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规划系统腐败案透视 阳光局长落马让人意外

　　重庆规划系统腐败窝案透视

　　“阳光局长”蒋勇落马

　　来源：《法制周报》——e法网

　　核心提示：重庆规划系统部分违纪官员的落马，一方面彰显了政府的反腐决心，另一方面表明，如何在一些腐败案高发领域，建立完善的监督及预防机制也刻不容缓。

　　⊙《法制周报》记者 李俊杰

　　有人留意到，重庆市规划局的官方网站中，蒋勇的名字已从“领导介绍”栏被撤下。蒋曾是该局的党组书记、局长。

　　两个多月前的4月10日上午，在重庆市政府召开的每月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文天平表示，原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原重庆市九龙坡区区长黄云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被有关部门“双规”。

　　这则消息也证实了之前坊间的传言。最新消息显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6月26日闭幕。会议经过表决，终止了原重庆市规划局局长、党组书记蒋勇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一起腐败案牵出蒋勇

　　早在此前，就有人预测说，近些年，重庆规划系统腐败问题频发，容积率暗箱操作尤为突出。从事后的部分落马官员来看，多居于规划、土地开发系统，均与大开发过程中的权力寻租有关。作为规划部门的主管领导，有人对蒋勇的处境这样形容：“既难独善自身，也难辞其咎”。

　　一语成谶。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蒋勇的落马，与去年的“7·26专案”不无关联。据了解，蒋勇被“双规”，主要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地产商擅自改变规划，提高容积率等。

　　所谓“容积率”，是指一个小区的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对于发展商来说，容积率决定地价成本在房屋中占的比例，而对于住户来说，容积率直接涉及到居住的舒适度。

　　而此后，有关重庆土地规划领域的钱权交易事件，则是“余震”不断。

　　时年7月，时任重庆市渝中区副区长王政、区委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因涉嫌收受开发商贿赂，先后被“双规”。2007年12月29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三人死缓和13年、10年有期徒刑。(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该案被称为重庆直辖以来涉及官员和商人最多、违法金额最高的腐败窝案。

　　事后看来，蒋勇的东窗事发，正是由“7·26专案”主角王政牵出。

　　2007年7月初，中纪委某部门收到一封来自重庆的举报信。信中举报说，重庆市渝中区分管城建的副区长王政和重庆市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收受江湾国际花都开发商和工程公司双方的贿赂。

　　由于是实名举报，中纪委非常重视，并迅速成立专案组赶赴重庆调查。举报人是重庆旭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旭庆地产）董事长兼总经理龚世英。

　　旭庆地产是一家注资1亿元的私营公司，“江湾国际花都”是公司旗下一个项目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的地产大盘，在当时有渝中区航母级地产大盘之称。这对于任何一个土建工程商而言，都具致命诱惑。

　　为承建江湾国际花都土建工程，2005年7月，土建工程商彭严靖经人介绍后，认识了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规划局局长王政和郑维，并先后送给王政和郑维33万元和90万元。而在2003年时，王政已与龚世英结识。旭庆地产之所以能拿到“江湾国际花都”项目，也是因王政引见而得。

　　在接受贿赂后，王政和郑维说服龚世英，将已中标土建工程的重庆第二建筑退标，将土建工程交由彭严靖负责。

　　然而，在承办江湾国际花都之前，彭严靖并无雄厚的资金作后盾，也没有承建大型项目的经验，其拥有的重庆力申建设公司同样不具备相应的承建资质。

　　为了拿到江湾国际花都土建项目，重庆力申挂靠在重庆对外建设总公司旗下，两者签订内部承包合同，重庆力申向后者缴纳1%的管理费。

　　拿到江湾国际花都工程后， 彭又把其中的7栋楼的工程转包给另外3人。彭启动该工程的资金主要来自这三人交纳的390万元劳务保证金与借款。

　　显然，这是一个危险信号。

　　2007年4月，彭严靖出现资金困难，不仅工程难以继续，工地也开始拖欠民工工资。这时，龚世英多次找王政和郑维协调，希望彭严靖退场，但遭到彭严靖拒绝。双方僵持不下。工地连续停工3个多月后，眼看已无法按售房合同按期交房，最后龚世英被迫一面应对业主，一面用自有资金垫付民工工资。

　　同年6月1日，龚世英分别送给王政和郑维各10万元，作为协调纠纷的好处费。但到了2007年7月初，龚世英发现，王政和郑维同时还收受了彭严靖的好处费，一气之下，龚世英便写下了这封实名举报信。

　　容积率黑洞

　　随着专案组的进一步深入，调查时发现，在重庆存在类似问题的远不止王、郑二人，背后牵扯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犹如一张网。

　　此后，蒋勇很快进入侦查视线。经查实，2006年，广东一家知名开发商在位于沙坪坝区西南的重庆大学城获得一块3800亩超大地块，欲把规划容积率由1.5调高至2.5。经王政介绍，邀请蒋勇吃饭。席间，开发商给包括王政、蒋勇等在内的官员每人送了1万美元的红包。

　　蒋勇被“双规”后，重庆最大的开发商华宇集团和来自上海浦东的开发商富洲地产亦被卷入。

　　同时被宣布“双规”的还有黄云。黄云生于1961年，原为重庆建筑大学普通教师。1997年被越级提拔为沙坪坝区区委副书记，年仅36岁；后任沙坪坝区代区长、区长。2006年12月,转任九龙坡区区委副书记、区长。2007年4月,重庆因拆迁发生“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黄云是参与处理的主要官员之一。

　　据接近“7·26专案”的人士透露，黄云、蒋勇均曾为富洲拿地、提高容积率提供方便。(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富洲新城原规划建筑面积130万平方米，在其帮助下，提高到200万平方米。

　　据《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的有关规定，该项目的容积率为2，即全部建筑面积约为130万平方米，而按实际建成的200万平方米计算，实际容积率为3.33。

　　富洲地产成立于2004年9月,由上海宏铭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绿舟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容积率是可为开发商带来巨大利润的“魔术棒”。容积率提高的同时，可以大大增加地产开发商的收入和利润。

　　实际上，规划系统和沙坪坝区是这两起系列腐败案的“重灾区”。这些落马官员多居于规划、土地开发系统，均与大开发过程中的权力寻租有关。

　　资料显示，除了王政曾担任沙坪坝区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沙坪坝区规划分局局长，郑维曾任沙坪坝区区委副书记，黄云曾任沙坪坝区区长，蒋勇任职重庆市规划局局长期间，其工作联系单位亦为沙坪坝区规划分局。

　　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上的资料表明，案件发生后，重庆有39次大的干部调整，其中在原规划、建委及土地局有多人被撤换或退休。

　　据重庆市检察院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市查处贪污贿赂案件528件，涉案631人。原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任职期间，为改变一些官员吃、拿、卡、要的作风，曾发起过“执政为民，学习整改”活动。

　　履新不久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多次向市管领导干部敲起了警钟，并把上述几个人的犯罪事实及审理过程，拍成专题片，组织重庆市各级干部学习。

　　有观点认为，重庆连发土地、规划“窝案”，背后凸显的是当地房地产的畸形生态。

　　重庆一家外地开发企业的营销总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袒露心声说，他目前主要日常工作之一，是接待来自国土、规划、建设系统的各种视察、检查。此类检查名目繁多，每周都会发生几次。

　　“我们经常要为来检查的人准备红包，大的一两千元，小的两三百元。不但当着上下级的面公开发，而且如果来的人超过了预计，还要临时补发。”他说。

　　权力寻租

　　蒋勇的落马，让不少与之有过接触的重庆地产界人士有些意外。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蒋勇为人低调、学者气浓；虽任职重庆多年，却与当地官场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令人记忆尤为深刻的是，蒋曾力排众议，通过国际招标方式确定了渝中半岛城市规划方案，颇获好评。

　　蒋勇，湖南省常德市人。1962年11月生。1982年大学毕业后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规划局区域规划处干部。1990年至1992年他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攻读硕士学位。随后历任国家建设部城市规划司规划处副处长、部长办公室部长秘书、城乡规划司城市规划处处长。1999年6月任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2002年，蒋勇晋升重庆市规划局局长、党组书记。连任三届重庆市委委员、市三次党代会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不少当地人对蒋勇的印象，源于重庆市规划展览馆。

　　耗资2.8亿元的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就坐落在朝天门的正前方。朝天门位于重庆主城渝中半岛的最尖端，长江、嘉陵江交汇处。

　　该展览馆耗资2.8亿元，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展览馆。也正是该博物馆，被当成是蒋勇引以为傲的一大政绩。

　　有专门大厅里，公示有需要变更的规划方案，按各行政区，分区详细地展示了《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

　　依据规划，在2020年前，有关重庆市各种性质的土地用地比例及相关项目的容积率都有明确的规划。但在王政、郑维、陈明的判决书案卷中可看到的是，许多土地用途及容积率都被肆意改变和调高。

　　有公开报道说，对上述情况，3月25日，重庆市市长王鸿举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调研时，曾痛斥其是城市建设的一大“败笔”。

　　而在蒋勇的眼里，在去年10月，总结直辖十年成绩，提到他主导的规划局有两个重要成绩，一是通过国际公开招标，创新渝中半岛城市规划。另一个是立法，出台《关于渝中半岛城市形象设计方案的决定》。

　　蒋勇不无自豪地表示，“立法保护规划创新的成果，这在全国规划史和法制史上都是一大创举。”

　　“重庆自1996年成为直辖市后，每年规划建设的工程量都达到35003600万平方米，如此巨大的建设量，规划部门权力过于集中，既行使管理、审批职能，同时又作为监督机构，这自然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重庆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纪委干部告诉记者，仅在2007年该市就查处了124名厅处级干部。但是在房地产领域巨大的利益诱惑下，重庆还是有不少官员铤而走险。

　　有意思的是，蒋勇在2005年8月17日受邀作客新华网，回答网友提问时说，重庆的城市规划应该是“阳光规划”，任何规划项目都应该向社会公布。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2月22日下午，蒋勇还主持召开过规划局的党风廉政会议，蒋在会上曾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二是要切实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三是要努力提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

　　这些，或将成为专题片的一个花絮，耐人寻味。

　　（部分内容据《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

　　专家观点

　　规划缘何容易出问题？

　　去年至今，重庆市的城建规划领域因有数名厅官在此落马而成为腐败的 “重灾区”。今年4月，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证实，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 已被“双规”。此前，重庆市渝中区原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原副书记郑维、 沙坪坝区原副区长陈明三人，因收受房地产开发商巨额贿赂，分别被法院判处 死缓和13年、10年有期徒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龚益认为，近年来，城市规划成为官员腐败的重灾区。2006年曝出的“成都红枫半岛花园和锦城豪庭腐败案” 不仅使展示成都形象的窗口通道——迎宾大道缩水走样，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00多万元。在云南，胡星等三任昆明市规划局长均因涉嫌权钱交易落马。

　　规划缘何容易出问题？在城市规划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和利润空间。在寸土寸金的城市，规划红线退一点点，规划格局改动一些，普通群众可能觉察不出来，但对房地产商来说却意味着数千万元的利润。

　　规划朝令夕改，在城市建设中，当地的领导常常通过打招呼、批条子、“特事特办”等方式，变更城市规划，使城市规划服从具体的建设项目。城市规划制定、运行中的诸多漏洞，使城市规划“权力寻租”成为可能。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寄厚望于《城乡规划法》以城乡规划的法治 化，来遏制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大造政绩工程的冲动和权力寻租的欲望，规范各级领导的规划决策，促进公众参与城乡规划，以阳光下的规划行为，使我们的城乡规划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同时，要防止“一任领导，一套规划，一批工程”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政府行政行为过滥的产物。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只有克服行政过度，才有望从根本上解决规划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