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戊戌变法110年：康有为作用有那么大吗(图)

1898年光绪皇帝曾在此殿如见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1860年，英法联军随军摄影师拍摄的照片）

变法时期的袁世凯

　　三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著名的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此前几天，康有为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起草的两份折子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许多人已付出了长期的努力，1895年准备参与他起草的那份“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1895年5月2日这一天就有15例呼吁变法的上书。

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的人们，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自身的决断非常重要，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我们更不能忽略在下达这道关键的《定国是诏》前，光绪帝到颐和园请示过慈禧太后，得到了许可。

　　两天以后，也就是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了一道有名的折子《密保维新人才折》，保举五个人：康有为（工部主事）、张元济（刑部主事）、黄遵宪（时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江苏候补知府）、梁启超（广东举人）。折子希望皇帝能重用他们。有人考证这个折子是康有为自己代拟的，不过这一点并不太重要。光绪帝当天就朱批：“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这次他再也不征求王公大臣的意见了，毕竟变法已启动。四月二十八日是农历，就是公历6月16日，也就是要在三天后召见康、张，速度之快令人意外。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谭进京，安排梁在各国总理衙门查看。6月15日，他们俩还和开缺回原籍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一起吃晚饭。根据翁同龢日记，早在5月26日光绪帝就向他索要康有为的“所进书”，翁的回答是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说“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孔子改制考》才知道。

　　其实康有为和翁不仅认识，有交往，而且康为了取悦翁，获得他的支持，专门在一本书法著作《广艺舟双楫》中肉麻地吹捧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翁身为清朝重臣、帝王之师，不贪财，但好名，康有为的马屁拍得到位，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帮助康有为，而且说了康有为的坏话，耐人寻味。

　　6月16日，康有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也是唯一的一次。为了这一天，他等待了足足10年。为了这一天，他将付出全部的后半生，和一个亲弟弟的生命。这一场君臣际会、百年佳话终于进入了正戏。康有为就这样从遥远的南海边走来，一步步登上历史的大舞台。这一年康有为正好40出头，离他第一次上书正好是10年。光绪帝28岁，亲政进入第十年，一个正想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一拍即合。

　　四

　　光绪帝在西苑勤政殿（仁寿殿的前身）召见了康有为、张元济两人。当事人之一张元济记得很清楚。光绪帝和康有为谈的时间不长，也不能深谈，因为隔窗有耳，什么话都会被汇报到颐和园的慈禧太后那里去。所以，光绪帝说话时声音很低，语气极为温和，龙椅后面的窗外隐约似有人影。康有为谈的主要一点，是希望皇上能以现有之权，做可变之事，虽然不能放开手脚大变，只要能抓住扼要的进行变革，也足以救中国了。光绪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今天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在这次会见之后，光绪帝面谕军机大臣：“康有为著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品级没有提升。皇帝之所以未能给他高的职位，据说是荣禄、刚毅这些大臣反对。康有为自称皇帝准予他“专折奏事”，有台湾史学家考证，这个说法并不可靠。

　　6月19日，也就是三天后，康有为上了一道折子《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我猜想这是系统回答皇帝3天前面谈时的提问。这个折子强调的还是在内廷开制度局，选天下通才，由皇帝亲临商决国家大事。但这个提议阻力太大、难度太大。光绪亲政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但名为皇帝，实际上慈禧太后对他授权有限，重要事情都得到颐和园请示。此次变革也是得到慈禧同意才得以展开的，慈禧在准许他尝试变法后，先是决定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仍兼步军统领，刚毅协办大学士调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崇礼调刑部尚书仍兼总理衙门大臣。6月15日，帝师翁同龢开缺的同时，慈禧以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掌握京师安全，下令凡是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都要具折到她那里谢恩。所以光绪帝的权限内只能提拔4个四品的军机章京，康有为也只是从工部主事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实际上慈禧太后已经为这场变革一开始就设置了许多根本性的禁区，只是康有为不知道，或知道了也想冲一冲。

　　毫无疑问，康有为是那个时候最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传播维新变法思想；他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创办报刊；他在戊戌变法前七上皇帝书，写的也确实颇有见地，而且慷慨动人，文采飞扬。即使今天读来，我们也还能体会到他当年激扬的神采和满腔的爱国、救国之情，比他后来写的那些保皇、卫道的文字要有文采得多，因为其中也确乎包含了他的真情。特别是1895年当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的消息传来，他慷慨激昂，痛哭陈辞，连夜命笔作万言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满纸爱国热情，是个真正的血性男儿。但也不能因此就将他估计得太高。整个戊戌变法之所以103天就以失败告终，与他心太急、筹划太浮躁也不无关系。当然，罪魁祸首是慈禧太后和她代表的守旧的既得利益势力，这一点要明确。但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对站在历史正确一面的人物也进行必要的反思，看看他们身上是否也有缺点，有不足，有毛病，有失误。

　　《时务报》总理是汪康年，主笔是梁启超。汪本是康、梁变法的同志，《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但他并不听命于康。康为了争夺这家报纸，借别人之手上折子。结果，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去督办。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名，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

　　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历史，那恐怕只存在于电影、戏剧当中。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变法进入第三十七天，在许多官员的建议下，光绪帝下令把康有为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1000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册。作为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作为政治家，他当时的职位只是六品的总理衙门章京，得力弟子梁启超也只是六品，办译书局事务，重要的“军机四卿”中只有林旭、谭嗣同与他比较接近，杨锐、刘光第与他有些疏远。他实际上还是不得志，不能尽施抱负，所以才一次次提出开制度局，重用通达之才，他自己当然是不二人选。

　　康有为最重要的开制度局的提议一直没有得到光绪帝的积极回应，确实是阻力太大、难度太大。康有为有点着急，等不住了。和他同一天受到召见的张元济回忆，他在百日维新后期，曾劝说康有为乘皇帝诏令各省广设学堂之机，出京南下回广东去，韬光养晦，避开攻击锋芒，专心办学堂，搜罗才智之士，讲求种种学术，等到风气大开，再图出山。等到那时变法之事也就不难迎刃而解。只争朝夕的康有为没有接受。

　　既然皇帝无权，制度局开不成，康有为又很急，怎么办？变法第九十二天（9月12日），百日维新已进入倒计时，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来到北京找好朋友谭嗣同，无意中成了那幕大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为试图借助在小站练兵、手里有7000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还包括了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的关键细节。拉拢袁世凯，先是通过徐致靖上折子让皇帝给袁加官晋爵，后来谭嗣同亲到法华寺挑明，这些都已众所周知。有争议的是进颐和园抓慈禧太后的事，因为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一直都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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