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我一生中的三个重要女性

　　来源：中华英才半月刊

　　名家访谈

　　杨振宁坦言，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有三个重要的女性。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杜致礼，再一个就是他现任的妻子翁帆。

　　杨振宁：我一生中的三个重要女性

　　文•曾雯

　　2004年12月24日，82岁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与28岁的翁帆女士成婚，“杨翁忘年之恋”随即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也给大众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谈论与思考。

以杨振宁的特殊身份，做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决定，其背后一定有着不为一般人了解的故事。

　　一个人从年轻到老，敢于追求所爱，不管他的所爱是人，是事物，还是真理，都能够放开胸怀地去拥抱，而且升华成乐观前进的动力，这个人是绝对幸运的。

　　杨振宁坦言，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有三个重要的女性。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杜致礼，再一个就是他现任的妻子翁帆。

　　母亲赋予我坚强的意志

　　我母亲小时候裹过脚，后来到了民国时候放掉了，可是她的脚已经变形了， 被称作“解放脚”。母亲是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我很佩服她。

　　记者：您是在1957年和李政道合作，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写下了华人科学家对人类贡献的辉煌记录。除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外，您觉得这一生当中最满足、最有成就感的事情，还有哪些呢？

　　杨振宁：我是1922年出生。那时的合肥是一座标准的19世纪小城，没有电灯和马路。我出生10个月，父亲要去美国留学。走前，父母和我三人在家中一个小院子里照了一张合影，这是我生平的第一张照片，那时父亲还还没穿过西装。

　　那个时候中国虽然不是立刻就要灭亡了，可是困难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日本把东三省给占据了。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日本又要侵占整个华北，所以后来发生了抗战的事情。

　　到了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国家，我想一个人到了晚年，能够看见他所最关心的一个文化、最关心的一个民族能够向兴旺的方向、向复兴的方向发展，是非常幸运的。

　　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杨武之是数学家，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母亲在杨振宁4岁时就教他背诵古诗，抗战时母亲带着杨振宁和他的弟妹逃难。母亲坚韧的性格对他在学术上的奋斗影响深远。

　　杨振宁：我想说说我的母亲。我启蒙时我启蒙时头三千个汉字是她教我的。跟我母亲一样的旧式妇女，我认识很多。母亲出生的时候，清朝还没有灭亡。事实上，母亲小时候裹过脚。不过，后来到了民国时候放掉了。可是她的脚已经变形了。所以有人将母亲的脚称为“解放脚”。

　　虽然后来她到美国去过，她在香港也住过一些年，可是她的思维形式基本上是传统中国的。她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吃西餐没有兴趣，可是后来她也很喜欢吃西餐。因为我母亲是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所以我很佩服她，是母亲给了我坚强的意志。

　　与杜致礼邂逅携手风雨53年

　　杨振宁与杜致礼师生异地重逢，一位是聪明俊朗、热情自信，一位是秀外慧中、出尘脱俗，感情的种子很快在两人中间萌芽，偶然的邂逅成就了杨振宁与杜致礼的美好爱情。

　　杨振宁青年时代以优异成绩考入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在简陋的校舍中，获得当时的名师指导。1944年杨振宁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奖学金，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

　　1949年初的某一天中午，杨振宁与同事照常到普林斯顿惟一的中国餐馆吃饭。不经意间，他看到了邻桌上一张似曾相识、清秀漂亮的女孩子的面孔，而对方似乎也认出他来了，但又有点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于是杨振宁离座走了过去，对方也礼貌地站起来作自我介绍。这一下，杨振宁清楚地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他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教课时中五班的女学生杜致礼吗?

　　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即参加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曾指挥有名的广西昆仑关战役，全歼日寇中村正雄旅，战绩彪炳。夫人曹秀清，是一位能干的女性。杜致礼是他们的大女儿，从小聪明秀丽，读书成绩很好。抗战结束后，1947年底，年仅18岁的杜致礼决定到美国留学。

　　此刻，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的中国餐馆中邂逅杜致礼时，她来美已两年多了。杨振宁与杜致礼师生异地重逢，一位是聪明俊朗、热情自信，一位是秀外慧中、出尘脱俗，感情的种子很快就在两人中间萌芽、开花。这次偶然的邂逅成就了杨振宁与杜致礼的美好爱情。第二年两人结为伉俪，共同生活了53年，并先后养育了三个孩子。

　　杨振宁：我的夫人杜致礼本来是念英国文学系的。她跟我结婚以后，曾经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事情。当时在高级进修学院，正在建立一个与电脑有关的部门。她在那里做过很短的一个时候事情。后来生了孩子，她就没有再做事情。到了晚年，她曾经义务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过一些时候中文。除了这些短暂的事业，杜致礼的一生就是帮助我，家务事由她来管。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杜致礼罹患血管瘤、痴呆症和帕金森（病）等疾病。她和杨振宁相伴53年，最后几年在一次又一次的手术中度过。

　　杨振宁：她后来到不能走路，要坐在轮椅里。到了2003年夏天，她人就变得很弱。开始先是她讲的话别人不懂，我还可以懂。后来她讲的话我也不懂了。

　　她过去的那一天，我跟孩子们在屋子里，她的眼睛闭着，后来在下午一点钟，我们觉得她呼吸的次数好像在放慢。最后就是很平静地不呼吸了。所以我想，她幸运的地方，就在于并不是非常痛苦地走。我想，如果我生命的最后，也可以不疼痛地、安静地在家里像她这样离开，就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耄耋之年与翁帆的忘年真情

　　杨振宁在82岁那年做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决定：与28岁的翁帆结为夫妻。此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杨振宁说自己根本没想到人们对他婚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关注。

　　2003年冬天，杨振宁从美国返回北京定居，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在那里做研究工作，准备开始丧妻之后的晚年生活。没想到一封信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杨振宁：2004年初我到香港，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她从广州寄到美国的，后来我美国的秘书把它又转到了香港。信上面有联系方式。因为我们好几年没通信了，她把她的电话写上了。所以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后来她来看我。以后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最后在2004年年底正式结婚的。

　　杨振宁口中的“她” 就是11年前，他与妻子杜致礼到广东汕头大学参加国际会议时，负责接待他们的一个小姑娘——翁帆。那时的翁帆还只是汕头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两人再度见面时，翁帆已经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英语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虽然两人年龄相差半个世纪，但翁帆的出现正如杨振宁所说，犹如上帝赐予他的最后一份礼物。

　　杨振宁：翁帆也给了我很多照顾。我跟有些记者讲，你们现在见我走路走得比较快，是因为我今天跟10年以前走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老年人走路会慢下来，慢下来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知道，假如他走得太快，出了问题的时候，他的反应会不够快。

　　现在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拉着她的手，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安全感。这当然只是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信号。事实上对于我的整个人生观来讲，都因为翁帆的到来，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

　　记者：当您告诉您的孩子，您要结婚的时候，孩子们怎么说呢？

　　杨振宁：哦，他们说爸爸所认为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他们没有异议。唉，我想这点我也比较幸运。我知道像这种情形，两方面的家庭，包括父母、兄弟姊妹等，假如有孩子的话，情形会很复杂。我们的情况一切都很简单，很顺利。

　　记者：当您决定跟翁帆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天的时间去考虑，尤其因为您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人士，要做出这样一个抉择，那个时候又是怎样一种压力呢？

　　杨振宁：我想主要的问题，是我不在了以后，将来是要变成一个什么状态。不过，翁帆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也对前途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事情不可避免地要传出去，而且传出去会有一些负面的反响。不过，我们没做统计。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的报纸上、杂志上和网上的评论都是正面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负面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我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比较真实”

　　世人对忘年之恋毕竟是充满好奇的。任凭旁人的注视，在公众场合里，杨振宁落落大方，自然流露着对妻子的疼惜之情。翁帆说，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比较真实。

　　记者：2007年年初，您和翁帆联合在一份周刊上发表了反驳一名署名“平路”的女作家文章，引起广泛关注。是否可以谈谈写这篇文章的缘由？

　　杨振宁：这名女作家是点了我们夫妇的名字讲的。她对于老夫少妻这件事情非常不赞成。这个不赞成，我还可以理解。可是她用了非常尖刻的话在诽谤我们。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写了一篇文章。我记得我们是说，平路女士的文章所缺少的是阳光、是希望、是同情、是爱。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预先想到的，我想大家觉得年龄差距这么大，毕竟是少有的，所以就发生兴趣了。不过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虽然有压力，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承受。

　　翁帆跟我曾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是讲徐志摩的。那里面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在新思潮之下的人与许多旧时的人想法之间有许多很大的冲突。我相信我们这次结合，最后大家会认为是绝对美好的。

　　记者：翁帆，在你婚后，生活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翁帆：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以前我是一个学生，我的环境非常简单，只是在学校里头。可是现在我们经常要旅行，经常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开会。

　　记者：你觉得你跟杨教授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共同点呢？

　　翁帆：我觉得比较共同的就是，我们都比较真实。我们不会很虚假地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一些很虚假的话。

　　我们两人在一起很愉快。我想，要获得真正的幸福生活，首先要心情好，感觉快乐。我认为保持心态和心情愉快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两人有很多话要说，谈的并不是很深奥的东西，不一定讲哲学、讲生命，总之是什么都谈。振宁的朋友都说他这两年年轻了，每次看见他，都说比上回年轻了。

　　记者：你们的合拍率怎样？例如去十家美术馆，有没有八家都选同一幅画？

　　翁帆：我们的审美观大致相差不远，虽然不一定选同一幅画，但是小范围还是一致的。

　　杨振宁：太现代主义的画，我们都不喜欢。

　　翁帆：很多现代画作，抽象过了头，只是一团色彩，我们都不能接受。

　　记者：在您的心目中翁帆是怎样一个女性？

　　杨振宁：她聪明可爱，而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女孩。我认识她的时候，用guileless（单纯）来形容她；两年后，我觉得她仍然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她的特点。她也不是aggressive（行为激烈）的人，对世界并不是主动要去改变的人。

　　跟她结婚使得我的生命有了一个延续。而我自己的感受，当然很好。自然永远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的身体要发生问题。这必然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不过现在活到90多岁的人也很多。照我目前的情形看，我想5年之内不出毛病，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我就拿这个来做我们日常的希望。

　　记者采访那天，杨振宁穿一件浅蓝色的上衣。这位85岁高龄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大家，心态却很年轻。交谈了近一个小时，杨振宁始终坦诚地面对笔者的提问，就像他坦然面对婚姻的抉择一样。

　　杨振宁说：“莎士比亚曾把人生比作是一个七幕的话剧。其中的第七幕，也就是最后一幕，是返回童年，返回茫然，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假如我的一生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十分幸运。今天，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从杨振宁的谈话中，你可以清晰地领略到，这位敢于推翻科学定律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坦然面对生命，有勇气去突破一切传统世俗观念，从而获得真正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