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见选民 可直接解读敏感问题

李显龙接见选民。

　　“从政第一原则:不是每个问题都有解决答案。每个选民都有自己的苦衷,我们应在了解情况后,通过制度设计,系统化地解决问题。”

　　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证明,先行一步的精神动力总是来自思想的解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履新后的第一份施政纲领特别强调: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世界眼光,坚持以人为本。

　　“叫板新加坡”———这个博采中式儒家价值观与西式民主管理制度之长形成独特政经文化,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匮乏条件下创造经济奇迹,并实现“居者有其屋”的花园国度,客观上可以为推动广东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提供有益的借鉴。

　　《南方》月刊为此特派记者前往新加坡,跨海取经。

　　《南方》月刊特派新加坡记者母发荣郭芳

　　时间:6月4日晚

　　地点:新加坡宏茂桥区

　　事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见选民

　　一

　　夜色微降,警察出现在人民行动党的宏茂桥—德义支部门口,前来反映问题的选民越聚越多。

　　“警察来了,说明总理要来。”德义支部负责登记的义工告诉前来旁听的南方杂志记者,“等候的号牌已经发到85,与平日相比多了好几十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宏茂桥选区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每周星期三晚上,是李显龙接见选民的日子。在新加坡,利用业余时间定期会见选民是国会议员的一项例行工作,身为总理也不能例外。“在国事太过繁忙时,总理会委派其他议员接见选民,一旦有时间,他都会亲自赶来。”正在为选民提供咨询的前国会议员、社会学博士华素谈及这一制度颇有些自豪,“从(人民行动党)建党开始,我们坚持了40多年。”

　　两鬓斑白的华素,与德义支部30多位志愿者一样,每星期三晚都会按时到支部做义工。新加坡的这一义工群体,有开奔驰、宝马的商人,有律师、医生、工程师,也有工厂工人,他们热情地为前来反映问题的选民登记、派号、做记录、提供咨询,无形中拉近了议员和选民的距离。

　　正是得益于议员接见选民的制度安排,新加坡选民可以跟他们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有密切的、定期的接触。这天晚上,45岁的华裔男子陈泉健拖着念中四的儿子,焦急地等待着总理,希望能申请一套月租几十新元的政府组屋居住。3个月前,他与妻子离婚,原有的组屋被妻子卖掉。打散工维生的他,无法负担四五百新元的房租,只能带着儿子露宿公园。

　　而与他一样需要帮助的宏茂桥区选民都知道“有问题找支部”。德义支部,位于选区内一座政府组屋的底层,面积有100多平方米,是向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租用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部及84个支部都位于新加坡人聚居的组屋内,因此,新加坡选民找议员是一件极其方便的事情,即便像当晚一样找总理办事,也在自己家门口。

　　二

　　晚上8点半,李显龙总理微笑着来到德义支部,径直走进议员办公室。

　　这是一间称得上简陋的小屋,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颇为平常的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外,没有其他摆设。墙上的电风扇来回摆着头,屋里有些热,李显龙不时拿出手帕擦汗。

　　李显龙入座后,两位支部领袖在他身边坐下,便开始工作。

　　一家三口成为李显龙当晚的第一批接待对象,年幼的孩子抱在妈妈怀中。这家的男主人是新加坡公民,在未获新加坡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与女主人———一名缅甸籍女子结婚,并育有一子,孩子因此成为新加坡公民,而女主人却不行,移民厅要求她离境。

　　“政府应该有一点人情味”,男主人以缅甸发生风灾、孩子太小不能离开母亲为由,希望政府网开一面,让女主人留下。

　　“我相信她必须回去。”略一沉思,李显龙侧头与正在记录的支部领袖交谈了几句,再次回答:“我看至少是一两年的时间。”

　　带着失望,一家三口离开了议员办公室。按照程序规定,对一些现场不能解决的问题,义工会把反映的情况打印在专用信纸上,议员签上自己的名字后,这些“请愿信”将发往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不管结果如何,有关部门和机构都必须作出答复。这对非法结婚的夫妇提出的要求显然不符合新加坡的法律政策,但“请愿信”仍会被寄往移民厅。

　　三

　　一位拄着拐杖的印裔老人走了进来。

　　老人是为当脑科医生的儿子而来。他希望能为儿子申请一个培训机会,而在此之前,儿子的数次申请都被拒绝。

　　李显龙扭过头来告诉南方杂志记者:“20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了,他是这个选区的选民,是一名医生。”

　　“那您会帮他吗?”

　　面对记者的发问,李显龙正色道:“我只能把他的申请转到相关部门,看看合不合要求。”

　　随后接待的是一对婆媳,媳妇是四川人。这个四川媳妇与一位新加坡公民结婚后,在换工作的过程中,将工作准证稀里糊涂注销了,因此移民厅要求她在7月2日前离境。为此,她已经上诉。

　　“婆婆说,等移民厅回信,怕来不及了。”四川媳妇显得有些兴奋,本来想找议员反映情况,没想到见到了总理。

　　在反复询问她的遭遇后,李显龙回答了四个字:“我们尽量。”

　　“你开口就可以的。”一旁的婆婆显然对此次接访抱着极大希望。

　　“可以解决吗?”记者问李显龙。他回答道:“我们只听了她的故事,还没有听政府的故事,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

　　在一一接见了85批反映问题的选民后,已至凌晨。“总理还会与支部成员喝茶,了解最近选民集中反映的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华素告诉记者。

　　接见选民是人民行动党贯彻的基本政策之一,遵循“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披着满天星斗回家的李显龙,显然是这一基本政策的身体力行者。

　　“我只接见自己的选民,不搞特权”

　　南方:今晚,警察出现在宏茂桥—德义支部门前,这一选区的选民由此判断您要来,于是早早地来到这里排队,是因为您能为他们提供特别的帮助吗?

　　李显龙:(大笑)我也必须照章行事呀!如果选民提出的要求违反法律政策,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如果发现特殊情况———没有了解清楚的问题,或者问题出现新趋势,我可以直接将情况带给有关部门,并与他们讨论,不合理的政策可能因此得到改变。

　　比如,新加坡的组屋问题涉及买屋、卖屋、租屋等诸多方面,这些问题常常很复杂,有的一时难以解决,其中还不排除钻政策空子的情况。曾经有夫妇离婚以后将房子卖掉,又向政府申请租住组屋,政府是租还是不租?要处理好这类问题,必须了解清楚情况,必须公平处理。如果因为我是总理,特殊处理了一件事情,下个星期,或者再下个星期发生同样的案例,政府就会很麻烦。

　　作为宏茂桥选区的国会议员,与其他选区的国会议员一样,我只接见自己的选民,不搞特权,否则全新加坡的选民都会来找我。

　　南方:其他国会议员会在写给相关部门反映选民问题的“请愿信”上签名,您是否也会亲自签名?

　　李显龙:我不亲自签名,这是为了避免我的亲笔签名给各部门压力。其实,不论我签不签名,处理结果都是一样的。

　　南方:就您观察,选民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李显龙:如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住房、移民和就业等方面。

　　“可以直接解读敏感问题”

　　南方:作为总理,您的工作非常繁忙,还要经常到支部接见选民,会不会影响其他工作?

　　李显龙:我有时间就来,尽量每月来一次。在这里,可以直接解读敏感问题,对政府决策很有帮助。比如,前几年找工作的问题特别多,经济发展了,这类问题少了；现在关于组屋的问题比较多。有人把房子卖掉,再向政府租房子,但是政府的房子是有限的,而且租房不是政府所提倡的,新加坡政府提倡“居者有其屋”,在中国叫“安居工程”。因此,有的要求就难以解决,我只能尽力而为。

　　从政第一原则:不是每个问题都有解决答案。每个选民都有自己的苦衷,但是我们应该在了解情况后,通过制度设计,系统化地解决问题。

　　南方:如果部分选民反映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会不会使他们对接见制度产生怀疑?

　　李显龙:有的问题我们是无法解决的,比如家庭内部矛盾,清官难断家务事(笑)。但是如果就同一类问题反映的人很多,就要引起注意。前段时间,因发展需要,大量的居民需要搬迁,拆迁赔偿是头疼的问题,其后继影响有可能会延续2至3年,甚至10至15年。对此,我们必须特别关注,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南方: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选民反映的问题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没钱交水电费、房屋漏水、申请小贩中心执照……甚至还有无理取闹的。这是否考验着您的耐心,会不会觉得烦?

　　李显龙:(再次大笑)如果在10个反映问题的选民中,有一个是因为政府运作的疏漏而导致利益受损,我能通过接访帮这个选民解决问题,就很有价值。

　　“基层活动对治理国家很重要”

　　南方:议员接访是一个特别的制度,在新加坡,这一制度为什么能够风雨无阻地坚持40多年?

　　李显龙:对议员而言,这是个好制度。在英国,也有类似安排,被称为“门诊”。因为新加坡地方不大,每个选区的选民都能比较方便地找到议员,所以这个制度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好。

　　之所以能坚持40多年,是因为基层活动对治理国家很重要。基层搞不好,选民不支持我们的议员,在下次大选中就很难获胜。选民选择谁,不仅仅是看政策的对或错,而且还要看议员是否经常关注他们,是否友善、和蔼、可亲。

　　选票掌握在选民手中,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选票。

　　南方:议员一年要接见数万名选民,还要家访,工作量非常大。有社会精英因害怕占用太多私人时间而不愿意参加议员竞选,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李显龙:我们的议员的确很不容易,特别是刚当选议员,前两年压力特别大,不仅每周要接见选民,还要家访,要拜访选区内每一户家庭。

　　这是相当难做的工作。对担任部长的国会议员来说,是工作范围内的事情；而对从事其他职业的议员而言,在工作之余,为选民服务,每年都必须花费20%以上的时间,非常不容易。

　　新加坡秉承“精英治国”理念。我们需要选择各行各业的精英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前提是这些精英要有社会责任感,愿意为选民服务。为此,我们正在加倍努力,选择年轻、有能力的新一辈候选人。原载《南方》月刊6月下半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