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普通戒毒所干警的爱心驿站

　　新华网昆明6月25日电（记者陈瑜）在连续六年被评为公安部“二级戒毒所”的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戒毒所里，记者有幸认识了一名普通的戒毒所老干警徐元贵。五年工作生涯中，由他送出来的戒毒人员就有1000多名。

　　“北大生吸毒事件”把他的心带到了戒毒所

　　“他就是徐干，我们有什么心事就和他聊。”戒毒学员小杨指向远处走过来的一名民警。徐元贵今年46岁，2001年从部队转业后来派出所当了民警。

　　“说起我怎么想到来戒毒所工作的，那是2003年初的事情了。”徐元贵回忆道，“那年，我送一个吸毒人员去戒毒所，路上他告诉我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后来赶上了80年代的"下海"浪潮，经过多年的拼打，自己的资产达到千万，事业和家庭都令人羡慕。谁料没多久他却染上了毒品，不能自拔，无心经营公司，短短几年中就将公司"吸"掉了。当时我听了很心疼，如果不是海洛因害了他，他本应是国家的栋梁。”

　　那天回家后，徐元贵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想起了这些年当警察抓获的数不过来的吸毒人员，“自卑、逆反、迷茫，这就是吸毒人员给我的印象。他们的心理和常人很不一样，甚至连惯偷、惯盗的心态都不及。我想，我一定要做些什么，决不能让吸毒人员把自己的人生毁在吸毒这件可以改掉的错事上。”想明白以后，徐元贵不顾亲友的反对，二话没说申请调到戒毒所工作，做了一名“没有发展前途”的戒毒所干警。

　　戒毒人员追捧的“警官教员”

　　怀揣一腔热情走进戒毒所的徐元贵，却发现这份教育工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民警对戒毒学员进行帮扶教育，首先应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但我刚到戒毒所时，看到的却是戒毒学员对工作人员的那种反叛心理。那段时间我思考了很多，最终发现问题出在我们管理者身上。正是因为我们对戒毒人员人格上不尊重、情感上不投入，才造成了管理双方的对立。”

　　从那以后，徐元贵找了很多关于法律法规和心理学的书来看，不断为自己充电，认真学习与人沟通的技巧。他逐渐成为受戒毒人员追捧的“警官教员”。

　　反复吸毒十余次的小乔，从官渡区戒毒所出来后，就没有再复吸过了。他念念不忘徐干：“我是老戒毒人员了，昆明大大小小戒毒所跑了一个遍，一直没什么起色。去年来了官渡区戒毒所，并认识了徐干，他每周都会和我交流一两次，讲一些我从没听过的、但是很感人的故事，逐渐让我对戒毒、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汶川大地震后，一个从四川省北川县来昆明玩乐的男学员刘明被送进戒毒所，进所后成天想着出去，甚至不惜割腕自杀来威胁，很多民警给他做思想工作，他却用绝食来对抗。

　　徐元贵得知后，猜测刘明可能是太想家了，便开始找时机与他聊天。最开始，刘明一句话都不说，徐云贵就问他，你是不是灾区来的，家里受灾没有？刘明这才慢慢开始说话。

　　原来地震发生后，刘明担心重建家园很麻烦，又贪图享乐，就从家里跑了出来。没想到来昆明不多久，就被抓进了戒毒所。一心想出去复吸的他，自然不配合治疗。听刘明说完，徐元贵开始了耐心的劝导：“四川灾区人民面对自然灾害，没有一个人倒下，勇于与困难斗，而你在灾难来临后选择了离家出走，还继续吸毒，并且采取各种手段对抗强制戒毒。你认为这种做法正确吗？”见刘明不说话，徐元贵也不再多谈，只是每天抽出时间陪刘明看大地震的电视报道。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感化了刘明，开始诚心诚意配合干警、医生帮他戒毒。

　　回北川之前，刘明对徐元贵说：“徐干，我谢谢你，我一定选择坚强，再也不吸了。我要鼓起生活的勇气，好好重建家乡。”（小标题）以父爱感化戒毒人员

　　“吸毒人员既是社会的违法者，也是毒品的最大受害者。所以对戒毒学员的管理既要依法严格，又要充满人性化感召。严格管理不等于简单粗暴，人性化管理不等于放任自流。”徐元贵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的体会是，对戒毒人员，我们要有老师对学生的严，也要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我感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很重要，也很光荣。因为我们不是在救一个人，而是在救一家人，不是救一代人，而是在救几代人。”

　　戒毒所的工作一干就是五年，徐元贵先后送走了1000多名戒毒人员，每次都会有不舍，但每次都不希望“老地方、再相见”。

　　“我常年工作、吃住在戒毒所，一般不离开。这么多年，因为复吸又回来治疗的没有几个，仅这一点我就很欣慰了。”徐元贵说，戒毒不仅是治疗吸毒者身体的场所，它还好比吸毒人员的心灵驿站，“让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有个能歇脚和容身的地方，缓一缓，停一停，多好，以后的路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