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巨大发展，目前已步入人均GDP2000美元-3000美元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中国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由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
这种增长方式曾经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但是一些问题也在近年来逐步显现。从要素投入驱动看，出现了这样一些挑战，而且越来越严重。第一，大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造成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第二，由于资本要素的超常投入，引致了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第三，超高速的增长是靠大量的劳动投入实现的。在早期阶段，大量廉价、低成本的劳动投入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但是在近年来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
三年前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根据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这就意味着刘易斯说的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紧缺。他们做了大范围的调查，发现包括边远地区的农村，可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基本上转移出去了，农民工的工资从2003年开始出现持续的上升。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美国一些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学者认为蔡昉教授做的论断是不准确的，根据他们掌握的数据，中国目前至少还有1亿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
我曾经请他们两方做过对话。我的判断是，双方说的都有道理。蔡昉教授说的是能够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基本上都转移出去了，他并不否认现在农村还有大量的应该转移，但是没有转移出去。另外一方说的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需要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还有大量没有转移出去。这里的关键点，有一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因为体力的原因，因为有家务负担的原因，因为文化和技术水平太低的原因，不能、也不可能转移出来。所以对于城市非农产业来说，劳动力的供应确实出现了一个转变，过去的无限供应情况已经不存在了。继续用过去的增长模式来支撑我们进一步的增长，就发生问题了。这是从要素投入看。
从出口需求驱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个角度看，问题发生得比较晚一点。大约在本世纪初期，中国也出现了东亚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20年前出现过的类似问题。这就是出口企业、出口产业技术水平低，主要是从事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因为出口数量扩张造成的和我们贸易对象国的摩擦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外汇存比大量增加，本国货币（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出现。要改变这种状况，亟须像当年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调整出口导向政策。但在没有得到及时调整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为了抑制本币升值，负担非常重，也使得货币政策实施的空间变窄。因为大量收购外币，造成了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引发了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正因为此，中国迫切需要促使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转变。
问题出现以后，中国的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都做了许多工作来寻求解决办法。他们研究了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验及教训。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的途径是：一、劳动力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二、基于科学的技术广泛运用；三、服务业向各个行业渗透和它的独立发展；四、信息化。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变成中国政策方面的实践。特别表现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里面。
首先就是农村的劳动力向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刚才我们说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还没有实现。要实现这个转移就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在农村和城市做一系列的工作。如在农村普及九年甚至更高的义务教育，在城市里面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保障农民工家庭融入城市社会等，这非常重要。
第二是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的技术特点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现代技术的特点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所以技术革新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了。中国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以后，十分强调技术创新，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有些方面取得了相当好的成就。比如我们现在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技术人员是世界第一的；研发（R&D）的投资去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当然成果的质量还不是非常高，一些技术创新成果向商业化转化也做得不是很好。
现代服务业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超过了制造业，成为社会的第一位的产业部门，中国因为过去的苏联式传统，因为着重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现在全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0%左右。即使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它的服务业比重也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服务业向制造业和第一产业的渗透，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这被称为“先进制造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含义有明确的定义。在我看来所谓先进制造业，就是和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用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先生的说法，它的价值链是向上下两端高度延伸的。施振荣先生的微笑曲线实际上都是服务业。这样的制造业才可以称得上是先进制造业。这方面的工作做了一些，但是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服务业的独立发展。现在独立服务业已经反映在门类庞杂的部门。服务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一个行业。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型来看，最后一条，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所兴起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中国的信息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误解就是，以为信息产业就是生产硬件。中国信息产业的硬件占了70%左右的比重。而跟一些发达国家正好相反，我们的软件和服务发展得还不够，这样信息产业的带动作用就表现得不够，很多很好的技术得不到运用，不能够形成强大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本文为作者于复旦大学“上海论坛2008”的演讲，本报有删节） (来源：解放网-解放日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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