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镒的植物人生(图)

吴征镒

吴征镒

　　来源：中华英才

　　引题：

　　在中国植物学家中，他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他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就有1766个，涵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以他为代表的3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题语1: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古话说的是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这8个字被众多植物学研究者奉若圭臬，也是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所训。吴征镒亲笔书写这8个字并刻石于昆明植物所内，一生身体力行

　　题语2：吴征镒考植物，在密林里他跌了一跤。

同事担心他跌伤了。他却不急于起来，左顾右盼，突然看见一株白色寄生植物，立刻拿在手上仔细察看，认出是锡杖兰。他对大家说，“唔，这里有个植物，是中国的新纪录。”

　　题语3 ：“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

　　解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的绿色情怀

　　吴征镒的植物人生

　　文/特约撰稿人 萧湘云

　　历来，人们用“地大物博”来形容中国国土之广与物产之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到底生长有多少种植物，它们又都怎么分类？这看起来是个极其浩大的题目。但是，有一个人却不仅能说出中国国土上有31155种植物，而且能准确说出其中上万种植物的名称。随手拿来一株小草，或是一朵小花、一粒种籽，他张口便能说出这些植物是什么科、什么属——犹如一个父亲述说着自家的孩子一样熟悉。

　　这个人便是荣获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中科院资深院士、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他担任主编后最终完成的《中国植物志》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户口簿”，而他本人则被世界科学界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令洋人惊叹不已的中国植物“活词典”

　　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消息一传开，他在昆明的家便多了许多慕名前来拜访的访客。来人大都会惊异地发现，这位老人一生研究植物，可他家里却什么植物也没有种。显然，各种植物都装在了老人的脑中、心中。

　　吴征镒似乎是为“揭密”植物而生。在中国植物学家中，他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吴征镒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就有1766个，涵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吴征镒的同事和身边的学生、助手都形容他博闻强记、博古通今。有一次在西宁，一个年轻人采了一大捧植物标本来请吴征镒定学名。吴征镒有个习惯，凡是有人来请他定学名，他是来者不拒。结果那天他给那些标本写拉丁文名、中文名，整整写了两个多小时。编《中国植物志》的时候，吴征镒脑子里记的文献出处，在手稿里写个人名、注个年代，助手去查对文献时往往一丝不差。别人都称赞吴老的记忆力好，他却说博闻强记不足挂齿。

　　吴征镒曾出访哈佛、剑桥、芝加哥等著名大学，每到一处，都能准确辨认出当地的各种植物。1983年，吴征镒到英国，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安排请中国植物学家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吴征镒认真观察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及其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令英国人赞叹不已。

　　因此，吴征镒在世界科学界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这种赞誉来自于吴征镒对植物学研究的热爱和数十年的潜心积累。“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这句古话说的是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这8个字被众多植物学研究者奉若圭臬，也是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所训。吴征镒亲笔书写这8个字并刻石于昆明植物所内，一生身体力行。

　　吴征镒的勤奋和严谨有口皆碑。和吴征镒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吴老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他经常告诫年轻人不要总是“浮在上面”，要踏踏实实做学问。多年来，吴征镒有个习惯，就是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架照相机，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就算是看上去很寻常的花草树木，也会仔细地拍摄下来。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还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艰难，或是在动荡的“文革”时期，吴征镒从来没有放弃过植物学研究。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资料室的一角，放置着植物学家们常年积累的中国植物卡片，其中，有3万多张是吴征镒1938年到1948年这10年间制作的。拉丁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和模式标本照片……一张巴掌大的卡片上，吴征镒用自成一体的“蝇头小楷”工整地将各个植物的资料记录得详详细细。同样一张卡片，别人只能写几十个字，吴征镒能写上百个字。

　　3万多张这样的卡片重达300公斤，放满了整整80个标准卡片盒。那期间，吴征镒曾在西南联大生物系任教，他在茅草房里创建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标本室，这个极为简陋的标本室竟然拥有两万多号标本。

　　吴征镒说，“一天不工作，比什么都难受。”即使在“文革”中受冲击等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吴征镒也没有放弃对植物的研究工作。那期间，吴征镒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而在他被强迫去昆明郊区黑龙潭田间劳动的时候，白天他在锄地时记下看到的各种植物，晚上回到小屋后就赶紧悄悄写出来、归类。就这样完成了9万字的《昆明黑龙潭地区田间杂草名录》。

　　中国首部植被专著《中国植物志》已成为举世闻名的植被专著。《中国植物志》与《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并称为“三志”，1956年被国家列为“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国植物志》也是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科院联合支持的重大项目。《中国植物志》工作于1959年启动，1997年基本完成编写，2004年全部书稿编辑完成出版，历时45年。《中国植物志》共80卷126册5000万字，并有5000余幅图版，记载了301科、3409属、31155种植物。可以说，该书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建立了“户口本”，基本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

　　“摔跤冠军”“摔”出中国新纪录

　　与很多科学研究一样，植物学研究离不开多种环境下的野外考察。世界五大洲，吴征镒走过了除非洲以外的四大洲。吴征镒花甲之时还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足迹留在了喜马拉雅山的雪峰和塔什库尔干的沙漠。80岁高龄时，吴征镒还去台湾考察植物。走遍了全国所有省市，让他最难忘怀的是西藏之行：“当我们从唐古拉山下来时，天空是那样透明、那样蓝，背后是雪山，前面是大草原，沼泽地里牛羊成群。心胸顿时开阔，什么劳累、什么烦恼都没有了，非常非常痛快。”

　　1974年，吴征镒从“牛棚”解放出来。为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决定去西藏考察。但是，年事已高，再加上西藏特殊的气候，上级、亲人、朋友都试图阻拦他。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吴征镒曾先后两次动员别的科学家进藏考察，自己却因为公务未能成行。西藏成了吴征镒梦寐以求的地方，他怎能刹住自己即将向西藏迈出的脚步呢？2年之中他两次进藏，前后行程2万多公里。由于高原缺氧，吴征镒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坏，回来后牙齿完全变松了，不得不到青岛疗养。

　　西双版纳是云南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也是吴征镒学术考察最频繁的地方。吴征镒在野外考察的时候，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一路上就喜欢低着头观察植物，在热带雨林的红泥巴路上不知滑了多少跤，全身糊满红泥。因此，大家送了吴征镒“摔跤冠军”的雅号。对这个雅号，吴征镒满不在乎，笑着说：“摔跤也好，有时摔跤还发现新种呢!”他的话里说的是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吴征镒考察云南文山西畴植物，在密林里跌了一跤坐到了地上。同行的同事都为他捏一把汗，担心他跌伤了。吴征镒却不急于起来，左顾右盼，突然看见一株白色寄生植物，立刻拿在手上仔细察看，认出是锡杖兰。有了“重大发现”，吴征镒对大家说，“唔，这里有个植物，是中国的新纪录。”

　　创新，是吴征镒科学研究的主线。吴征镒不仅基本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还阐述了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他的学术生涯也被认为是现代植物学在中国本土化和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缩影。

　　1956年，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提倡组织“自然区划”工作计划，吴征镒在钱崇澍(时为中科院植物所所长)领导下，与陈昌笃合作，初步完成了中国植被区划草案，并于同年在中国《地理学报》上发表《中国植被的类型》一文，此文是《中国植被》一书的草创。在区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植被分区”，明确了中国植被以兰州附近为枢纽，分为东北至西南的森林区，内蒙古、新疆草原荒漠区和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三大片格局，自南海岛屿、海南至滇西的热带边缘，以及北、中、南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的总趋势。该原创性的区划，成为后来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农林区划和国土整治的重要科学基础。

　　此后数年，吴征镒还和苏联科学院院士等外籍学者合作，把中国西南热带植物资源考察有机地与植物区系和植被调查结合起来，首次论证了中国热带北缘雨林和季雨林的存在及其区别和联系，并对海南西部、云南干热河谷的稀树草原性质的植被做了最初工作。1980年由吴征镒主编、集体完成的《中国植被》问世，并获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64年在亚非科学讨论会上，吴征镒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的观点：“在北纬20度—40度间的中国南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区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摇篮，也是北美洲和欧洲等北温带植物区系的发源地”(其后，世界著名植物学家Takhtajan在1968年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标志着中国植物地理学全面、系统工作的开始。

　　在中国植物学界，吴征镒第一次把海陆板块运动学说和植物进化联系起来研究。他通过对当时中国种子植物已知约3300属的分布格局的研究，创造性地将其划分为15个分布区类型和31个变型，结合大陆漂移学说，在进化的背景下，分析了每种分布区类型形成发展的过程和历史渊源，揭示了中国植物的分布规律和中国植物在世界植物区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后，吴征镒又把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的研究联系起来，对青藏高原地区历次考察的资料进行分析论证，充实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他说：“以云南为主的我国西南地区，可能是古北大陆、古南大陆和古地中海三大区系的交汇点。青藏高原植物区系虽具有过渡于泛北极、印度马来、东亚三者之间的性质，但有其独立发展的较年轻的历史和相当数量的特征属种，这是在高原强烈隆起、植物寒旱化过程中发生的。”这些论点让植物地理成分和区系发生成分珠联璧合，从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资源学的结合点上，创立了一整套新研究体系。

　　这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东亚植物分布现象及规律最全面和完整的分析，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系特征评定的重要标准。在此基础上，吴征镒首次提出了世界种子植物科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案，将其划分为18个大的分布区类型。这是世界上至今为止对植物分布现象和规律最为全面和完整的分析。

　　1996年，吴征镒在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植物区，与泛北极植物区和古热带并列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这个原创性学术观点打破了世界陆地植物区系分为6个区的传统观点，是对世界植物区系分区系统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形成。

　　植物“保护神”化草木为瑰宝

　　研究植物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吴征镒是植物的“揭密者”，也是植物资源的“保护神”、“开发者”。正是在植物分类学的基础上，吴征镒明确回答了中国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保护和利用似乎是一对很容易矛盾的概念，吴征镒在科研实践过程中，突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科学理念。

　　1956年，吴征镒便前瞻性、战略性地向国家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倡议。1958年，他与寿振黄先生又具体提出在云南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方案，其规划和方案逐步得到落实，上个世纪80年代云南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建立。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395个。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于保护中国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橡胶曾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禁运的重点物资。1952年，正参加中国大区综合考察的吴征镒受周恩来总理的重托，对华南、云南进行橡胶宜林地考察和科学区划，并总结推广正确的栽培方法。他曾多次率队深入云南南部实地考察，和罗宗洛、李庆逵院士等一起，从植物地理学、植物生理学和土壤学等角度解决中国大面积种植橡胶的技术问题，为在北回归线以北山地开辟橡胶宜林区提供可行性依据。

　　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吴征镒认识到天然植物群落的规律对于人类合理利用植物资源的重要性。1958年首次在景洪勐龙选点，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为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和混农林生态系统的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该站工作4年即获得了宝贵的热带土壤形成与植被关系的基本资料。他有关自然保护区和建立人工生态系统相结合的理论，亲自指导了胶茶人工群落的实践和推广，在海南和西双版纳植胶区推广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中草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吴征镒很早便涉足中草药研究领域，并提出中草药的保护利用。抗战时期，吴征镒在云南进行了大量的科考调查，于1945年完成了《滇南本草图谱》。那时，他和几个年轻教师一起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土地庙里自画自刻自印，历时3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图谱》。这本植物绘本一丝不苟，文字全为手写抄录，记录着各种植物的产地、特征、品性，时有拉丁文穿插其间。吴征镒在书中对包括云南白药、金铁锁在内的中国传统中草药进行了学名的考订。

　　吴征镒说：“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深入到最复杂的事物中去，找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一种工作。我是搞植物学研究的，就要以植物为对象，深入进去，弄清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暂时没用、而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有用的。现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植物有24万多种，我国高等植物有3万多种。在这3万多种中，如果有十分之一能用在国民经济上，那就很了不得了，这当中要做多少工作啊！”

　　他提出了“植物有用物质的形成与植物物种原分布区及形成历史有一定相关性”的观点，成功指导了我国植物资源的寻找、合理开发利用和引种驯化，为后来人参皂苷、薯蓣皂素(地奥心血康的主要成分)等资源植物在中国的发现和市场化所证明。

　　1999年8月，吴征镒怀着对中国生物科学发展的深谋远虑，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十分有必要尽快建立云南野生种质资源库，对其中有近期开发价值的野生种质资源进行遗传背景的分析研究，提取DNA进行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该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2004年，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被列入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建设计划。“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于2007年竣工投入使用。该库的建立，使中国生物研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为中国的生物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对国民经济建设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后半生落户“植物王国”

　　云南素来享有“植物王国”、“绿色皇冠”的美誉，而云南在生物界的声名鹊起是与吴征镒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吴征镒曾表示，他虽然出生、生长在扬州，但科研成果绝大部分是在云南完成的，“在云南人民的哺育、爱护、支持、帮助下，我才作出了一些微薄的贡献”。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吴征镒乘航班返回昆明时，受到云南省从上到下高度赞誉。对此，吴征镒说出肺腑之言，“我得到了这样高的荣誉，在我有生之年，将尽我的可能再作出一些贡献，以报答云南人民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这位中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在从事植物学研究的70年生涯中，为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中国的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和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等作出了基础性、前瞻性、开拓性和战略性的杰出贡献。

　　鉴于吴征镒对中国和世界植物学和其他有关研究领域作出的伟大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获奖无数。其中，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获得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团体奖”，2001年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003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他还曾荣获号称“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日本花卉绿地博览会纪念协会“考斯莫斯国际奖”，成为世界第七位、亚洲第二位、中国首位获得该奖的学者，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对多次获奖，吴征镒觉得自己只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完成了一个植物学家应尽的职责。同时，他为能够让中国人在世界植物学领域占一席之地感到很自豪。吴征镒在自己所著的《九十自述》中这样写道：“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这是我母亲家的堂名‘五之堂’的由来，是‘大学’中的一句儒家的话。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

　　2006年，90岁高龄的吴征镒率领弟子着手整理研究我国清代著名的植物学专著《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开启了中国植物考据学研究的新篇。2007年1月，91岁高龄的吴征镒接受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的委托，担任国家编纂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并且兼任《植物学分典》主编。《中华大典•生物学典》记述了从先秦到上世纪90年代的生物进程。这部鸿篇巨制可谓贯通中外、上下古今。

　　由于编撰大典要在上万本古籍中寻找与生物学有关的资料，吴征镒凭借数十年的积累列出了1300多种有价值的参考书目。要求助手们查阅1911年以前所有的方志，阅读其中对物产中有关植物的描述。他还凭惊人的记忆力和毅力，对文学、史学、药学等图书中提到的各种植物进行正本清源，并一一标注了拉丁文学名。吴征镒说，有生之年他都要工作下去，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希望把《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编完。

　　“人生有限，我把我有限的时间有一份力发一份力，有一分光发一分光。”这或许可以作为吴征镒对众多评价的回答。他说，“我的能力有限，尽可能几十年如一日向前。”如今，这位年逾九秩高龄的老科学家仍在关注着中国植物科学研究的动态，与国内外有关植物学家保持密切联系，经常与身边的学生交流信息，在夕阳之年继续认真实践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铭言。

　　吴征镒名片

　　吴征镒，安徽歙县人，国际著名植物学家，人称中国植物“活词典”。1916年出生于江西九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40年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历任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清华大学生物系讲师，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院长，云南省科协主席。

　　现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兼研究员。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获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团体奖”，1999年获“考斯莫斯国际奖”，2001年获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003年获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07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