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快读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地震灾区的孩子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有关专家指出，这种“轰炸式”的关心过后，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记者在灾区目击了幸存孩子的种种异常表现：浑身淌汗的天气却捂着大口罩几天不肯摘下来；对“妈妈没了”的事实，孩子出人意料地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一个又一个令人揪心的故事警醒我们，对于灾后儿童心理修复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们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对灾区孩子的心理干预应该是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要有政策跟进，更要有制度体系支撑。
有关部门应制定长期心理干预计划和机制
以此为契机出台心理预防方面前瞻性政策
包扎孩子心灵的伤口 本报记者 胡新桥
“在地震灾难中幸存的孩子，几乎都有种种心理问题，其中80%不能自愈，迫切需要进行心理干预治疗，而且是长期的干预。”申静对记者说。
37岁的申静是湖北省狮子山劳教所民警，拥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5月21日，她和潘丽华、王桂梅等人，通过卫生部和四川省绵阳市政府的批准，以湖北司法心理救助小分队的名义来到绵阳九洲体育馆，申静是领队。
几天时间过去，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有50多名志愿者加入进来，小分队的名称也改成了“希望九洲”，被卫生部人士称为心理救助示范站。
作为示范站，他们的任务有三：组织协调培训志愿者；组织儿童活动天地，如小书摊、小朋友作品自我展示；“扫篷”，逐一进帐篷调查，并进行被他们称为“包扎”的初步心理干预。
一个炎热的中午，在“希望九洲”敞开式帐篷里，记者与申静等人进行了长谈。
不肯摘口罩的孩子
大热的天，4岁半的张玉华躺在帐篷里不愿出来，浑身淌汗却戴着个口罩。
妈妈让玉华摘下口罩，他不干：“他们在外面打药，要毒死我！”
申静观察半天，发现小玉华的活动范围就是一床被褥，手紧紧抓住妈妈。妈妈要出去，他又用脚勾妈妈。
妈妈说：“这孩子变得太黏人。”
而申静则发现了问题：这孩子因为受了巨大的刺激而极度缺乏安全感。
张玉华是北川旋坪乡人，地震中亲眼看见爷爷被埋，妈妈背着他走了几十公里山路逃了出来。
申静伸出手去，想握玉华的手，他没有理。
申静跟他妈妈说话，手轻抚他的头和手，发现他的头点了一下表示同意妈妈的话。
“玉华，你长得好漂亮啊，看看你嘴巴漂亮不？”申静轻声细语地问。
玉华把口罩摘下了一点。
“阿姨看看你嘴巴上有什么东西。”
玉华往后退，又拉上了口罩。
申静发现玉华的手上有根线，说：“这线阿姨可以给你变个娃娃，行不？”
申静真的把线摊在地上，绕成一个娃娃状。玉华的眼睛亮了。
“到我们那边去玩吧，我们那边有好多玩具，还有小朋友一起玩。”
玉华跟妈妈一起来到了“希望九洲”志愿者们设置的儿童活动天地。这里有一个图书角，申静陪他看一本《王婆卖瓜》的图画书。
“你知道他卖的是什么瓜吗？”
“西瓜。”
“什么？声音很小，我听不见。”
玉华把口罩摘下半边挂在耳朵上，说话声渐渐大了起来。
申静向记者解释了她这么做的原因。她说，经历灾害的孩子有很重的丧失感。一下子，家没了，亲人没了，老师没了，同学没了……他们的生活就像一个被打碎了的瓶子，如何让孩子走出阴影，尽快恢复常态？这时书就是常态的一部分，他有书看了，常态的生活就回来了一部分，然后他在这里找到了同学、朋友，有老师教读书，有朋友可以做游戏，他的生活碎片就这样被一片片地找回，就开始慢慢恢复常态。
果然，当天下午，申静感觉到有人扯自己的裤腿，回头一看，竟是小玉华。更令她惊喜的是：玉华戴了几天不摘的口罩不见了！
第二天，母子俩要离开了，玉华特地来向申静告辞：“阿姨我们要走了。”从他脸上可以看出，活泼的天性渐渐回到了他身上。
“没了就没了”
对于曲山小学7岁的一年级学生珊珊，潘丽华说自己用尽了办法。
珊珊的妈妈遇难，在重庆打工的爸爸直到5月18日才找到她。
一见面，爸爸大哭着说：“妈妈没了！”
但珊珊却说：“没了就没了。”神态很是冷淡。
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珊珊什么也不说，只是自顾自地玩。
潘丽华说：“你的手脏，吃东西要洗的，不然要得病。”
珊珊却说自己的手被地夹伤了，很痛，不肯洗。
珊珊的同桌死了，她班上的同学只逃出来四五个。
潘丽华告诉记者，这是一种悲伤隔离，或者是悲伤延迟，因为7岁的孩子在经历这么大的灾难后，会变得极端无安全感。这是一种典型表现，可能会伴随一系列退缩症状，如与旁人疏远，与亲人感情变淡，对未来失去信心等。
珊珊的父亲不以为然，觉得珊珊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连妈妈死了都不当回事。潘丽华与他沟通，要他多陪陪女儿。
5月24日，一对夫妻找来，哭着说，今天是儿子娄薛峰的生日，本来订好酒席要好好过的，可是儿子现在已经没了。想找几个曲山小学的孩子一起，来给儿子过过生日。
申静、潘丽华她们赶紧找了几个孩子，给这可怜的孩子做了一个永远的10岁生日。
娄父对申静说：我们在地震中救了一个女孩，她妈妈死了，爸爸在重庆打工，到绵阳后我们把她交给了110警察。如果找到她，我想收养她。
娄父说的正是珊珊。夫妻俩一见到她就去抱，但珊珊却快步往后退，说：我不认识你！
申静说：“她这是选择性遗忘。”
申静们的担忧
珊珊这样的孩子，在地震灾区不在少数。申静说：“只有用爱，才能救孩子。”
申静在工作中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如此短的时间，还不能说是心理干预，只是一种创伤包扎；有专家认为应该对灾难后幸存的孩子进行介入式访谈，但我们不赞同这样做，与孩子交流悲伤是件残酷的事，可能再次伤害孩子。我们采用的方式是渐入式的。
吴鹏是曲山小学五年级学生，是个调皮的孩子，表现欲强，申静“扫篷”时发现了这种情况，认为他是自我防御心理强，以此防御、掩饰自己的情绪。
另一批志愿者介入了吴鹏。他们用的是成功教育法，对吴鹏大加称赞，称其“班长”。开始还比较谦和的吴鹏越来越自我膨胀，跟小朋友在一起玩时常常是这样的语气：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去干那事！敢不听话！
申静很是担心。她认为这种支持是虚假的，就像沙滩上垒的风景，经不得浪打。
果然，几天过后，已经离去的吴鹏父亲打来电话说：孩子回来后，两天打不起精神，不吃不喝的像傻了一样。
吴鹏失去了表演的舞台，更加失落。申静说，他不亚于又一次遭受伤害。
还有一个小姑娘，失去了18个家人。申静还不想去接近她，因为关注她的人太多了，小姑娘反而更易脆弱。那些几乎不懂心理学常识的人的关心，可能会一次次地揭开她的伤疤，让她一次次地受到更多伤害。
申静认为，心理干预是个长期的过程，“包扎”只是初步的干预，而干预治疗则需要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需要一个长期的延续性的过程。
因此，申静想通过记者向社会呼吁，一定要有一个部门或机构出面牵头，建立心理干预的制度体系，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并加强培训，对震区人群特别是儿童进行持续有效的心理干预。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倾听、陪伴和真诚的爱这些内容，比任何技术和技巧都有用。
(文中儿童姓名均为化名)
政策制度要尽快跟上 本报实习生 杜晓
又是一个儿童节，却因为灾难让人揪心。
“究竟有多少儿童因为地震心灵遭受创伤，很难统计出来。这么大的灾难，这么多的人数，可以说学界和业界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对于灾后儿童心理修复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恐怕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中国心理学界危机与灾难心理救援项目组成员、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易春丽博士今天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回到从前是最好的治疗
本报采访的诸多专家的一个相同看法是，要尽快给孩子们一个类似学校的安全的学习环境，这对于孩子们心灵的恢复有莫大的好处。
“这样一种结构化的生活会对人有好处。孩子们会下意识地感觉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对于生活又重新有了期待。”易春丽说。
“首先，要尽快让孩子们和家人亲人建立联系，多交流，尽量多地呆在一起；其次，尽快恢复上课，回到原来的学习状态；最后，要尽量让孩子们之间多游戏，这是为了在巨灾之后增加他们的安全感，科学已经证明，游戏是增加安全感最有效的活动。”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今天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据悉，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第九天———5月21日，中国地震灾区的第一所“抗震希望小学”开课。在其他受灾地区，也陆续有“帐篷学校”搭起。
然而，回到从前的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有若干细节问题需要注意。
“经历了这么大的事，再要让孩子们像从前一样学习暂时不太可能，需要对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必要的调整。要减少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因为创伤后孩子们的注意力不集中，很容易学习跟不上，那么有可能会让他们对自身的价值评价更低。所以建议多上些和正课无关的辅助课程，比如音乐、美术、舞蹈、手工等等，不太需要动脑的课程最好。”易春丽说。
艰巨任务期待政策跟进
面对着数量巨大的灾后儿童群体，我国的心理治疗人员队伍显得有点单薄了。
“本来真正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就很少，能够针对儿童的咨询师就更少了。孩子们需要关心、爱心，你得和他们建立安全与信任的关系，才能走进他们的内心，建立沟通的桥梁。”易春丽说。
合格的儿童心理工作者的短缺使得相关政策的跟进已经势在必行。
“有关部门就此问题制订一个长期的计划是非常必要的。”宗春山认为。
据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介绍，5月16日教育部召开的有关会议上已经作出部署，下达了三项任务：立即着手编写一本灾后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小册子，为学生、教师、社会包括家长和领养孤儿家长等相关人员提供指导；6月份将派出一批心理专家在北京或到灾区，对学校教师，特别是班主任进行培训；立即着手中小学心理教育资源建设，例如制作心理疏导内容的光盘等。
此外，教育部副部长陈小雅提出要建立热线电话和网络系统。
“除了灾后儿童之外，我们还应该关心他们身边的人。任何心理专家也不可能陪伴他们一辈子，最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还是他们的父母、亲人。地震之后，孩子们的家人必然也会受到心理冲击，情绪失常，而这必然又会影响到孩子们的成长。”易春丽说。
针对这一问题，易春丽介绍了一种干预策略，就是让受灾的人和正常的人更多地接触，甚至是生活在一起，让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情绪可以逐步影响孩子们。
“如果可能，是否可以从各个地区抽调一些教师支援灾区，减少灾区老师部分的工作量，这可能有助于他们有时间化解自己的哀伤，同时又不会剥夺他们上课的权利，可以让他们在工作中寻找生活的意义。而抽调的心理健康的老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受灾的学生提供新鲜的血液，在心理上有一定的安慰。都是心理有创伤的人在一起，也许不利于创伤的康复。”易春丽说。
宗春山认为，在政策上，对于孤儿和非孤儿还应该有所区别。“对于孤儿，我们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领养机制，确保他们健康的成长。对于领养家庭评估工作将会是未来的重点。”
易春丽在给民政部起草的《关于孤儿收养问题的建议书》中指出，要“对收养家庭进行收养前的心理培训”，进行“对收养家庭的追踪指导”，还要建立“收养家庭退出收养的机制”以及“提供和孤儿收养相关的科研和培训方面的支持”。
“长远来看，我国应该以此为契机，多制定一些前瞻性的政策，比如定期在学校里组织教育培训，让所有孩子都明白灾难来临时的自我保护和心理调整。”宗春山说。
本报北京6月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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