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下午，时针指向2点28分。
和往常一样，坐电梯上13楼，开门开电脑上网，浏览新闻。就在我寻思要不要泡茶的时候，桌子猛地摆了一下。
“不会是地铁工程塌陷了吧？”第一个念头闪过。冲到窗口看窗外，对面30层的大楼晃动着，人们惊恐地跑到公路上，就像蚂蚁窝被踹倒了，蚂蚁四散奔逃。
“地震！”13楼晃得厉害，身边的饮水机和柜子砰砰倒地。站在窗边，一股大力似乎要把我从窗口推下去，我赶紧猫着腰，跨过地上障碍，拉开门冲到走廊里。看见陈燮和刚来的美女信息员同时冲出来，大家对视一眼，用手抓住走廊墙壁，把身体使劲靠在墙上。耳朵边是可怕的轰隆声，似乎陈燮在说不要跑，但听不清。
身体和心灵都在晃动着，似乎末日到来。一瞬间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慢。
“难道就这样交代在13楼上？”我感觉震动越来越大，突然格外气愤，居然忘了恐惧。“我结婚还没摆酒呢。”
2分钟后震感渐渐消去，我反身进门抓起摄像机，在窗口拍下一段画面，来到楼梯口，陈凯拿着相机在各办公室拍了图片，看见我大喊一声：“快下楼！”我们不敢坐电梯，从13楼腾腾腾跑下来。手机信号全断，我拽上肖林，开上我的私车就往省地震局奔。采访完赶回分社发出新华社第一条地震电视稿和音频稿。
发完稿，金社长神情严肃，甚至是悲壮地说：“马上走，去汶川。”
分社副总编黎大东、副总编丛峰、我、侯大伟和王钒带上所有的装备和海事卫星上车。车到门口，我看见新婚妻子鲁科颖，摇开车窗大叫：“你来干什么，去躲着！”妻子递给我一叠钱，说怕我没带钱。大东说：“带着吧，路上租车什么的，用得着。”我不耐烦地接过来，妻子说还有一包，接过来一看，是热水和热煎饼。
车上高速路，天黑得深沉。收音机里噼噼啪啪，信号极差。技术员王钒老家在都江堰，他不停地说：“都江堰完了都江堰完了……”
下午5点，到聚源中学采访，镇上垮塌并不严重，但学校整整一栋楼，没了。一楼人，没了。现场弥漫巨大的悲怆！征得现场一位警官同意，我留在他身边拍摄。一个个家长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不忍多拍多问。我发誓，会为他们做点什么的，尽我的力量。“真惨。”丛峰说：“有了孩子后看这场面，心都抽紧了。”
采访完天全黑了，我们进了都江堰。在向封锁路面的交警做出“生命自己负责”的保证后，我们驶上去汶川的公路。沿途都是垮塌房屋和比车还大的飞石，走出3公里后，路断了，一座山垮下来把路堵死。
大东说：“现在两种选择，一是等路通，二是爬过去，如果有车就租一辆，走不动了又爬一截，碰上有车又租一辆，这样到汶川。”
路一时通不了，这可是一座山压下来。
大东紧了紧毛衣，说：“那就我和王钒带上机器走吧。”
我说：“我们年轻，我们走。”大东摇头。
前方施工人员拦住我们疯狂的举动，没有让我们去翻那座泥石流形成的小山。在我们和他争辩的时候，余震来了。听见呼啦啦一阵响，小山上往下滑了不知多少石头。
前进不了就转为就地采访。我们分着吃了煎饼，赶回都江堰，在都江堰中医院我们赶上了总理一行。天很黑，雨很大。
我们在警卫的外围，进不去。怎么拍到总理呢？我看见旁边有医生焦急地张望，我想，总理肯定会来慰问医生的，于是就站在医生的旁边。
总理出来了，警卫清理周围的人时，没有动我。总理果然向医生们走来，先和我左边的家属握手，然后越过我，询问我右边医生的情况。
“总理！我们还有同事在里头，全是年轻人，没有车送伤员……”这名男医生哭得稀里哗啦。
总理眉头皱起，省委书记赶紧叫来市委书记，市委书记说确实没车了，所有的车都派出来了，远远不够。总理轻声安慰医生，说马上增派部队。医生说谢谢，总理突然很慢地说了一句：“不要谢我。”
不是不用谢，而是不要谢。这名老人为什么这么说？大雨中，他在街边临时搭起的棚子里召开国务院救灾会议，顶上遮雨的，是农民工们常用的红白色编织布。
总理在工作，我也在工作。13日临晨4点，一条《都江堰：总理冒雨在街边帐篷里指挥抗震》通过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东方卫视等卫视，均将其作为最重要前线稿件采用。
发完稿，已是临晨6点，我在办公室和衣睡下，余震摇摇，睡着就不知道了。
13日上午，刘社长和金社长召集开会，决定：由我、侯大伟、技术员李彤徒步前进汶川。金社长说：“派最壮实的，最能吃苦的去。”发出一条新华纵横后，我们背上应急包出发。走到大厅，两位社长打电话找到我，再三叮嘱：“万一紧要关头，宁可丢掉设备，也要保存生命。这一路就交给你了。”心头顿时涌上阵阵温暖。
下午4点赶到紫坪铺。此时，雾锁湖面，解放军停止放冲锋舟，我们只能返回。14日早上5点，“新华社敢死队”第三次出击。7点抵达紫坪铺，碰上了总社的徐博，他很神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加入了我们。14日上午10点40分，新华社记者谢佼、侯大伟、徐博在阿坝铝厂外沙滩上登陆后，发出第一条“新华社汶川5月14日电”消息。
之后的挺进是大家较为熟知的“四勇士徒步挺进映秀镇”。一路艰苦泥泞，整条腿陷在泥石流里，5公里路，我们爬了4个小时！生死危险，随时在身边。
泥石流最可怕的地方是你不知道脚下是什么，看着挺实的地方，一脚下去呼啦一下陷到大腿根，而且很可能脚会被夹住、划破、扭伤，或者跟着泥石流一起滑到岷江里去。我们疯子一样，把摄像机、照相机捆在腰带上，跟着部队一起向前爬。死就死吧，没死就向前。部队能前进，新华社也能前进。
到了映秀，满目疮痍。没有过多休息，我们立刻投入紧张采访中。拍摄伤员、拍摄战士、拍摄生死……我们在沙堆上写稿发稿，裤子湿了又干。
在旁边比我们略高一点的沙堆，是解放军的前指，第一天，蹭着部队的伙食，吃了顿热饭。有战士偷偷跟我说：“正师级才能吃1碗，你都吃了两个正师级了。”解放军对记者真好。
睡觉就不行了。轻装上阵所有人都没帐篷。我们想不能睡沙地啊，就走到废墟旁的公路上。公路上有孩子靠着帐篷在烤火，我们上去商量，能不能借着火堆睡个觉。带领这些孩子的，是漩口中学的刘艳艳老师，她人很好，招呼我们烤火，还请记者吃土豆。这是地震后，农民带着孩子们在山上挖的。
问到存粮，刘老师说：“不能挖多了，别人还要吃。”缺水，两个孩子一天只能喝半瓶水。10平方米的帐篷里住着60多个孩子，甚至活人跟死人住在一起……住不下的孩子全聚在外面烤火。
采访要进行，但绝不能刺激孩子们的伤痛。徐博又神奇般掏出口琴，为孩子们伴奏起“明天会更好”，结果被公认为“跑调了”。大家聊起奥运，孩子们说他们想看刘翔看姚明。活下去，就会有梦想。
孩子们很善良，烟老往徐博脸上呛，徐博转了一圈，烟都跟着他转。孩子们一起安慰他：“烟呛有钱人”。
济南军区的一个小战士提着饼干过来，发给大家，他说我比你们大不了多少，全班省下晚上的口粮给你们，但是没水。孩子们感动了，烧了一壶水送过去。战士没收，反倒又省下2瓶水，送给孩子们。送水的孩子，叫罗小凤。她后来撤到成都后屡次去献血，去当志愿者。
夜深了，我们席地睡了，把孩子们围在中间。
冷，关节痛。把脚伸直，一会地的寒气顺着腿就上来了，只好又蜷起膝盖。旁边的孩子们，衣裳都是破的，他们更冷。看来泥石流也有好处，好歹给我裤子上涂上厚厚一层泥。
早上起来，刘老师大声安排女生做饭，男生找水。饭好了，她见我们没吃，就招呼记者一起吃。我们确实断粮了，但忍着饿，笑着说不用。刘老师看出来，说：“吃吧吃吧，我们煮得多。”锅碗、粮食和肉都是老师们从家里掏出来的。
坚持看着最后一个孩子都吃过以后，我们盛了一碗饭，里面有土豆，有火腿肠，还有石头。味道很好。我是被他们救济的记者啊！后来去采访撤离的孩子们，孩子们见媒体多了一些抵触，可看见我就认出来了，都跑来和我说话，因为“我们是共过患难的”。
15日，大部队开进来。很多记者也进来了。新华社的队伍空前强大，总社的、军分社的、地方分社的，甚至还有在开博客的唐师曾。李彤开玩笑说：“唐老师，给我们讲讲您在伊拉克的战斗故事吧。”老唐笑着摇头。后来看他的博客，把我咧开嘴的鞋来了个特写。他不知道我名字，称我为“白毛衣”。只要不是白毛女就行啊。
大家出没在各个废墟里，镜头不停闪动，纪录这场灾难里人们的天性、道德和行动。拍摄直升机救人，拍摄解放军救人，拍摄所有的人救人。
下午，听战士说有暴雨和洪水，我们决定自救，徐博热情高涨地寻找材料，我们抗来木头、石棉瓦、绳子、桌子……就在废墟外面搭起一个小棚子，号称“新华社最前线发稿中心”。老唐又跑过来拍照片，又只拍到我的脚。
我们甚至还弄了个帘子。这帘子差点坏了事：分社让陈凯给我们送给养和电池，他乘直升机来后就不让他上飞机，找不到我们，就在废墟旁转悠。后来我们偶然撩起帘子，却看见了他一头大汗在转。亲人啊。
晚上，把孩子们安顿好以后，记者找到刘老师做现场连线的时候，看上去她疲惫至极。原来有个登山者协会的人跟她聊天时说，都江堰全垮了。
“我们进来时还看过，好好的。”我记得刘老师说的地址，那里没事。
刘老师哭起来：“可是那个人就是都江堰的，我说的地方他都晓得，他说全垮了，没有人跑出来……”
我突然又无比愤怒，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地乱讲呢！刘老师是60多个孩子的主心骨，她如果有事，这些孩子怎么办！
我们立即用海事卫星拨刘老师丈夫的电话，李彤还一边安慰刘老师：“现在外面信号都不通，打不通很正常，你不要胡思乱想……”
“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刘老师手在颤抖。
“嘟——嘟——嘟——”
“喂！”
刘老师喉头哽住了，那几秒钟似乎凝固了。
“哪个？喂，哪个？”电话那头似乎有点光火。
“你老婆！”刘老师用最大的声音喊着，这是她人生最幸福的一次通话。我看看徐博，看看侯大伟和李彤，我们4个长出了一口气，笑了。我爱海事卫星，科技，以人为本！记者，更要以人为本！
16日撤离。原路返回，解放军已经把路拓宽加固了，再也不用担心脚陷下去。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撤出来。后来刘老师和她班上的孩子一起成了英雄，受到教育部的肯定和表彰。
我回到家，家里没有人。电话仍打不通，刘老师是个奇迹。
整个小区的人全在广场上避灾，里面有我的妻子，我找不到她。我能从人群里找到共和国总理，但我找不到她。
最后我只能守株待兔，守在唯一的厕所边。1个小时以后，我看见她蓬头垢面，像个饱受惊吓的小动物一样，惊魂未定地走来。
在我出征时她柔情似水地给我水和干粮，而余震中她担惊受怕时我却不在身旁。这算不算记者职业的悲哀？我们冒死冲上第一线，浑不把生死当回事，却容易遗忘我们也是普通人，也有一个娇弱的女子需要我们的肩膀。
使命让我们坚强，什么让她们坚强？
谨向所有参与地震报道新华社记者的家人致敬！
（作者：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谢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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