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中国赶超世界的契机

　　编者按：世界环境日, 设立于每年6月5日，是联合国最重要的纪念日之一，旨在提高世界人民的环保意识和增强政治上的影响力。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重点关注如何促进建立低碳经济体系和生活方式。

为此，本刊特约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专家庄贵阳为本刊撰文，深入探究低碳经济对中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大标题 低碳经济：中国赶超世界的契机

　　文/庄贵阳

　　提语1：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未来40—50年间，中国将有约一个欧洲的农村人口移居到城市。如何让未来即将涌现在中国大地的几百座新的大中型城市直接进入低碳世界，大有文章可作。

　　提语2：如果说深圳代表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低碳经济区将成为中国大规模经济转型的实验地。中国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已上升到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碳经济区的建立与否及如何建立,考验各级政府的政治远识和政策水平。

　　2007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把气候变化问题列为全球第一大挑战。人类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成为时下最热的话题。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发布以后，其所包含的科学结论已经不容否认地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人类必须一致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越早采取行动越经济可行。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旨在实现发展和减排双赢的低碳经济理念受到学术界的推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200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希望低碳经济理念能够迅速成为各级决策者的共识。

　　小标题 气候变化挑战催生低碳经济理念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提供的证据显示，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深度触及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

　　为了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国际社会一直努力寻求解决良策。由于大气温室气体及其排放空间是全球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为避免免费搭车，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从1990年联合国大会启动公约谈判到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可谓一波三折，步履维艰。

　　由于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深远性和现实性，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内部各国之间、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国之间利益交错，难以形成共识。

　　国际气候进程的主要驱动和约束因子涉及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科学认知三个方面，而三者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政治意愿取决于对经济利益的判断，而经济利益又需要有坚实的科学基础。虽然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认识不断加深，但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负面经济影响有更多的担心和顾虑。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谈判代表，一度将温室气体减排和经济发展放在比较对立的角度去认识，而不同立场必然使争论陷入零和博弈的僵局。

　　在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之后，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减缓气候变化必须依赖科学技术，特别是清洁能源技术进步，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纳入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中。

　　在这一背景下，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强调在发展中寻求减排的“低碳经济”概念及理念，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了新的思路。2003年2月24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其总体目标是到205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

　　英国政府表示，低碳发展道路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上也是合理的，并且最终还将使经济发展更加安全、稳定和繁荣。英国将通过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不断改善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减少由于化石燃料消耗而排放的温室气体，并且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制度框架下，开拓新的市场，创造新的就业，扩大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出口。

　　小标题 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是大势所趋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是全球减排行动的主要推进力量。低碳经济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领了世界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大趋势。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指出，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取决于发展路径的选择。随着《巴厘路线图》的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行动不断走向深入，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关注，并正在逐步形成全球共识。

　　所谓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创新，形成明确、稳定和长期的引导及鼓励，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

　　事实上，“低碳经济”早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除英国和欧盟走在前沿之外，日本也在研究迈向低碳社会的可能性和可行途径。日本凭借其长期积累的能源效率和技术优势，以及在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拥有的雄厚技术，提出要把日本打造成全球第一个低碳社会。

　　美国虽然拒绝重返《京都议定书》，但其一直非常注重技术进步在未来经济竞争中的重要性，不断推动新一代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研发和创新，并且也倡导包括建立国际清洁能源技术基金在内的各种机制，在未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新格局中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2007年提交到美国国会的法律草案中就包括一项“低碳经济法案”。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从长期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不断脱钩的过程。通过对全球20个主要排放大国1975年—2003年间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发现，英国一直呈现强脱钩特征（经济增长率为正，碳排放增长率为负）。

　　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25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日本和俄罗斯在某一时段至少出现一次强脱钩，以强脱钩和弱脱钩（碳排放的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为主要特征。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强脱钩是完全可能的。

　　从全球层面来看，如果没有足够的政策干预，人均收入增长和人均排放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长期存在。必须通过适当的政策措施，才能打破这种联系。研究发现，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近似倒“U”型的曲线关系，而中国正处于这一曲线的爬坡阶段。

　　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均碳排放差距将随时间推移而不断缩小，呈现一种趋同态势。由于人类个体对碳排放的需求既具有生物学和物理学意义上的有限性属性，也具有消费欲望的无限性属性，所以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人文发展需求，碳排放不可避免要上升，而发达国家消费的理性化可以使碳排放趋于稳定甚至不断下降。

　　推动低碳经济的动力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产业升级。从农耕为主的前工业化时代，到能源密集型产业主导的工业化时期，再到服务业和技术为主的后工业化社会。这是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一条规律。许多发达国家目前之所以处于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的阶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其次是能源安全。当今世界经济的一大特点是对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严重依赖，而目前石油价格的高位运行使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当前国际市场的高油价已经给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从长期来看，要应对高油价的挑战，必然要节能降耗和开发替代能源，最终发展低碳经济使世界经济摆脱对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第三是全球变暖。随着气候变化已经成为科学的既定事实，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的担忧不断增加，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不断向前推进，世界各国对于建设低碳经济以应对全球变暖的共识也不断得到加强。

　　小标题 节能减排与中国经济的低碳发展

　　中国正在走一条赶超型或压缩型的工业化道路。欧美部分国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其工业化进程，中国将在50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发展和富有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中国今天走到了工业化的中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绩，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面对环境污染、资源和能源短缺等硬约束，中国只有通过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才有可能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如果说低碳经济是全世界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那么科学发展观和十七大的战略着眼点，就在于以和平方式突破生存局限。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与目前国内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是一致的。

　　低碳经济对中国的含义不是要求减少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使用（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做这样的要求），而是要全力地提高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使单位GDP的“碳消耗”逐步降低，使中国的产业与技术在未来适应气候变化的产业竞争中能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加速阶段，人口基数庞大，减少贫困、发展经济、满足就业、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仍然是中国面临的最大任务。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人口、人均收入、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

　　从人口因素看，虽然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总和生育率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毕竟有13亿的人口基数；从能源结构因素来看，虽然通过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和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实施，可再生能源开发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但中国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从人均收入因素来看，中国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的决心和努力不会动摇，这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中国不会以降低人均收入或减缓经济增长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唯一可行途径就是降低能源强度。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的目标。为了完成“十一五”单位GDP能效下降20%，已经尽了非常大的努力，包括关闭能耗高、效率低的小的电厂，严格对高耗能项目和工业的准入，并且把节能降耗的指标分解到省市和行业。然而，研究表明，即便中国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也只能做到相对的低碳经济发展。如果GDP的增长速度按9%来算的话，即使我们每年能源强度下降4%以上，到2010年，总的二氧化碳排放还会比2005年增加2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2006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只有北京市实现了年度单位GDP能耗目标，说明节能减排是一项严峻的挑战。正因为如此，2007年，中国出台《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科技专项行动》等多个法律文件和行动计划，表明中国推进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和勇气。

　　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实践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和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挑战，发达国家将通过“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两条重要途径推动能源技术进步和国际能源技术合作。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在技术层面，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积极的。

　　但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和技术能力。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然而实际进展与预期相去甚远，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也十分有限。

　　尽管中国也在不断地引进一些先进的能源技术，包括风能、太阳能和先进的核能技术，但基本上是在商业化条件下的转让，而且关于知识产权转让条件非常苛刻。而依靠中国自己的研发，完全形成产业化和大规模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因此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非常有必要寻求通过制度化的手段，解决好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的关系问题。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在后京都国际制度统筹范围考虑，必须为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给予足够的经济激励。

　　小标题 实践低碳经济理念：构建低碳经济区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加工厂”，投资规模在世界历史上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只是对常规技术的简单复制，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因此，把气候政策与国家发展目标结合起来，走低碳发展道路，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必然选择。

　　中国是研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绝好案例。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希望中国能够探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宝贵的经验。目前然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尚未有可资借鉴的成熟模式，但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跨越式赶超世界的契机。

　　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中国城市在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面临很多严峻的挑战，其中城市能源问题是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未来40年—50年间，中国将有约一个欧洲的农村人口移居到城市。如何让未来即将涌现在中国大地的几百座新的大中型城市直接进入低碳世界？其中大有文章可作。

　　城市消费全球能源的75%，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80%。目前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以城市为单元开始实践低碳经济理念。低碳城市已成为世界各地的共同追求，很多国际大都市以建设发展低碳城市为荣。低碳城市是指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处于较低的水平。

　　2005年10月由伦敦市长发起召开大城市气候峰会，2007年10月在纽约又召开了第二次大会。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大陆以上海和保定两市为试点推出“低碳城市”发展示范项目，希望从上海与保定这两个试点城市的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和节能产品制造与应用等领域中，总结出可行模式，然后陆续向全国推广。其中保定市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基地”，有其独特的技术和经验优势。建筑能耗到全社会总能源消费的近30%，上海市在建筑节能方面的示范和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展的低碳城市项目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影响。但目前上海和保定两个城市侧重的只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某一方面。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应该是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中欧学者共同提出的报告建议在中国经济繁荣的东部和欠发达的西部（其实也可以在东、中、西部）各选一个地区，开展低碳经济区试点，则更具有示范和实践意义。

　　如果说深圳代表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低碳经济区将成为中国下一次工业革命的示范区、未来中国大规模经济转型的实验地。中国从来不缺乏减缓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已上升到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碳经济区的建立与否及如何建立,考验各级政府的政治远识和政策水平。珠海市和吉林市对率先在国内建立低碳经济区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著有《低碳经济：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之路》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