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时代没有到来

　　中国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了吗

　　文/陆铭

　　我们应该警觉的是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分割，以及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还有正在形成的城市内部户籍和非户籍人口的二元分割

　　汶川大地震悲恸未散，已有人议论这次地震是否会加剧民工荒的问题了。

　　劳动力短缺的时代没有到来

　　那么，学者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总结一下，基本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蔡昉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和民工荒的状况，这说明中国已经结束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即将到来。比较居中的观点来自李实教授，他认为中国现在进入的是一个结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区间。第三种观点是孟昕教授、陈钊教授和我合作的一篇文章里的看法。我们认为，随着城市化比率快速的提高，以及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状态走向结束，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相对于工业化率而言，中国城市化率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如果与其他国家的相似发展阶段的情况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明显偏低。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也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仍然在扩大，虽然说中国通过三农政策的实施，试图转变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截止到目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在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的话，农民工工资快速上升，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应该是缩小的。事实却相反。

　　第三，在既有的研究中还发现，不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如果只看城市内部户籍劳动力和非户籍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这个差距也在扩大，而且同样教育而不同户籍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这样一组现象很难让人接受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到来的判断。

　　为何会有民工荒

　　现在来讨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的现象，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讨论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首先是劳动力供给，影响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的年龄供给。在1982年的时候，人口的年龄结构有两个低谷，一个是0到4岁，这是计划生育的原因。第二个是在20岁左右的年龄，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三年自然灾害”曾经造成大量人口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凹槽逐渐地向后推移。到了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凹槽就出现在24岁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一方面是因为计划生育开始的时候出生的人已经进入到育龄了，另一个方面，他们的父母又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人口数量下降时期的，所以，这两个原因的叠加，使得24岁前后这个年龄阶段的农民工供给在近年里显著下降。也就是说，目前的劳动力短缺有非常明显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因素。

　　而且，最近几年里政府持续地实施惠农的政策，包括减免农业税、加强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等等，这些政策使得农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这也会减少劳动力迁移的倾向。

　　但同时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长。从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口强劲增长，2004年以后，出口增长显著加速，这也导致了劳动力需求大量增长。

　　劳动力市场上有非常严重的城乡分割

　　然而，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迅速变化是短期的因素，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第三点，那就是，长期以来导致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制度的症结。

　　中国在劳动力市场上有严重的城乡分割，突出表现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城市里的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方面和城市居民拥有不同的权利，他们的子女受教育也和城市居民有不同的待遇。

　　有两个因素在农民工流动的过程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是结婚，另一个是孩子教育，这两个因素会减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倾向。如果农民工可以在城市中得到户籍，得到社会保障，如果农民工的子女可以得到与城市孩子同样的教育机会的话，农民工为什么要回到农村呢？实际上，这样的制度因素也导致了城市中劳动力供给不足。

　　这样说来，我们真正需要警觉的是不是劳动力短缺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应该警觉的是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分割，以及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还有正在形成的城市内部户籍和非户籍人口的二元分割。

　　影响中国经济在城乡和区域上的布局

　　今天谈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劳动力短缺是由于劳动力的流动限制，特别是城市对于农村劳动力的歧视的话，这个制度就会导致中国经济在城乡和区域的布局上出现较大问题。

　　如果存在劳动力流动的城乡分割，导致城市规模增长不足，中国就放弃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最近一篇研究中国城市规模的文章发现，大约51%到62%的城市都规模过小。在比较典型的城市中，由于城市规模过小造成的损失大约占职工平均产出的17%，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城市因为规模太小而使职工平均产出损失高达25%到70%。

　　著名的新经济地理学家藤田（Fujita）发现，中国城市之间规模差异要远远低于国际上的其他国家，主要还是因为原来的计划体制长期限制了大城市的发展。

　　另一方面，城乡分割导致城市内部产生了新的二元社会。比如收入差距，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收入差距会危害到投资和经济的增长。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也导致社会和谐受到危害。如果我们将过去20多年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和侵财案件数量画在同一张图里，会发现，两者的变化和波动趋势是非常接近的。

　　整合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

　　长期的城乡分割和收入差距正在导致中国经济的“双重失衡”。从内部来看，在中国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时候，国内的需求受到严重的制约。为了维持高增长，必须依靠高投资和高出口。一个没有持续增长的国内需求作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导致投资效率下降。

　　同时，我们的出口持续增长，结果使得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在2006年已经高达65.66%，这么高的依存度，非常容易受到国际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安全的。在外贸顺差大量增长的背景下，导致了大量的外汇占款，一旦这些资金进入市场中就会带来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并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产生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企业也缺乏创新的动力。

　　从外部来看，中国出现了外贸的失衡。我们的低劳动成本在三股力量下得到了维持，一个是农村移民的持续增长，二是城市自1996年以来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还有比较弱的劳动保护，再加上人民币低估，导致出口持续上升，并形成了过高的外汇储备，导致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形式的贸易冲突。现在我们不仅是和发达国家有贸易冲突，甚至还在国际市场上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矛盾。

　　因此，不管是从微观还是宏观来说，要走出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必须把对劳动力市场的关注，从过于强调劳动力即将迎来短缺的时代，转向整合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整合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通过要素的流动来缩小收入差距。这样，中国才能走出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