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哲学研究的两大主要线索

　　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近30年来，在文献的梳理考证、学派传承的脉络探析、诸子哲学思想的研究等方面，不断有新的论著出版，研究的理论、方法、领域等不断得到拓展。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传统文化大讨论，到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易学热，焦点大都集中在先秦儒家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孔子身上。上世纪80年代初，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开始打破禁区，其中对孔子的评价是一个突破口，也最为引人注目。如关于重新评价孔子的仁礼思想以及孔子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与影响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以孔子研究为突破口，学术界出现了大量能够公允、客观并深入研究孔子、儒学以及传统哲学的论著，如匡亚明的《孔子评传》、庞朴的《中庸评议》、《儒家辩证法研究》等。进入90年代以后，以儒学为主的先秦哲学研究更是空前繁荣。孔子的仁学、孔子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孔子思想与现代社会、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学与后现代以及儒学与宗教、儒学与生态等，都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30年来，先秦哲学研究的另一个主要线索，就是以出土简帛为中心，不断引发新的热点与争论，把整个先秦哲学的研究推向深入。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经过30多年的研究，帛书的释读、整理取得很大成就，帛书《周易》、帛书《老子》、帛书《五行》、帛书《黄帝四经》等与中国哲学史关系密切的古文献，目前都有一部或数部高质量的校释本，为先秦哲学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先秦哲学史研究也随之取得了很大进展。许抗生的《帛书老子注释与研究》、邢文的《帛书周易研究》等专著，结合文献学、思想史、学术史研究，对相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庞朴的《帛书五行篇研究》，解开了两千多年来聚讼不已的思孟五行说，其观点已为学界基本接受。帛书《老子》与今本《老子》的差异及比较研究，可以使学者更进一步认识老子思想的流传以及儒道的关系。可以说，出土帛书对深化先秦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大量竹简。郭店楚简于1998年整理发表，主要包括儒家著作14篇和道家著作4篇。由于这批出土文献的特殊性质，其研究受到中国哲学史界的高度重视，成为近10年来先秦哲学研究领域的中心问题。郭店儒家简的思想内容使先秦儒学研究别开生面，涉及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核心问题。

　　关于“性与天道”的关系。“性与天道”属于儒家形而上的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中虽有涉及，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这些思想与《中庸》、《孟子》对“性与天道”的表述关系密切，属于同一个思想脉络。因此，学界对“性与天道”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并对其丰富内涵给予了多层面的阐释。

　　关于“性与情”的关系。郭店儒家简的“性与天道”思想有一个明显特点，即重视“情”，并且重视“乐”陶冶感化人心的作用。对于“情”的肯定和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与人的内在情感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与汉代以后的“性善情恶”之说和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成为先秦儒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天人关系。郭店楚简中的《穷达以时》篇有“察天人之分”的思想。其所谓的“天”是指人的时命、际遇，而“人”则指人的德行、能力。“穷达以时”的思想与《中庸》所谓“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显然不同。在先秦儒学中，孟子强调“性”与“天”合一，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而《穷达以时》的“察天人之分”成为天人关系理论的第三“式”，其间的思想异同和发展脉络成为学界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于先秦儒学与经学的关系。以前一般认为，儒家的“六经”体系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楚简文频繁引《诗》、《书》，有的引《书》是引今文《尚书》之外的《逸周书》和《古文尚书》，这为探讨今、古文《尚书》与《逸周书》的关系提供了可贵的新材料。《周易》在郭店楚简中与其他五部儒家经典并列，这也为探讨《周易》的学派归属以及对马王堆帛书《易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在思想内容和文字上同传世儒家典籍中的《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关系最为密切，因而郭店楚简的研究对于重新认识《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作者归属以及礼学的价值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关于先秦儒学与治道的关系。郭店楚简中有《唐虞之道》，集中论述了“禅而不传”的思想，并把禅让、尊贤与孝悌、爱亲统一起来。此文认为，君位的继承必须禅让，如果传子，就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先秦儒学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有了新的认识。此外，郭店楚简多篇文献的宗旨是讲如何“化民”、“使民”的问题，其中特别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于臣要“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分析和评价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