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管理部门根据各自的理论和政策定位提出了大量相互冲突的观点和治理措施，使我们在认识本轮价格上涨问题上产生了大量认识的分歧和治理措施的分化。
笔者认为，要把握目前中国价格上涨的本质，提出合理的治理措施，一方面要突破封闭体系下“需求拉动”与“供给推动”的两分分析框架，同时也要摆脱部门利益的局限。因为，本轮价格上涨所具有的国际输入性、结构上涨的持续性、货币政策的两难选择、经济下滑与CPI持续上涨的矛盾、输入型通胀压力与要素价格改革的冲突、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工资型通胀的冲突、价格释放与价格控制的错位等因素不仅决定了价格治理的复杂性，同时也要求从全球视野、历史比较、中期角度来深入认识价格上涨的核心原因，合理统筹价格释放与价格控制、需求总量控制与供给结构调整、短期工具与长期工具之间的关系。
第一,从历史角度来看，2008年价格上涨是2007年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延续，与1988和1994年通货膨胀比较，目前价格上涨并不具有全面物价上涨的形成基础。
如果将2008年CPI和PPI结构与2007年的数据比较，我们会发现，此轮价格上涨在本质上没有摆脱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本质特征。而目前结构性价格上涨并不具有全面物价上涨的形成基础。
中国前两次通胀大约80%的因素是所有价格同步上涨导致的，大约20%是由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而此轮物价上涨80%以上是由相对价格的变化引起的。同时，我们还发现，在这几次价格上涨过程中，食品类价格的上涨都处于核心地位。这说明食品价格本身在价格上涨环境中具有“超调”的性质，同时也起着“预期风向标”的功能。食品价格的稳定在价格稳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食品价格的大幅度攀升，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产品“紧平衡”的现状，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和担忧。
本次价格上涨虽然有流动性过剩以及国际流动性的存量影响，但是来自货币冲击的影响远小于1988与1994年，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高速通胀的货币环境。其中，“名义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互动机制在1988和1994年的通胀中起着核心作用，但目前该机制没有出现。
此外，1988与1994年的通胀在本质上是国民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的产物，其核心标志就是正向的GDP产出缺口过大。2007年和2008年的产出缺口依然很小。这反映2007-2008年的物价上涨并不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的产物。
第二,超越“成本推动型通胀”与“需求拉动型通胀”的争论，需要从世界经济循环和周期变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本质。中国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不仅决定于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以及结构调整等因素，也决定于全球分工体系的调整、世界不平衡、美元贬值以及金融全球等因素。
分析成本推动型通胀与需求拉动型通胀的特征的构成，我们发现，在“成本推动”与“需求拉动”的二分框架中难以理清目前结构性价格上涨产生的根源。简单利用“成本推动”与“需求拉动”的二分框架可能会将我们引入歧途。
从全球角度来看，通胀抬头的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目前各国通胀的特征及其产生的根源有大量的共同性，比如：都是以PPI冲击为先导的，PPI的上涨速度基本都高于CPI的上涨速度；所有国家的物价上涨都是结构性的，都是以能源、食品以及基本原材料为主体，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具有更大的幅度；大量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不仅与全球结构调整导致的“供求紧平衡”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以及金融投机资本转向等因素相关，且普遍具有“超调”的特性。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结构性价格调整不仅是自身全球化、工业化以及结构性调整的产物，更是世界结构性调整的产物。这决定了中国以相对价格调整为主导的价格上涨不仅有内生的特征，也有外生决定的特征，因此具有长期性和合理性。同时，由于美元贬值以及全球经济不平衡所导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是加速世界需求提升的推动力量，这种国际分工调整的货币表现形式必然通过贸易的不平衡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引起非中心国家出现流动性过剩问题。全球总需求的提升既有货币的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分别通过不同的途径对中国价格上涨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但是，通过相关计量研究我们发现，在正视国际输入型通胀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价格上涨的国际传导路径不能简单化，在汇率传递率较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高涨的阶段，利用人民币升值可能会通过国际游资的进入恶化中国价格治理的货币环境。另外，进口商品价格管制在短期可以有效阻止通胀通过经营项目的输入，但是，从中期来看，价格管制形成的国内与国际差价可以通过提高本国通胀预期而对本国价格形成影响。目前单纯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来稳定通胀预期的方法并不全面，还需要考虑通过部分价格释放来调整通胀预期。
第三,必须充分重视本国经济的内在结构关系以及运行机制所面临的困境，选择各种相应的治理措施。
首先，中国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具有十分深厚的内在结构变动基础，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却表现为输入型和偶然性的特征，因此，对于前者应当进行适当的价格释放，而不是简单的价格控制。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在供求缓和的基础上加大相应的价格管制和价格干预活动。
其次，在国际游资大规模迁移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境决定了通胀治理的货币方法应当以数量型工具为主。
第三，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调整之间的深层关系，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与目前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在中期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时也必须重视中国出现“名义工资-物价”相互作用的通胀机制的形成。
第四，重新认识中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强化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防止单边调整带来的巨大宏观经济风险，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体系进行汇率协调和资本监管协调，要求美国等中心国家承担必要的协调义务，发挥中国在国际金融协调中重要作用。
第五，积极推动国际大宗商品协调机制的建设，从实物交易和金融交易两个层面展开相应的国际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干预，使中国价格治理具有开放视野和国际方法。
此外，我们应当认识到本次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虽然有本质性的区别，但仍需要充分重视“新型滞胀”出现的可能，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也需要超越传统的管理模式。
作者认为，要把握此轮中国价格上涨的本质，提出合理的治理措施，一方面要突破封闭体系下“需求拉动”与“供给推动”的两个分析框架，同时也要摆脱部门利益的局限。
我们应从全球视野、历史比较、中期角度来深入认识价格上涨的核心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合理统筹价格释放与价格控制、需求总量控制与供给结构调整、短期工具与长期工具之间的关系。(刘元春)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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