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美丽基金会成长，这为一个“韩国影响最大的慈善组织，同时，也是公信力最高的非营利组织之一”与创始人朴元淳先生密切相关。与中国许多社会组织类似，创始人的理念，操守，准则，谋略决定着一个NGO的成长方向和运作规模，甚至决定着一个NGO的生死——这与西方的NGO治理理念相违背，但同时，这也是NGO发展史上不可逾越的“人的因素”占主导地位的阶段。

　　中国与韩国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渊源，韩国美丽基金会的成功也许会给中国NGO在公信力建设方面带来启示。

　　韩国美丽基金会：

　　用透明与负责的

　　运作方式打造公信力

　　■ 常 成 徐 辉

　　韩国的美丽基金会是由韩国著名学者、人权律师、公民运动领袖朴元淳先生于2000年创建的社区慈善组织。

　　朴元淳先生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创造一种市民文化，激发市民自觉、自愿地支持市民社会和市民运动，因而美丽基金会定位在专为民间组织筹款，扶持民间组织成长，促进地方社区的复兴。美丽基金会的筹款目标是1兆亿韩元，之后便可以用利息来支持NGO的活动。成立以来，美丽基金会在筹款上想了很多办法：开办美丽商店；发起1%运动，即号召每个人将每项收入的1%捐给基金会；为捐款者建立丰功碑等等。筹款的绩效也是显著的：成立之初的两年筹款总额28亿韩元，到了第三年则达到135亿韩元。同年，美丽基金会在美国建立了一个美丽财团，号召在美国的韩国人“向祖国捐款”。

　　美丽基金会现在是韩国影响最大的慈善组织，同时，也是公信力最高的非营利组织之一。她的成功秘诀在于透明与负责的运作方式。

　　美丽基金会的运行成本很低，仅占捐款的5％左右。基金会在互联网上公布详尽的财政数据：收入和支出的明细账，每一个基金的每一次拨款使用情况，甚至每个员工的工资。在网上，可以看到基金会所有员工的月薪都在1000～2000美元之间，这仅仅是韩国一个普通白领工资的二分之一。对于资历更高的职员来说，这里的薪水可能只是商业机构同等职位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里的工作意味着强烈的志愿精神。美丽基金会用公开透明的行动实践着对社会的承诺，用执着的激情和专业的精神赢得了公众的信任。

　　美丽基金会这种透明与负责的运作方式，及所取得的成就，与创始人朴元淳有很大的关系。

　　坚持民间角色的朴元淳

　　美丽基金会同仁称朴元淳先生为“韩国公民社会大统领”。朴元淳先生曾多次被总统提名任教育部长、总检察长。今年初他又被提名任总理，但是他都拒绝了。曾有报道称，前总统卢武铉有意请无党派的朴元淳先生代表执政的“开放我们党”竞选总统。

　　1955年，朴元淳出生于韩国西南部庆尚南道昌宁郡，这是一个直到1960年都没有通电的偏僻山村。1970年，朴元淳考入了韩国最负盛名的中学——京畿高等学校。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政府废除全国性重点中学制度以前，这所中学都是韩国社会精英的摇篮。在韩国政坛，三分之一的部长，四分之一的法官和检察官毕业于京畿高等学校。

　　1975年，朴元淳又考入了韩国地位最高的首尔国立大学。然而，朴元淳并没有选择在这条坦途上走下去，他勇敢地参与到学生运动中，抗议朴正熙的军人独裁政权。在一次示威游行中，刚刚入学三个月的朴元淳被捕，被囚禁整整一百天。首尔国立大学宣布将他开除。出狱后，朴元淳拿起背包到韩国各地旅行，在进入普通劳工和民众的生活的同时，他大量地阅读历史、政治、哲学和法律名著。后来，朴元淳回忆说，这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最充实的一段时间。

　　1978年，朴元淳进入檀国大学学习。1979年，独裁者朴正熙遇刺身亡后，首尔国立大学即邀请朴元淳返校。然而他拒绝了这个邀请。在上学的同时，朴元淳还从事英语培训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培训学校。正当培训事业开始给他带来丰厚收入的时候，他却果断地结束了这个事业，全力以赴自学法律，准备参加律师考试。1980年，朴元淳通过了严格的律师考试。1983年，在按照程序完成了政府的司法培训以后，他放弃仕途和丰厚的收入，辞去了检察官的职位，成为一位人权律师，积极参与反对军人独裁的民主化运动，为在军人独裁政权下受到迫害的公民伸张正义。这期间，他的当事人之一就是韩国前总统卢武炫。当年卢武炫因为从事民权运动被捕入狱，朴元淳和其他几位律师为他辩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主化运动中，朴元淳为刚刚实现民主过渡的韩国社会的人权保障和民主深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7年6月29日，军事独裁政府宣布接受民主政治，并进行全民选举。当大多数民主运动人士直接参与到选举政治中的时候，朴元淳坚持自己的民间角色，继续致力于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和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1991年到1993年，他又在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放弃自己的律师事业，全力从事推动参与式民主的社会运动。

　　朴元淳参与发起了新的民权组织，“参与连带”（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推进人权的保障与民主的深化。为了帮助“参与连带”租下办公室，他卖掉了自己的房产来支付高额的押金（韩国特别的租房方式是首先交付高额的押金，月租很低或者为零。房东用押金去投资或者储蓄获取收益），成了无房无车的“无产阶级”。从那时起，他们全家就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1997年金大中当选总统，实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的政党更迭，标志着韩国民主的初步成熟。朴元淳恪守自己的理念，拒绝从政。他希望通过公民参与的力量来促进政治生态的改善和民主理念的普及与深化。

　　不会打高尔夫球

　　就在“参与连带”影响力达到高峰时，朴元淳先生意识到全国性、政治性NGO的局限性，也发现了地方性草根NGO发展面临的严重问题。2000年他辞去了“参与连带”领导职务，创建了慈善基金会“美丽基金会”和慈善二手店“美丽商店”，开始他人生中的又一个新使命：在韩国社会培养建立一种“关爱”与“分享”的文化。美丽基金会和美丽商店给无数的受助者带来希望，同时也感动了朴元淳自己。他说：“当我们看到那些自身就需要帮助的人毫不犹豫地捐助他人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崇敬之情。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往往会说，‘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快乐。这点捐款其实是为了我自己的快乐。当我毫无条件的与他人分享我仅有的一点点东西的时候，我的快乐是语言无法表达的。所以，这样的捐献最终是为我自己的。’这些捐赠者才是生活中真正成功的人。”

　　美丽基金会和商店的目的不仅仅是直接帮助社区中弱势人群，更重要的是支持地方性草根NGO的发展，从而促进地方社区的复兴。作为美丽基金会的领导者，朴元淳超越了党派和政治的界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超负荷的工作是朴元淳先生生活的常态。朴元淳先生认为，民主化后的韩国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正经历着迅速而深刻的变革，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式微，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然而，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面对这些挑战却显得无能为力；同时，曾经影响巨大的韩国社会运动却失去清晰目标，面临着丧失活力的危险。因此他主张超越以前抗议式的、政治性的公民运动模式，把公民运动深入到社区，深入到基层，发动民众参与社区自治，尽早实现地方社区的复兴。所以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与自己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和女儿的交流，也只能保证每个月一次。

　　2006年初，韩国总理李海赞因为在灾难时期打高尔夫球而被迫辞职。八十年代和朴元淳先生一起推动民主化运动的行动者（activists）如今很多都成了政府的高官或者国会议员。官员们和企业家打高尔夫球仿佛是各国政坛的常见现象。

　　为什么他们喜欢打高尔夫球呢？为什么朴元淳先生不打呢？”朴元淳先生的答案是：“政府官员喜欢和商界富豪打高尔夫球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不追求任何利益，也不能给企业带来利益，我们的事业之所以得到了民众和企业的支持，是因为捐款者认同我们的事业。再说，我也不会打高尔夫球。运动确实是很有必要的，但是activist这个词本身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就是一种运动，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运动啊。假如有时间，我倒是愿意和基金会的同事一起去爬山，这才是快乐的运动。”正是在朴元淳先生的这种真挚淳朴，立足民间，不为个人名利的这种品质的影响下，美丽基金会才能透明与负责的成功运作。

　　友好的外部环境

　　美丽基金会作为非赢利组织，其发展壮大和透明负责的运作方式与政府对NGO的态度及制定的相关政策密切相关，韩国相关法律制度比较健全。

　　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韩国政府和NGO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相互了解、磨合和认识的过程。上世纪60-70年代，政府和NGO之间是互相警惕和对恃。到了80年代，韩国政府由军人控制过渡到文官制。为了减少国家政策的失误，他们意识到市民社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依据西方的经验，开始研究政府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为了搞活市民社会，发展21世纪的韩国市民社会，1993年，韩国政府在国务总理室下设市民社会发展委员会，17位成员由3位政府官员、7位市民社会团体代表和7位专家学者共同组成。其研究方向是定立政府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整顿市民社会有关的法令制度，搞活市民社会活动。政府和NGO的关系已经由对恃走向合作。

　　韩国政府还在行政自治部设立一个市民协力科。这个科的工作是根据韩国的法律，资助NGO的活动和健康成长，增强他们的公益活动。由于NGO的服务效率很高，在市民中有很好的反应，政府愿意将一些公共服务交给NGO承担。韩国政府从1999年起开始资助NGO的活动，至2003每年资助的经费额度为10亿韩元，韩国大约有35-40%的NGO申请到了政府的资助。2004年的预算为100亿韩元，其中地方项目占50亿韩元。

　　由韩国的经验来看，政府和NGO之间保持合作关系是一种双赢的策略，既对改善公共政策与服务有利，也为NGO带来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当然，目前韩国的相关捐赠法规仍有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