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人便是前来指挥“上海决战”的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姚二人到了上海之后，也不与市委联系，更不向陈丕显报告，而是独自找了一个秘密的地方——上海市委兴国路招待所作为办公地点，频频地招见王洪文、徐景贤、王承龙、朱允嘉、陈阿大等人，并接见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代表，了解上海的情况，掌握各派政治力量的动向，秘密策划对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进行夺权，并进行新班子人选的秘密确定。
经过认真分析，张春桥、姚文元认为在上海进行全面夺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完全可以在全国率先进行夺权斗争，将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
在初步确定的进入新班子的人选中，有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王秀珍等人，被确定进入“三结合”的老干部是马天水。
在拼凑完夺权的新班底之后，王洪文这个小小的保卫科干事仍然有些不放心地问道：“我们当权上海老百姓能听我们的吗？原市委的一些人怎么办，他们会不会给我们出难题？”
张春桥听后笑着说：“我们不能对旧市委陈丕显这样的人抱任何的幻想了，他们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他们一天不倒，我们造反派就一天不得安身，就会受到他们的迫害。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力就是失去一切，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把权力从走资派手中夺回来，一定要夺回来，要把要害部门控制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关系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我们上海要在全国首先做出表率，以此来影响全国，带动全国性的夺权斗争。有了权力，我们就不怕旧市委的一些人给我们出难题了，到时我们就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对一切敢于违背意旨的人进行镇压，强迫他们服从我们的专政，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
从未掌握过大权的王洪文等人一听权力到手后有如此众多的好处，一个个按捺不住，便举起拳头，在张春桥面前表态说：“好，那我们就干，在全国率先夺旧市委的权！”
张春桥强调说：“上海夺权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上海夺权来影响全国，在全国范围掀起一个向各级走资派夺权的高潮。我们要提出响亮的口号，一切权力归造反派。”
经过周密的策划之后，张春桥等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马上就可以在上海滩上发出“决战”的号令了。
张春桥、姚文元选择的突破口是《文汇报》。
我在参加对于“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审判时，法庭内部有一份打印的《有关“一月夺权”历史背景参考资料》的005号材料，这份材料主要摘自当时有关的报刊汇编，这里面是这样记载当时这场起于上海的夺权风暴的：
一月三日
上海《文汇报》社革命造反派接管了报社大权。《文汇报》的夺权，揭开了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风暴”的序幕。
第二天，一张崭新的、革命的《文汇报》问世。新生的《文汇报》重新刊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了《告读者书》，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一月五日
新生的《文汇报》在第一版刊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名写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全市人民书》。这个《告全市人民书》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一小撮走资派的大阴谋，宣告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破产，吹响了“一月革命”的进军号。
上海《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派接管了报社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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