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的基因断裂与重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广东东莞报道

　　基因断裂与重组

　　“在这20多年里,东莞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全世界大批有钱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投资,另一件是把全中国大批贫困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打工”

　　“东莞什么都不是,所以敢什么都是。

　　“当时的东莞,很多地方还是整片整片的农田,道路基本上都是泥路,一下雨就泥泞得很。介绍我来的香港人直接带我到了石碣镇,很快我就被石碣人的热忱感动了。当时的镇长是刘发枝,他带着镇政府的主要官员陪我到处走走看看,我在石碣考察了几天,他们就一直陪了我几天。当时我还纳闷这个镇长怎么这么闲?后来才知道他们对来投资的客商都是这样热情,他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招商引资上了。”

　　1989年10月,叶宏灯的台湾致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东莞石碣镇投石问路。就在这个时期,大规模的港台商人陆续入驻东莞。其后20年,东莞以火箭的速度,成就了一个“经济奇迹”,也成为当下人们关注和议论的城市之一。

　　出身成本洼地

　　现在闻名国际的加工制造基地东莞,当年是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市场、没有经验,只有水田、甘蔗和草房的贫瘠之地。1978年,东莞迎来了全国第一间对外来料加工厂——东莞太平手袋厂。自此,“东莞模式”走上了漫长的工业化之旅。

　　当时的东莞,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村镇集体企业。只有一些回乡投资的港商,利用农村旧祠堂、会堂和大跃进时期留下的饭堂,办起的一些小型来料加工企业,俗称“三堂”经济,并以此初步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太平手袋厂这家港资企业,就是租用当地村民的祠堂建起的厂房。

　　东莞真正加速发展是在上世纪90年代港台商人大规模入驻之后。当时,正值国际分工产业转移,他们带来了制鞋业、家具制造业,还有后来最让东莞人引以为豪的电子制造业。

　　“反正有老板来,就可以谈。”东莞虎门镇白沙社区前书记郑茂祥回忆说,“当时每天都有老板来。他们喜欢我们,我们的服务好,海关备案、工商税务等等手续都是我们帮他们办,不乱收费。”

　　这种政务环境,对于害怕地方官员乱来的港商台商来说,极具吸引力。整个90年代,东莞可谓“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遍地开花”。

　　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东莞为外资进入内地敞开了大门,使得香港和台湾工业资本能够顺利进入东莞,成为外商投资的政策洼地。

　　一如广东省政府拆细全省的地级市一样,东莞市亦拆细市内的乡镇,使得全市划分成了30余个乡镇,各个乡镇、各个村都获得了发展权(土地批租权和收益权)。“当时在东莞投资,只需要跟镇打交道就可以了。”叶宏灯回忆说。港台商人前来投资的时间成本、土地成本都降到了最低。

　　东莞作为世界的“成本洼地”,其优势远远不止于此。

　　“在这20多年里,东莞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全世界大批有钱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投资,另一件是把全中国大批贫困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打工”—— 这句话最精辟地概括了所谓的“东莞模式”: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以及市场的要素组合模式。

　　东莞紧邻香港,并且在香港集装箱码头的最佳运输半径之内。而深圳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最为便捷的货物输送香港通道,事实上在90年代之后为东莞所用,因为它沟通了东莞和香港港口及服务中心。当90年代初深圳驱赶三来一补产业时,东莞自然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1～2个小时可以到达香港,而成本则远比深圳低得多。这一切台商不费吹灰之力全都可以借用。

　　东莞的工业企业开始了飞速增长的时期,1978年,东莞工业企业1290家,1997年发展到16857家。东莞的“老外贸”还记得,1978年东莞仅有5家进出口公司,1999年外经贸企业已发展到39家。短短的十余年时间,1万多间工厂就布满了东莞的各个乡镇村落,所有交通相对便利的公路沿线,均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工业区。

　　当一万多家工厂聚集东莞时,它们最为便利地使用着香港这个全球贸易网络,“香港接单,东莞生产”,或者“台湾接单,东莞制造,香港出口”。再后来,香港人甚至可以承担接单之后的设计、品牌推广和供应链管理功能。台湾人则主要以自身在台湾岛内的贸易网络为依托。东莞的外销型经济势如潮涌。

　　而在支撑这一庞大外销型经济的所有因素之中,大陆通行的资本管制(资金不能自由进出境、外汇控制等)与廉价的劳动力,无疑让港台商人们看到了“洼地”的真正魅力。

　　为了规避税收,以及规避资本管制,台资和港资工厂,大都采用人为抬高原材料和部件价格、压低东莞产成品销售价格(在香港或台湾进行最后产品包装后再抬高价格)的方式,将尽可能少的钱留在内地环节,再加上被人为低估的人民币价值,这让他们获取了最大的利润。

　　而就在港台商人瞄准了东莞、大量中小型企业平地而起的同时,“民工潮”来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开始纷纷涌向东莞,为正在发展中的东莞加工制造业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湖南、河南、四川、广西、江西、湖北……各地的民工充斥在东莞一万多家工厂里面,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加班加点,成就了东莞“世界工厂”的地位。

　　“残酷”的基因突变

　　资料显示,30年来,以欧美日及亚洲“四小龙”为雁阵的全球产业转移,至少经历了三波浪潮。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以服装、制鞋、玩具为代表的轻工业;二是90年代中期之后,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IT业;2000年以后则是重化工业。

　　东莞以其区位、劳动力、土地等比较优势,顺利抓住了前两波产业转移,从而也实现了前两次产业升级,由于各项资源的相对充裕,东莞几乎没体会到转型的任何痛苦。

　　但今天,东莞第一次体会到自身基因突变的“残酷”。而变化的过程又是那么的迅速与不可阻挡,其表现就是“企业倒闭潮”的出现。

　　对于众多在东莞开设中小规模工厂的港台商人来说,现在心中也许不无愤懑——他们已经不能享受到10年前那样包括地租低廉、税收三减五免、出口退税等在内的特殊优惠环境。

　　甚至,他们迅速发展的几大支柱因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据相关部门的统计,自从2004年的“民工荒”后,打工者们的议价能力普遍提升。劳动力成本高企,普通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在几年内翻了番,月工资从400元左右上升到1200元以上。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忠诚度却大不如前。以前一次招来三四十个工人,一年后,大约流失掉5%,现在这个比率却正好倒过来,几乎95%的工人会流失掉。有趣的是,这些工人的学历普遍比早年大幅提高,但他们却不是“听话的劳工”,他们会在招工时将工厂附近有没有网吧、卡拉OK等娱乐设施作为选择工作的条件。

　　人民币的逐渐坚挺使这些从事外贸加工的工厂面临着高额的汇率损失。15年前,100元港币可以兑换140元人民币,而现在,人民币增值了,“人民币现在是强势货币,可是对于我们来说,80%以上的货物都是做出口。因为汇率变化,一个订单上我就损失了120万人民币。”港商刘家宏说。

　　2007年7月11日,东莞市长李毓全盘点了一下家底之后说,“东莞市最多还有10%的土地可以利用,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只能保障6年左右的用地。”

　　在整个东莞模式中,东莞所能提供的只有土地,而在造就东莞模式辉煌的过程中,东莞也毫不吝惜地使用着他们手中的土地资源,而这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决策者早已开始考虑更高质量地利用土地。

　　东莞成为世界的工厂,不可否认的是,一大批“三来一补”等外向型企业在这里繁衍生息,催生并带动了周边地区大量类似企业的发展,出口创汇是它们赖以发展的共性。绝大多数港台商人在东莞主要以“两头在外”的浅盘式经济形态存在。诸如“三来一补”这类历史产物,使得东莞许多港台中小企业的法人是大陆居民,但实际董事长、管理人则是港台商人。东莞在这个过程中只提供了劳动力和土地,也只能得到少许的税金和大量的费用,而港台中小企业则成为“无根的企业”。

　　“东莞目前有3000多亿的银行存款,但真正贷出去的只有1000多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莞没有金融市场,只有有限的银行放贷。”台商叶宏灯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这点与民间资本相当活跃的温州相比,有些相去霄壤。

　　移花接木与延续血缘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规划范围72平方公里,定位方向先是高科技产业,后修正为研发基地,修建于2002年,是东莞倾力打造的科技新城。

　　这块水清草绿的园区,俨然一个精心装饰的超级大花园。然而园内却是冷冷清清,建园七年来,其研发中心仅孵化出七项专利。以至于3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东莞调研时,非常不满意。“为什么松山湖有那么好的环境,高新项目却引不进来?”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说。

　　东莞想要发展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档产业,但是知识、技术、人才和研发恰恰是东莞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

　　“发展高科技就是烧钱!要谈研发,人才在哪里?”台商叶宏灯说,“东莞人才缺乏,尤其是研发人才缺乏,学术及研究氛围不浓。怎么办?借!这是最好的方式。现在东莞连最重要的制造人才都缺乏。西格玛质量控制、ISO认证体系、工业工程管理、成本控制……这些迫切需要人才的领域出现人才荒。不借行吗?”

　　“东莞经过20多年发展,目前似乎真的走入了一种困境。我们把它叫做‘双边缘化’。一个‘边缘化’是指由于我们这些企业不具有自主技术,也没有自有产权,也没有自有品牌,所以在国内产业分工当中它被边缘化;二是指在国际分工当中,由于我们处于制造业的低端,就是加工装配这一部分,所以实际我们在国际分工中我们也处于边缘化。”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并不否认东莞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

　　广东社会科学院院长梁桂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们在十年前就开始关注广东发展面临的问题,90年代末他们提出,未来十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具风险的地带。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梁桂全进一步提出,今后十年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退潮的时期。“我给东莞提过建议,说你们要想办法了,可以考虑扶持一些新的产业。”他说,“你看现在已经集中爆发了。”

　　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一直以来,东莞都在依赖着香港台湾的研发设计和市场,加工制造业无疑是东莞城市发展的基础。当包括东莞在内的珠三角城市,例如深圳、广州,都在希望转向高科技研发、物流及重化工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竞争对手指向谁呢？如果是香港，那么相互的依赖变成了竞争,而面对领先者香港,珠三角谈何优势呢？

　　但由市场发育的珠三角经济基因有很多活跃的因子。“经济发展,制造业是关键基础,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才能引申出第三产业的发展,如果本末倒置,忽视制造业,那就很可能成为泡沫!”台商叶宏灯说。东莞的制造业并非如外界所传“纷纷搬离”,走的大多是迟早都要走的低端产业。而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在东莞仍然生存得很好。

　　其实,东莞的奇迹在于,国家在东莞基本没有直接投资,但它却成长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内地城市。东莞外企主要以港资台资企业为主,与空降长三角的那些大企业不同,在东莞的港台企业虽然规模较小,却很多是在东莞成长起来的,对东莞有归属感。

　　中小型港台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培养了熟练工人,还在雇员中培养出一大批企业家,这是五百强企业很难达到的效果。在这种本土化的活力之中,寄托着东莞的未来,“东莞没有必要移花接木而抛弃自己自身的发展血脉。”一位研究当地经济的学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