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锡兰：土耳其的阿巴斯

　　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锡兰独家专访

　　土耳其的阿巴斯

　　49 岁的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被称土耳其的阿巴斯、塔可夫斯基。这位伊斯坦布尔导演一直致力于小成本电影拍摄，自己出钱拍摄电影，和妻子埃伯鲁·锡兰经常担任电影男女主角。

这次获奖电影《三只猴子》也是由他们夫妻二人主演，讲述一个家庭的信任问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他说：“人们很难生活在信任之中。为了能生存，每个人都拼搏着，人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内心，别人的内心。我认为，人们应该试着更了解自己。”

　　文/ 李俊

　　“我已经是第四次来戛纳了，可是我越来越没有时间在这个美丽的地方享受沙滩、阳光，没时间看电影，永远都在接受采访”，本届戛纳最佳导演奖得主、49 岁的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Nuri Bilge Ceylan）站在领奖台上抱怨道。

　　主持人在一旁打趣，“这说明你越来越红、越来越大牌了”！

　　法国媒体称赞锡兰是“过去10 年最具个性的导演”。戛纳对他来说，是个不择不扣的掘金圣地。1995 年，锡兰带着短片《茧》参与短片竞赛；2003 年他执导的《远方》（Distant）夺得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遗憾的是领奖时其中一位获奖男演员艾明·托普拉克因车祸身亡；2006 年，他执导的《气候》(Climates) 再度入围戛纳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

　　“戛纳再度证明他作为艺术电影导演的地位，并让他成为21 世纪欧洲影坛炙手可热的新锐导演”，法国媒体表示。锡兰的长片处女作《小城岁月》（Smfunction(iterator) { var result = true; this.each(function(value, index) { result = result && !!(iterator || Prototype.K)(value, index); if (!result) throw $break; }); return result; }Town）曾在1998 年的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青年导演论坛”最佳影片奖，第二部作品《五月碧云天》(Clouds of May) 入围柏林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

　　这位电影个性十足的导演，本人却温厚、斯文。穿着T 恤、拖鞋，戴着墨镜，在戛纳海边国际村土耳其电影的海滩帐篷内，锡兰接受本报专访。他语速缓慢、低沉，“我知道法国人很喜欢我的电影，戛纳电影节在过去真的对我很厚爱”。

　　除了导演，锡兰几乎包揽了影片中摄影、制片、演员、编剧等多个角色；他的妻子埃布鲁·锡兰（Ebru Ceylan），她也是《三只猴子》的女主角、编剧、布景师。而锡兰的父亲、母亲，侄子都在出过镜，俨然他的电影就像是个家庭作坊。但锡兰告诉记者，“我会尽可能避免当演员，演技也不好，还是应该集中精力做导演”。

　　“没有秘密”的最佳导演奖

　　锡兰获奖影片《三只猴子》中文片名译自英文片名《Three Monkeys》，出自日本宗教中的“三猿像”，画中三只猴子，一只捂耳，一只掩嘴，一只蒙眼，喻意“不看、不听、不说”。

　　“三只猴子”也就暗示着生活在同一家庭的三个人，互相怀疑、隐忍、无法坦诚面对：为了钱，父亲瞒着儿子替老板顶罪；母亲瞒着老公和老板发生私情；发现母亲偷情后，儿子瞒着父亲杀掉母亲的情人。影片中最精妙地方在于结局，父亲从狱中出来，发现了妻子的私情，并且知道了儿子是杀人凶手。面对这个局面，他在警察局门口徘徊一圈之后，找到了另外一个更贫苦的咖啡店侍从，让他替儿子顶罪。

　　影片镜头流动缓慢，十分精美，强势的画面语言让人物对白少到了最低限度。早在今年4 月份，导演锡兰就让戛纳电影节选片组委会看过全片。据导演本人透露，当时所有看过影片的观众都为之惊喜，认为该片一定能够拿大奖。

　　《三只猴子》首映后，媒体给出评价褒贬不一。《metro》的电影节特刊评价道：“每年电影节都有这样一部彻底可以置观众于不顾、冷漠的影片出现，今年它就是《三只猴子》”。尤其提到，影片大多数段落都是冗长的沉默，这种叙述方式被滥用，“片中的女主人公转头过来，非常缓慢，再用非常长的时间，互相对视对方。那些自然的风声、还有手机电话响起的音乐，都被认为是提供给整个寂静背景下可爱、奢侈的声音想象”。

　　《好莱坞报道》认为，“土耳其导演锡兰的电影没有什么秘密，就是那种已经习惯的口味：如同岩石层堆积的一样缓慢的镜头，对于那些有辨识能力的铁杆影迷而言，《三只猴子》和他以前的电影没有什么区别。”同时，它还嘲笑地表示，锡兰的影片只有在那些艺术院线内才会被观众期待，辅助的收入就是DVD版权出售，或者成为艺术博物馆内放映的节目。

　　但是《银幕》杂志热情洋溢地盛赞《三只猴子》是部经典之作，“锡兰的新作大胆地叛离了他过去所有影片，内敛、自省地讲述剧情成为一种最好的叙述方式，加上视觉、声效上的完美，成为锡兰的精髓之作”。该杂志的10 位国际影评人为《三只猴子》打出2.8 的高分，这也是22 部竞赛片中给出的最高分。

　　“我发现我的影片两极分化很严重，有非常喜欢的，也有很讨厌的，几乎有近千种不同的反应”，原本笃定的锡兰有些焦躁不安。他安慰自己，“我拍了自己喜欢的片子，表达了想要表达的东西，就足够了，剩下的交给评委会去考虑吧”。

　　锡兰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拿到金棕榈大奖。他得奖感言是：“这对我来说是个惊喜，谢谢雅各布，谢谢评委。这是个非常好的奖项，我要将这个奖项献给我美丽的国家，我非常热爱它”。

　　制造伊斯坦布尔的家庭作坊式电影

　　作为《三只猴子》的女主角、编剧，锡兰的妻子埃布鲁并没有出现在颁奖礼的红地毯上，而是选择在颁奖礼结束后给丈夫开香槟酒庆祝。

　　锡兰一直拍摄低成本影片，自己做影片出品人，大多数演员都是来自非职业演员。锡兰的爸爸、妈妈都出演过他

　　的影片，他的亲侄子艾明·托普拉克主演了影片《远方》出演侄子角色，并和另外一位男主角穆扎菲·奥德默一起获得了2003 年戛纳电影节影帝奖。当年颁奖礼上，是锡兰的妻子埃布鲁代替领奖，她说：“托普拉克在2002 年12 月2 日去世，在车祸前一天，他刚得知《远方》入围了戛纳电影节，自己却等不到来年的五月”。

　　埃布鲁是位美女加才女，毕业于电影学院，自己拍摄过电影短片。锡兰上一部电影《气候》的创意，就是来自于他们夫妻俩的一顿午餐。“我们随便讨一些生活问题，就突然迸发出灵感，没过多久，我们就准备建组来拍摄这部影片”，锡兰告诉记者。影片中，埃布鲁扮演妻子角色，锡兰就扮演摄影师丈夫的角色。

　　锡兰评价妻子：“她经常会给我很多帮助，不仅仅是当演员，在整个拍摄过程她都会参与进来。写剧本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部分，她是我很好的补充”。

　　为了节省开支，锡兰尽可能地全部自己解决电影拍摄中遇到的问题。《适合分手的季节》的拍摄场地在他自己家里，关上百叶窗，就变成了主角摄影师的工作室；主人公开的车子，其实都是导演自己的车，连道具都节省了。

　　但是锡兰认为，自己身兼数职并非是为了省钱、或者不信任别人。“我对所有我了解的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在拍电影的时候，我不需要、也不喜欢很多人围着我”，锡兰解释道。他总是努力让剧组工作人员规模保持在最低限度：“如果我发现摄影师很想要一个助理、或者灯光师，我会很不喜欢，因为我的工作方式就是很少用助理，除非真的必不可少”。

　　锡兰，1959 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从Bosphorus 大学毕业后，拿到电子工程师的文凭。他在伦敦一度逗留近乎一年的时间，度过了漫无目的、不开心的生活：做过饭店的服务生、光顾小书店去看书、天天看电影……一天，坐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寺庙里，看着远方的山脉，他突然觉得自己离开土耳其已经太久了，应该回去服兵役。

　　在服兵役期间，锡兰读了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自传，整个人开始热血沸腾：“我开始想，似乎我应该去做电影”。他开始阅读大量关于电影的书籍，又回到了伦敦打算学习电影，但因为学费昂贵，最终又回到伊斯坦布尔的

　　Mimar Sinan 大学攻读电影专业。

　　电影专业的课程要学习4 年，刚到第2 年，锡兰就离开了校园，开始以摄影师的身份融入电影行列。“我觉得实践比在课堂上学习更重要，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锡兰表示。

　　“原谅就意味着希望”

　　B= 外滩画报

　　C= 锡兰（Nuri Bilge Ceylan）

　　B：看完《三只猴子》大家都在惊讶，影片的画面色彩，是怎么做到的？

　　K：在拍摄中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色彩，灯光也基本是自然光。有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都在脑海里构思画面。

　　B: 电影中的风景很美，是自然的还是人为设计的呢？

　　K：有时是自然的，有时是人造的。结尾的雨景必须是人为制造的，不然就要去等天下雨。哪怕真的是等到了下雨，那种视觉效果在电影里也根本就看不到。

　　B：影片的剧本是三个导演，大家是怎么合作、共同写出这个剧本的？

　　K：三个人一起写剧本，最好的地方在于可以进行头脑风暴。如果你是一个人，你有个想法本来很犹豫，一旦遇到问题，你就放弃了。如果是三个人，可以互相提建议，加快速度，争取到了时间。我们会一起讨论3、4 个小时，什么都谈，最后把所有讨论的结果都串在一起。

　　B：你妻子的加入剧本编剧行列，给这部影片性别带来些什么变化吗？

　　K：我认为男人女人是相同的。女人在穿着上懂得更多，不过在人性方面，差别不大。

　　B：影片中你把这个唯一的恶人设置成为是一个政治家，这一点有什么寓意吗？

　　K：因为政治家会有更大的权利。对我来说，并不是指床上的那些事。所有的电影这些元素，我都运用的很谨慎，因为它们是很好的主题，生活会被不同的人打乱。电影跟政治家有关，但我并没有想要强调这点。我把政治放在背景里，是为了描绘现实的命运。我尽量谨慎地处理政治元素。当然我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但在电影中，我不想正面谈论它。

　　B：你会不会刻意地去淡化政治呢？

　　K：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我不是说我不会，当然我会加入更多的东西。

　　B：作为男性观众，他们可能被电影中丈夫发现妻子奸情的场景触动，你为什么要处理成这种类似暴力、但又克制，其实又无法克制的手法？

　　K：当遇到问题时，如果你足够坚强，就能克服。如果你不能用理性的方式来处理，比如思考，而是采取不冷静的、身体的方式，那都适得其反。我认为应该控制一点。我有个朋友，他订婚了。也许他对感情关系很乐观，让他无法冷静下来，后来他离开了美国。他无法整理自己的头脑和心，他会这么不理智，是因为他对生活没有任何应对的方法。

　　B：你的每部电影都有太多的悲伤，包括《三只猴子》，你对家庭、人生很悲观吗？

　　K：为什么不悲伤？面对那个家庭所发生的事，他们失去了一个儿子，然后妈妈又和别的男人好了……

　　B：你不想给这个家庭看到任何希望？

　　K：你想要希望？他最后原谅了那个女人，理解她。如果我的女朋友哭了，我就会原谅。这也许是因为爱，或者别的，但都无所谓。如果他原谅了她，那就意味是希望，表明他们以后可能会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体会不到糟糕，你就不会感觉到美好。

　　B：很多人会认为“三只猴子”的寓意在于整个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无法交流，你这样认为吗？

　　K：我拍这个电影不是为了来讲沟通，它是人类的命运。哪里都存在缺乏沟通的情况。因为我认为交流通过内心的信任而存在，而人们又因于猜忌，造成了交流的缺乏。但人们很难生活在信任之中。生活在文化之中，为了能生存，每个人都拼搏着，人们看不到别人的内心，不仅是我们自己。我认为，人们应该试着更了解自己。

　　B：你还会继续在自己执导的影片中做演员吗？

　　K：我会尽可能避免吧。做导演兼演员很难，而且我也不是个很好的演员，我喜欢控制所有的东西。

　　B：你的影片已经形成了你的叙事风格，你会一直保持下去吗？

　　K：风格很重要。同样的故事，如果你来讲述，那就会变成另一个故事。曾经有个我认识的老人，他无论讲什么故事大家都听得都很仔细，因为他会都讲很多细节，我们必须听得很仔细。风格决定一切，它能使你和别人不同。

　　B：你的电影里，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通常倾向于疏离、痛苦，你和自己妻子合作中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吗？

　　K：她非常了解我，有很多方法能够让事情变得很简单。当我们拍摄时，我会和整个剧组工作人员说很多话，做大量沟通，给出明确的方向。但当我做演员时，我就不能这样做，这时候我比较依赖妻子。我知道，我能够信任她。

　　B：戛纳电影节对你一直都很厚爱，这些年你也一直活跃在国际电影节上，你自己会不会为了电影节而在艺术上做出妥协？在我们的印象里，你更像是个独立制片导演。

　　K：我一直都是自己出品自己的电影，一直都是在用自己的钱来拍电影，而不是问别人要。幸运的是，我拍的都是低成本的影片，所以还会有些收益对我来说还不是问题。现在也有些更多人来来找我，希望能够一起合作出品影片，但我还不能肯定是否要这样做。反正等我写好剧本，我在决定自己怎么去做。（感谢张一阳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