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灾区人民架起空中生命通道 成都军区某陆航团政委 张晓峰 我叫张晓峰，是成都军区某陆航团政委。震后1小时，我团4架直升机奉命升空，第一时间飞赴灾区勘察灾情，拍摄大量图片影像资料，为抗震救灾指挥部决策提供了依据。随后，出动18架直升机，飞往灾区展开救援。
我们一直试图向震中汶川实施空中救援，从12日到13日，先后6次派出24架直升机向汶川突进，都因气候恶劣没能成功。5月14日一大早，天气略有好转，我们立即派出3架直升机在峡谷入口处盘旋，伺机强突汶川。
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飞行，终于飞临汶川上空。
飞进汶川难，降落更难，县城仅有的一个适合直升机起降的体育场，已布满了受灾群众搭建的帐篷。为了找到一个新的起降点，机组在山谷间一圈一圈盘旋，整整搜索了50分钟，才发现一块不足50平方米的河滩勉强可以降落。但上空有三层高压线，直升机回旋的余地非常小，稍有偏差都可能机毁人亡。机长杨磊临危不乱，一点一点修正航向，一米一米向下降落，几乎是擦着高压线成功着陆。
尽管许多同志每天超负荷飞行10小时以上，但一有任务，大家都说自己还有潜力，还可以多飞。最紧张的一天，全团飞行了141架次。这样的飞行，是对直升机性能和飞行员体能技能极限的挑战，每次飞行都是一次生死穿越。
5月17日18时45分，我们突然接到命令，紧急转运安县茶坪乡12名危重伤员。这时，大家都已飞行了一整天，十分疲惫。团长余志荣也已飞了9个多小时，他当即决定亲自驾机前往营救。余志荣是羌族汉子，老家就在汶川，父母和5个弟妹生死不明。他每次驾机从家乡上空飞过，都不忍也不敢往下看。当晚，余志荣完成任务返回时，我在机场接他，看着他疲惫憔悴的脸和红红的眼圈，心里很不是滋味。共事9年来，我们第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感到他的身体在颤抖。
从成都到理县的空中航线，被飞行员们称为“死亡航线”。在这条航线上，尽管我们一次次化险为夷，把“死亡航线”变成了“生命通道”，但不幸还是发生了。5月31日下午，邱光华机组奉命到理县运送地震中受伤的群众，在汶川县映秀镇附近，突遇低云大雾和强气流，于14点56分不幸失事。机长邱光华、副驾驶李月、机械师王怀远和陈林、士官张鹏5人及搭乘人员遇难。
5名战友虽然离去了，但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正激励着全团官兵，全力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截至6月10日，我们紧急飞行1950架次，成功抢运伤员1126人，运送急需物资638吨，转运被困群众2171人，保障中央和军委首长视察灾区16架次。其中，超常规、超气象飞行达1341次，创造了我军陆航史上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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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小时生死挺进震中汶川 武警某师参谋长 王毅 地震发生后，震中汶川十多万群众生死不明。党中央万分焦急。胡主席、温总理指示，要采取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进入汶川。
5月12日16时，武警总部命令我部紧急救援汶川。半小时后，我带领600名官兵，从距汶川255公里的马尔康驻训点出发，向汶川开进。
车队疾驰70多公里后，来到一个叫杂谷脑的隧道。隧道近1500米长，地震过后，到处是裂缝和震落的碎石，当时余震不断，随时可能塌方。为减轻车辆颠簸产生的震动，我指挥车队拉开距离，减速慢行。掉落的石块砸在车顶上，发出的声响让人感到恐惧。当最后一辆车驶出隧道时，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部队开进到距汶川县城还有92公里的古尔沟时，严重的山体滑坡堵住了前进的道路，被砸烂的汽车横七竖八地翻在路边，像捏瘪了的易拉罐，遇难者的遗体惨不忍睹。
向上级报告情况后，我决定组成200人的突击队，徒步强行向汶川进发。官兵们争着要上，10名女兵一听没有她们，就跟我急了：参谋长，我们也是战士，受伤的群众更需要医护人员。突击队迅速完成编组，我对他们说：“关键时刻、危难关头，要豁得出来、冲得上去。就是爬，也要爬到汶川；就是倒下，头也要朝着汶川的方向！”
我们两三个人一把手电筒，摸索着探路行进，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陡峭的斜坡上，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湍急的江水，稍不当心就会滑入江中。险情随时都在发生，突击队员王本何一不小心，被乱石绊倒，差一点坠落悬崖，幸亏抓住一丛灌木，才捡了一条命。
5月13日天亮不久，我们来到高家庄路段。这是一个更险恶的路段，右侧的山崖上悬着很多巨石，摇摇欲坠，松土夹杂着石块，时不时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我们决定分批冲刺，强行通过。
晚上9点左右，我们行进到距汶川不足5公里的桑坪电站，天又下起了滂沱大雨，道路被泥石流和塌方彻底阻断，已经再没有路可走了。我们急忙找群众打听，一位村民告诉我们：到汶川县城，有一条古栈道，但多年没人走了，弄不好要丢命的。我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是路，我们就敢走！”短短不到两公里的栈道，我们竟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闯过了最后一道险关。
经过31个小时的生死挺进，5月13日23时15分，我们终于到达了汶川县城。我立即与县领导取得联系，组织部队展开救援，开辟空投空降场，警戒重要民生目标。随即，我用海事卫星电话，向指挥部详细报告了情况。与外界隔绝33个小时的汶川的灾情，随着电波传到了北京，传到了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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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共铸爱的丰碑 四川省北川中学校长 刘亚春 毁灭性的灾难发生后，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我们冒死奋战，硬是把200多个年轻的生命，从死神的魔爪中夺了回来！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我们的教师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灾难来临时，张家春老师正在初二（1）班做物理实验，他当时位于逃生的有利位置，但却迅速退到讲台后面，指挥学生撤离。教室门框变形，眼看生命之门就要关闭，张老师一个箭步跨过去，用魁梧的身躯顶住门框，撑起了孩子们求生的希望。
一个又一个的学生从他的双臂下穿过，40多个孩子逃过了死亡的厄运。当他使出最后的力气，将一个男孩踹出去时，无情的水泥板砸了下来……张家春老师被垮塌的废墟吞没了——这位年仅29岁的羌族汉子，用生命讲完了他的最后一课！
灾难来临时，李佳萍老师冲到教室门口，把门拉开，转身大喊：“地震了，同学们快跑！”在山崩地裂般的塌陷中，她把学生一个一个推出门外，救出了30多名学生。突然，“轰”的一声，教室坍塌了，李老师和6名学生一下子陷入了黑暗的世界。李老师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她用那只能够活动的右手，摘下左手上戴了20多年的结婚戒指，交给离她最近的学生，告诉她：“如果你能活着出去，请把它交给我爱人，告诉我女儿和爱人，我很想他们，很爱他们！”最后，她艰难地、一字一句地叮嘱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坚持住！”5名学生获救了，李佳萍老师和一个可爱的学生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抢救行动中，党支部书记张定文顾不上废墟中的妻子，连续苦战了4天4夜。沉着机智的刘宁老师成功救出了59名学生，却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失去生命。
在生死关头，我们的老师，用勇敢无私的行动，诠释和升华了人民教师的不朽师魂；同样，我们的学生，用青春的热血，和老师们共同筑起一座爱的丰碑。
高一学生晏鹏被从废墟里救出来后，又不顾一切冲进废墟，呼唤同学的名字，给他们喂水……不幸的是，当余震袭来时，他再次被埋进废墟，两天后被人们救出时已不省人事。他的右腿肌肉已经坏死，必须高位截肢，医院却联系不上他的父母，16岁的晏鹏同学，在手术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太多感天动地的事例，太多催人泪下的情景，太多可敬可爱的师生……我为北川中学这样优秀的团队感到欣慰和骄傲。
在地震中，我的妻子、儿子遇难了，但作为校长，我必须坚守岗位，绝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老师和学生！当时，我校老师没有一个人先去抢救自己的亲人，大家都坚守在现场。
灾难毁灭不了我们坚定的信念、不屈的精神。5月19日，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北川中学师生在长虹培训中心开始复课，临时教室里传出了琅琅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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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战士托起生命的希望 广东省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 刁冬梅5月13日晚上，我们第一批广东医疗队队员飞赴成都抗震救灾。
到了映秀镇，我们立即展开紧急救治，包扎、输液、上石膏、做手术，经过大家连续奋战，赢得了救治的黄金时间。
一天，我们接到紧急通知，去映电公司办公楼的废墟抢救幸存者虞锦华。她的双腿被巨大的横梁死死压住，膝盖以下肌肉全部坏死。要把她救出来，只有一个办法——截肢。骨科专家杨欣建从废墟间隙中爬进去检查完伤势后，和队友们商定了动作要快、失血要少、力求保全生命的手术方案，接着第二次爬到小虞身边。
杨医生半跪着，稳稳地拿起手术刀，消毒、止血，小心翼翼地切除坏死的部位，在不到两立方米的空间里，进行着他平生最艰难、最痛心的手术。70分钟后，虞锦华终于救出来了！而耗尽体力的医生却瘫坐在废墟上。
这一刻，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医生和伤员的关系，而是患难与共的骨肉同胞！
5月17日晚上，映秀暴雨倾盆。阿坝州救灾指挥部要求我们抽调20名男医生，于18日凌晨进入灾情严重、还没有医疗队的“生命孤岛”耿达乡。从耿达逃出来的老乡劝我们：那条路至少要走三天三夜，余震不断，大石头老是往下滚，你们现在去不得呀！
52岁的徐如祥教授是副队长，他二话不说，挑起了领队的重担；共产党员肖建斌主动请缨：“我去，我的孩子已经16岁了，他们的孩子还小……”
风雨交加中，一个个队员报了名，有的还悄悄写下了遗书。余振华医生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万一我回不来，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过下去。女儿还小，你暂时别告诉她，就说爸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救人去了……”
到了耿达，大家一大早就出发爬大山，走遍17个村子，抢救伤员、搬运遗体，直到天黑才回到山沟的帐篷里。
十几天日夜奋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徐如祥教授彻底累垮了，他高烧39度，一天拉十几次肚子，虽然大家背进去很多感冒药、止泻药，可都给伤病员用了。有人问他当时为什么不给自己预备点药，徐教授摇摇头说：“看着那么多伤病员，谁会想着把药留给自己呀？”
简简单单一句话，大家的眼睛湿润了，这就是我们医务人员的真情流露。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灾之后防大疫”的问题迫在眉睫，一批批卫生防疫小分队赶到灾区，大家天天背着几十公斤重的喷雾器，在废墟上消毒、处理遗体，甚至建垃圾站、挖厕所。一天，防疫小分队到龙坝乡藏族同胞聚居的瓜苏村进行全面消杀，忙了整整一天。当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下山时，发现全村的男女老少在村口为大家送行，老族长动情地说：“感谢你们帮我们赶走了病魔，带来了吉祥，我们留不住你们，请你们多喝几杯酒，扎西德勒！”
面对病魔和灾难，职责令我们必须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在老百姓眼里，我们就是生命的希望；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我们的名字叫“白衣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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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抛弃每一个生命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 孙国利 5月12日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支队办公室。职业敏感使我和我的战友们以最快速度冲到楼下。省公安消防总队和市政府同时向我们下达了紧急指令。在消防车前，我召集了不到1分钟的紧急党委会，决议只有8个字：“一级战备，全力救人！”
在余震的强烈颠簸中，我支队800名官兵，不到1小时，就赶到了80公里以外的重灾区都江堰。
我果断下令：“把兵力撒下去，尽快救人，救更多的人！”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立即成立，一个个救援小组，火速赶往中医院、新建小学、聚源中学等数十个受灾最严重的地点。云梯车、大吊车高高升起，切割机、冲击镐飞速运转，一场生死大营救迅速展开。
警灯闪烁的红色战车，给处在绝望和混乱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地震当天，我们就救出了218名被废墟埋压的幸存者！支队一名叫肖和的老兵，连续3天3夜没合眼，在战友的配合下，从废墟下救出45名生还者。
地震发生后，许多人被埋压在废墟下，而灵岩寺距地面50米高的索道上，有十几位游客，被困在半空中摇摇晃晃的7个吊厢里……
实施这次救援，比杂技中的“高空走钢丝”更为惊险。
消防特勤战士徒手爬上倾斜变形的塔架，利用小滑轮，在敷满黄油的索道上，一寸一寸的艰难挪动，余震不断，索道剧烈摇晃，救援的难度可想而知。
地面指挥员大声向半空喊话：“消防队马上救你们，你们不要怕！”
我们的战士接近第一个吊厢，立即松开保险扣，从顶部进入吊厢，利用缓降器把2名被困人员稳稳地放到了地面。在欢呼声中，这对获救的台胞夫妇面对高空中的消防战士，泣不成声地喊了一遍又一遍：“谢谢，谢谢！”
14个小时过去了，包括10名台湾同胞在内的12名被困游客，终于被救了下来。
在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我支队全体官兵争分夺秒，硬是从死神手里夺回了981条生命！
在都江堰，在汶川，在北川，在绵竹、什邡、安县、青川，在千难万险的抗震救灾最前沿，在最复杂、最艰难、最危险的现场，公安消防官兵与抗震大军一道，用忠诚和智慧，用汗水和鲜血，抱定“救人第一”的执着信念，不放过每一个角落，不放弃每一个生命，从重重掩埋的废墟下，从摇摇欲坠的危楼中，托起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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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不垮的战斗堡垒 四川省都江堰市向峨乡党委书记 罗鸿亮 地震发生后，我火速把在场的乡干部叫过来，主持召开了向峨历史上最短的一次党委会，大家作出了一个生死抉择：先救学生！
地震把中学的教学楼全部震垮，已经赶到学校的家长哭喊着，扑在废墟上疯狂地刨找着自家的娃娃。
乡长付岷涛嘶哑着嗓子对大家说：“现在只顾自己，谁家的娃娃都救不出来，都到那边去，到呼救声最多的地方去，救一个算一个！”
男人们过来了，女人们也过来了。身强力壮的男人站到了废墟的最上面，其余的人排成两行，把砖头和水泥块不断往后传！10多分钟后，废墟里救出了一个活着的娃娃！但是由于没有大型机械，救援进展十分缓慢！
15分钟后，东林村村主任袁凤群带着自家的两台挖掘机赶了过来！怕挖掘机伤到娃娃，木匠任隆富带着几个人，拆掉倒在操场上的篮球架，土法上马，硬是把挖掘机改装成了简易吊车！这两台临时改装的吊车，在最危急的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
自救中，我们用手刨、用肩扛，用自制的吊车救出了30名学生。当天晚上，1000多名解放军、武警和消防官兵陆续赶到向峨救援。最后从废墟中一共救出了68名学生！
民政干部罗代强，在组织救援前已经看到了埋在废墟里的儿子。当时儿子露出了一只脚，老罗一眼就认出了儿子脚上穿的那再也熟悉不过的鞋和袜子。但为了不打乱救援安排，老罗一直没有向救援队伍表露过自己的孩子还埋在废墟下。3天后，孩子的遗体从废墟中抬了出来。他后来告诉我，一闭眼儿子的鞋和袜就在眼前晃……
16日清晨，学校救援基本结束后，一部分机械和力量随即转到乡政府增援。但是，太晚了！直到5月17日凌晨，地震发生后的第5天，乡政府废墟中才清理出最后一名干部的遗体，包括乡长助理易大东在内，8人遇难……
乡干部李明，在乡政府大楼完全垮塌的一瞬间，用力把一名来乡里锻炼的女大学生推出了死亡地带，自己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废墟里。李明的妻子说：“我只希望能找到丈夫的"优秀共产党员"证书。我要让女儿知道，爸爸是一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
如果早给他们几个小时，或许他们就能活下来。但生死关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
5月16日下午，受灾群众基本安置妥当。爱莲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婉民带着支部几个人回到原来的办公地点，从废墟里刨出了“向峨乡爱莲社区党支部”的牌子。她把这块牌子再次竖起来，她要让社区的群众都知道，地震没有震垮他们的党支部！
现在，全乡24个党支部已全面恢复工作，545名佩戴党员标志的共产党员奋战在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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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向世界报道 中央电视台记者 张泉灵 5月12日，在珠峰呆了一个月之后，我回到了拉萨。得知地震的消息，我选择了去震中。经批准，5月13日，我挤上了震后拉萨飞往成都的第一班飞机。到达四川的当天下午，我们报道组立即动身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北川。
5月14日，我沿着汶川方向，奔向213国道，踏进了打通道路的现场。观众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几乎半座山塌下来，路不见了。而这条路原本只是7、8米宽，一边在塌方，一边是临着岷江的悬崖。这条报道，也许不那么惊心动魄。但是它把大家的疑问解开了，责难不见了。
在灾区人民处在惊恐与悲伤中的时候，特别需要鼓起勇气，在废墟上没有比活着把人救出来更让人振奋的了。5月14日，都江堰的幸福小区发现了幸存者，救援者开始与死神搏斗。我想电视机前有无数的人关心着她、注视着她，于是向现场的领导建议直播救援过程。那天晚上，我知道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他们的心通过我们的直播与灾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几个小时后，受困者终于被抬出来了，她活着！现场一片欢呼声，我的耳机里也传来北京演播室里的欢呼声。我知道，电视机前守候的人们也会欢呼。我在现场用最大的力气喊着：“这欢呼是对生命的礼赞！”
5月15日，我们跟着部队徒步奔向震中，因为两件事情要让观众搞明白：第一，震中的乡亲们情况到底怎么样？他们最需要什么？第二，进去救援的战士们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行进的路，有时候我觉得比在珠峰还难。那不是一条安静地等你踏上去的路，不断的余震、松软的塌方层、滚落的石块，危险无处不在。一个滚石区，我们刚通过不久就再次塌方，半个山体扑下来，覆盖了我们经过的道路。我们没停下脚步，边走边拍。
经过不停顿的9个小时，我们紧随部队到达漩口镇，那已经是5月16日的凌晨一点。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简易帐篷外面整整齐齐放着三块牌子：漩口镇党委、漩口镇人大、漩口镇政府。那画面让我震撼：灾难降临了，但我们有党在、有政府在、有人民军队在，老百姓就有信心在！于是，我们用这个画面把这样的信心传递给全世界。
在灾区可能有数千名记者，中央电视台先后有数百名记者前往一线，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
和我一起强行军9小时的摄像张春喜已经51岁了。为了多带设备，他必须少带水和食物。进入震中因为胸闷他一直不敢躺下，他有心脏病，还是平足！我的同事冀惠彦大校，55岁了，在从水上冲击映秀时，滚石的涌浪打翻了冲锋舟，落水后他始终没有放掉手里的摄像机，死里逃生，一上岸就去发消息，为的是让观众和受灾群众看到：又一条生命线打通了！我的4个进行航拍的同事曾经被困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两天多时间，靠吃野果坚持着。
大灾难中，我们在灾区奋战的记者，就是要用手中的笔、手中的话筒、手中的镜头以最人性的方式，让全世界都看到一个国家的坚韧与大爱！
这就是最真实的中国，我的祖国！
（本版照片均由新华社记者 李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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