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杜润生心系农村：包产到户一锤定音(图)

　　五个“一号文件”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

　　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于是，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这五个连贯发布、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其主要精神分别是：

　　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杜老本人这样总结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第一次以中央名义确认“包干到户”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特别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长期不变”四个字一下子解决了农民对农村政策多变的担心，让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杜润生在他口述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有个农民听了文件传达后说：“这会儿上级主意说得在理，合乎庄稼人心意。”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而一向是集体主义模范的大寨村，其领头人陈永贵在北京听到消息，表示犹豫，“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多数群众愿意干，社员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包产到户能在全国顺利推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无声的晚年

　　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

　　“杜老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支持我们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 毕业后的周其仁来到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那是年轻的他离政治最近的一段时光。“他（杜老）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杜润生一生重视调查，即使是在古稀之年，依然带领着一帮年轻人颠簸在中国的乡村。周其仁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回忆那段举国上下朝气蓬勃的改革岁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

　　一生与农村问题结缘的杜润生，在复出农口后的第10年，正式退了下来，那一年，是1989年，先生76岁。

　　曾经跟随他的中央农研室大部分人员已经转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但中心仍为杜润生保留了一间办公室。20年来，老先生坚持着每天清早8点半就来到这个办公室，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也是他规律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助手余展一直在帮助杜老整理文章，在他看来，杜老晚年对历史的反思精神令人感佩。余展认为，杜老最核心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中国改革要过两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

　　90岁以后，杜老渐渐失去了听力，这位曾经对农村历史发出过洪亮声音的老人，晚年独自沉浸在一个寂静无声的世界之中，所有交谈都需通过纸笔来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当下中国的阅读、观察与思考，他思维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