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荒中的超级稻：粮食安全就是国家战略安全

    新闻来源：记者观察-民声

我国目前粮食供求形势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危及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已经显露

　　全球粮价暴涨，多个国家掀起反涨价风暴，从未因粮食紧张的美国也出现限时购买。大米出口国缅甸遭受前所未有的热带风暴，人亡田毁。作为吃饭人口最多的中国，却奇迹般地成为这场风暴的绿洲。

　　目前尽管中国遭受“5.12”特大地震灾害，四川粮食减产，但中国主要粮食价格依然稳定，而且供应充足，粮食库存5000亿斤，可供中国半年食用，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安全线。

　　兴农重粮传统

　　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国家始终干预农业生产领域。整个中华帝国2000多年历史，国家都致力于开发新的土地，给农民借贷农具、种子，兴建水利灌溉工程，传播改进耕作方法，或工具，鼓励新作物的种植。

　　商鞅变法中，务农被规定为最根本的职业：男子在田地耕作生产粮食，女的在家纺织。若成绩优良，可以终身免服兵役。那时耕作即是基本国策。重农成为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本末观”。 《易经》的上经讲“天道”，下经讲“人道”。“民以食为天”，这就是天人合一。

　　2007年中国CPI大幅上升，而粮食、石油涨得最猛，尤其粮食关乎国计民生，兴农重粮摆在各级政府重中之重的议事日程上。

　　过去50年里，中国农村的发展是一个“三段论”：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村；包产到户时的农村；小康战略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国1978年启动的农村“包产到户”，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是一次空前的成功，有效地解决了9亿农民分地与国家地权之间的关系。1978年以前，中国利用农业作为原动力，粮食和内需是最重要的动力。1978之后，以工业发展为中心的中国的原动力是出口和内需。

　　国家对三农的投入，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增加300个亿以上，2006年增加了420个亿，三农问题也进入我国主流话语圈。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2年“一号文件”与之后的连续4个中央关于农村政策的“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之后，2004-2006年，中央连续出台三个一号文件，给农民松绑，免除沿袭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这不单纯是经济上的概念，其隐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密码，即中国农业的DNA只有放到中国农业背景中去思考。8个“一号文件”主题只有一个：兴农重粮。

　　一个大国的战略选择

　　大国的兴衰与农业的兴衰无不关联。国运盛则农业兴。

　　现在我国耕地每年减少千分之三，一年就减少600万亩，5年减少3000万亩。人口在增加，土地在减少，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这些因素，使得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非常棘手。

　　中央把16．5亿亩粮食播种面积视为“生命线”，把4．9亿吨粮食总产量视为“安全警戒线”。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战略物资。国际上公认粮食通常就等于谷物，即大米、小麦和玉米三大谷物。粮食安全就应该围绕着谷物展开。

　　我国目前粮食供求形势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危及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已经显露。正如邓小平同志1986年告诫的那样，“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农业连续4年丰收，粮食供求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持续8年粮食供给充足，市场稳定，品种丰富，质量不断提高。

　　但是2000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连续四年大幅度下降，特别是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已经降到4307亿公斤，减幅为15.28％，倒退到了1991年的水平，为近10年最低。与此同时，粮食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从1999年开始，我国粮食耕地逐年减少，到2003年已经降到14.9亿亩，比1999年减少2.06亿亩，这4年平均每年减少5156万亩。粮食供求形势由长期供过于求转向产品产不足需。从2000年开始，连续4年当年产不足需，4年累计缺口1312亿公斤，其中2003年当年产需缺口高达550亿公斤。

　　十一五末期我国粮食总需求将达到10600亿斤。超级水稻制种专家黄培劲分析说:“一般按照总需求的5%进口粮食不会影响安全，那么到201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应达到10000亿斤。”

　　这一推断与“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亿吨左右”的战略目标不谋而合。然而，1990至2000年，我国粮食单产年均增长只有0.7%，“十五”期间增长率提高至0.9%，距离安全线尚有差距。在下一个五年中，随着增产难度的加大，粮食安全将警钟长鸣。

　　为了更好地呵护农民的生产热情，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通知，在主产区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价格和去年持平。这意味着粮食增产一旦导致粮价大幅下跌，国家将按照最低收购价托底，以免谷贱伤农。两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向三农倾斜，减免农业税、种粮直补等政策直接激发了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这次汶川地震导致灾区农田严重缺水，农业部果断从全国调运旱栽作物种子，改水田为旱栽，有效保证了灾区粮食作物的收成。

　　即便如此，形势依然严峻。“关键是现在能种的田地基本都种上了，今后类似近两年的恢复性增长空间已经不大。”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瑛表示，2008年粮食进一步增产的难度和压力将增加，今后要稳定增加粮食供给会面临相当的压力。

　　事实上，仅仅保持现有播种面积都非易事。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用地规模不断扩张，九五和十五期间，全国耕地被占用的速度非常快。从1996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1425万亩。严峻的形势迫使国务院竭力拉紧耕地保护的缰绳，中国自1996年以来耕地面积锐减的趋势才在2005年得到扭转。以现有耕地面积保证粮食安全并不轻松，预计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在1亿亩以上。

　　与数量刚性减少并行的是，耕地占优补劣现象严重。我国从1999年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后，许多地方出现了只重视耕地数量平衡，忽视耕地质量平衡的倾向。各地占用的是城郊及平原地区的良田沃土，而开垦整理的耕地则大多选择山区、丘陵或滩涂。显然，统计数据不可能真实反映出这种地理的隐形流失。

　　此外，耕地污染十分严重。根据统计，我国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面积达3亿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6，其中因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1.05亿亩，使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

　　在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湖南省，高产田比例由1997年的34.4%下降到目前的26.7%，减少了7.7个百分点，中低产田由1997年的65.6%增加到现在的73.3%。农业大省四川省2004年调查发现，中低产耕地已发展到413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0.6%。

　　耕地土壤退化也在不断加剧。我国耕地资源中，因水土流失、贫瘠化、次生盐渍化等原因导致的退化耕地面积占总耕地的40%以上。耕地质量下降的每一个方面都严重影响到粮食产量。培育优良品种，加大土地管理已经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当务之急。

　　粮食战略版图

　　在9世纪，当长江流域的稻米生产区开始在总产量上与北方的粟麦相匹敌，权力中心转移的平衡就被打破。水稻种植几乎具有与北方力量平衡的砝码。对统治阶级来讲，最为性命攸关的不是经济而是象征性的秩序。水稻具有了道具性价值。

　　如果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中世纪时没有从北方粟麦生长的平原转移到南方、中西部稻米地区，那么，古代统治者可能将无法保持合理的令人信服可行的“小农”理念。由此，权利结构和社会契约性质可能发生改变。

　　中西部地区是稻谷产区的敏感地带，湖南是中部地区的中部，四川是西部的关键地区。中西部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粮仓。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价值版图，中西部最有希望，历史上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粮食尤其是稻谷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三农”这盘棋局，走势要看中西部，矛盾集中在中西部。中西部必须把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基础工程。地处中国腹地的中部地区和西部的四川、云南，一直是全国的“米袋子”，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性。从中西部对国家粮食生产的贡献看，该地区粮食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60％左右，稳定中西部粮食生产，就稳住了国家粮食安全。

　　东北三省也是国家粮食主要产地，小麦、玉米和大豆绝对数量来于此地区。相对于小麦、玉米和大豆，稻谷往往是引发我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先导性和敏感性品种。粮食主销区，特别是中部、西部、东南沿海地区，往往是引发我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先导性和敏感性地区,占我国粮食50%以上。口粮相对于工业用粮和饲料粮，对于我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影响，更具先导性和敏感性。

　　中国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一直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这说明了生产资源的匮乏，也证明了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不仅是能够自给自足的，而且还是相当高效的，但是这种效率仅是产出方面的效率而非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效率。

　　我们要特别警惕的是，今年四川地震，导致粮食减产，南方洪涝灾害使粮食减产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困难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做出调整，把损失降低到最小层面，以保证我国粮食供应的稳定。

　　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惟一的途径是依靠创新和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单产，最终寄希望于超级杂交稻的创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