口村民可从集体土地、工厂出租收入获得人均约5000元的分红。这个坚持公社体制的村庄已与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有人把我们与历史上的人民公社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看看我们的工分收入分配表就知道了。”谭顺宁说。

　　“粮折”与“粮食银行”

　　家里的米快吃完了,阿谭希望早点收工,好去村里的粮仓取米。

　　事实上,崖口的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也不大,成片的3000亩稻田,已经大部分交给了机械化操作。村民的劳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形式。但是他们必须认真的做这个形式——劳动行为,在崖口是神圣的东西。

　　阿谭没有磨洋工,要把自己份内的活干完才好,因此,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在中间的工休时间与伙伴们打扑克、讨乐子。大概10点钟的时候,阿谭完工,在通过队长的验收后,前往大队仓库,掏出一本类似存折的“粮折”领了“口粮”,并在旁边的打米机免费打米。

　　这一切都不用花钱,等早造、晚造季节结束,进行工分收入分配时,直接从中扣除。

　　“我们从来不用担心粮食涨价。”崖口村法律顾问谭顺宁说。

　　根据该村的规定,任何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都有权使用“粮折”,年终时直接从工分中扣除,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自2001年起,对16岁以下儿童工和60岁以上(女55岁)老人的口粮,完全免费。但是,退出集体生产的村民,将不能享受这项福利。

　　崖口的农耕地,按照村民民主约定,是绝对不允许出卖或做他用的——尽管它的位置和优越的风水,对资本力量的诱惑里巨大——这块土地,更像是整个村庄的命脉的根基,是维系村庄没有能力的人和老弱病残生存延续的最可靠保障。

　　有福利也有自由

　　在我们这几十年得到的印象是:凡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村庄,村民一旦获得了免费的房屋、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就会失去了许多自由甚至是民主。

　　这是曾经辉煌的大邱庄给人们的最惨痛教训,也是河南南街村最近公开给我们的例证。

　　但在崖口,如果阿谭想离开生产队外出务工,只需跟队长打个招呼即可。倘若他想要回村劳动,生产队也不可拒绝。不过,他只能回到他所属自然村的生产队,而不能在各生产队之间流动；回队申请只能在每年初进行,需要交100多元的生产工具费。以防有的村民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又回来挣工分。这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组织。

　　而一旦参加农耕,这一年就不能随便出入,因为会影响整个农业生产的进行。阿谭可以干完这一年,不想干了再退出,想干么干么去,想回来了。来年再报名。

　　曾在崖口村进行田野调查的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正汉博士透露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之后,崖口各生产队出工人数经过逐年下降,该村社员在1993年达到308人的最低点。

　　此后,由于社员人数的下降,大队为确保土地的正常耕作,增加了对生产队的补贴,在生产队出工收入已与外出务工收入相差不大,村里又有“口粮”等福利吸引,大量劳动力又开始回归,目前共有600人左右留在本村工作。

　　“其实,哪天去上工、上什么工,也是由村民个人自主选择,并未强制村民必须天天去上工。同时,我们还要保证社员收入略高于周围务工平均工资,但又不能高得太多。否则,有可能会造成人员总量的大幅度波动。”谭顺宁说,“要让他们的生活比周围分田到户的农民更好一些。”

　　早在1977年,崖口村的村民代表会议就开始成为一项制度。记者看到,在该村各大祠堂前贴满了村委会换届选举公告,许多农民站在那里观看、讨论。

　　2008年崖口村的民主选举也在平静而无争议的过程中结束。一个坐在村委会大楼边大榕树下休息的村民面对询问,迟疑地说:“外面的人都说我们村子好呢!”

　　“这么多年来,每个月都要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并就村里的公共事务进行讨论。”

　　谭顺宁向记者出示了最近十多年来的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记录,包括2001年4月矛头直指村支书陆汉满和村委会干部的“大字报事件”等均明确在案。

　　陆汉满对这种丑事好事一股脑记入历史的做法并不在意,他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过去是什么就是什么。

　　崖口村的财务管理就像是一个“透明的保险箱”,“你可以看见每一笔开支,但干部无法随意支配。每天村里集体开工的时候,没有一个社员讲,你今天要给我多少钱,才去开工。如果集体不值得信任,他们不会连今日收入多少工钱都不过问。”村民肖伯说。

　　30多年来一直担任崖口村党支部书记的陆汉满称崖口的做法是“双轨制”。即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双轨制,一个村庄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村庄以共同体形式进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双轨制,农业生产效率低,投入高,生产期长,有风有雨有虫有病害,甚至还有人害。因此,村庄又要利用土地出租收入来扶持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