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五，52岁的比尔·盖茨退休了。人们之所以对他津津乐道，是因为他将自己拥有的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的慈善基金，一分一毫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女。他平静地表示：“我和妻子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
对比比尔·盖茨的惊天之举，对比比尔·盖茨的财富观，我们的富豪们，以及拿着数千万高薪的高管们，是不是也问过自己“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在比尔·盖茨全数捐出庞大财富的事实面前，我们熟悉的不少富豪们表示“中国富豪还没有这种实力”。言下之意，国内富豪们没有能力把全部财富回馈社会，是因为慈善机制不成熟、慈善机构不透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种种因素。与其说比尔·盖茨回馈社会是“有实力”，不如说是“有慈善精神”。回馈社会，比的不是实力，而是有没有回馈之心。怎样影响社会，怎样回馈社会，我们的富豪们、企业家们的确需要深刻地自省。
丈量我们的富豪们与比尔·盖茨的差距，不在于能否全部放弃自己的财富，况且这也并不现实，而在于没有形成“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的慈善思想，更不懂得“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盖茨把巨额财富看成是巨大的权利，同时也是巨大的义务；我们的富豪们大多把财富视为地位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台阶，把财富当成追求奢华生活的资本。
丈量我们的富豪们与比尔·盖茨的差距，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渐成奢侈品消费大国的背后隐喻。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奢侈品消费成长速度最快的国家。2007年中国人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8%,几乎所有世界顶级品牌都在中国设有分店。虽然许多奢侈品在中国的售价比国外高50%以上，一些人仍趋之若鹜。那些豪华车展上出手阔绰的大佬们，那些醉心于享受顶级奢侈品的大亨们，听到比尔·盖茨“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的愿望，是否感到愧疚和汗颜？心中有没有震动？
丈量我们的富豪们与比尔·盖茨的差距，不在于我们的富豪的财富实力不够，而在于不热心回馈社会。本周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时，一些常委会委员批评国有企业普通员工与高管之间薪酬相差高达数百倍。事实上，这几年，高管薪酬过高备受公众诟病。高管动辄数千万元的薪酬，是社会在岗职工平均收入的200多倍，这样的数字跳进公众视野，难怪要招致众多非议和置疑，恐怕不少人一辈子也别想挣到那些高管们的一个零头。
世界银行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今年在上海出席一个会议，谈及薪酬话题时说：“有一些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已经高到了不道德的程度，不管是几千万的工资还是二三亿的工资，有时从个人对企业贡献的角度来说，可能不值这些钱。”
一方面是高管拿高薪“高到不道德”，一方面却是富豪、高管们在慈善行动上的软弱无力，人们对这种现象耿耿于怀。
中国更需要慈善，更需要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乐于履行社会责任，乐于“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东西部发展极为不平衡，目前人均收入排名仍排全球百位之外。截至2007年底，有4320万人年收入在1067元的贫困线之下。一些贫困地区的人们连孩子上学看病都很困难。
犹太人说，“如果赚的钱都揣进自己的腰包，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富翁。”许多成功的犹太人都愿意慷慨地回馈社会。慈善家伊沙克·沃夫森是一个苏格兰犹太人，是英国最大的百货公司“大宇宙百货公司”的总裁。1955年，沃夫森设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在以后的20年间，为各个方面，主要是教育机构提供了4500万美元的经济资助。沃夫森非常乐于对人讲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人问他：“沃夫森这个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个写东西的。”“写东西？他写了些什么？”“支票。”
但愿我们的富豪、高管们能够真正理解“你有一杯水，你可以独自享用；假如你有一桶水，你可以存放在家里；假如你有一条河，应当学会与他人分享”的人生哲理，能够向比尔·盖茨看齐，“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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