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中品出的“法治”味道(图)

对话人

　　本报记者 郭毅

　　黑龙江省委政法委调研员 张望朝

　　对话主题

　　近日，在山东卫视推出的《张望朝品水浒》节目中，张望朝以政法工作者的独特视角品读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

　　《水浒传》是不是可以从法治角度来品读？张望朝又从《水浒传》中品出了什么法治味道？7月2日，记者与张望朝的对话就此展开。

　　文学是人学，从人性的角度品水浒，可以理解。但从您的讲座中发现，您把《水浒传》与法治联系到一起，作为《法制日报》的记者，我对此很感兴趣。

　　我品水浒，一个中心的主题是，水浒悲剧实质是宋朝法治的悲剧。书中的主人公，比如林冲、武松、宋江、鲁智深等，都是吃过官司的人，都是在吃官司的过程中对当时的法律和执法者越来越失望，最后上梁山的。

　　透过那些家喻户晓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的法治状况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法律本身具有天然的恶性，二是宋朝统治集团不是带头尊法、护法，而是带头凌法、乱法。

　　武松刺配牢城营，到了那里，不论因由，先要挨一百杀威棒，这样的法律不是恶法是什么？一人有罪，祸灭九族，不仅当时的统治者奉行这样的法律，就连梁山好汉也奉行这样的法律，所以梁山人马每灭掉一个地方，也常常把首恶元凶的全家“皆斩于市”，这说明恶法不光是恶于人的生命和尊严，而且恶化人的灵魂和精神，使人不知不觉地丧失了人性。

　　宋朝的法律本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以人为本的法律，恶的成份必然大大多于善的成份，可如果当时的统治集团能够把这样的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给予必要的尊重和遵守，人民也还能有一口气喘，还能够活得下去。然而，上至高俅，下至张都监，几乎所有统治集团成员都不是把法律当作“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当成他自己统治别人的工具，当成清除异己、保住权位的工具。

　　像高俅引林冲进入白虎堂，是典型的诬告陷害，在野猪林和草料场对林冲的谋杀，是明显的故意杀人，这在当时也是法律必须禁止和惩处的犯罪行为，可高俅就是明目张胆地干了，国法在高俅之流的面前，苍白无力得像一张废纸。这就太可怕了，这就必然导致宋朝内忧外患，盗贼蜂起，民不聊生。

　　金圣叹在批水浒时说过4个字，乱自上作，意思是水浒之乱，是当时居于高位的封建统治集团自己一手造成的。怎么造成的？就是封建统治者连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不愿意尊重和遵守。连林冲这样奉公守法的人都上了梁山，武松、李逵这样具有天然反叛性格的人还会把国家法律当一回事吗？还会把官府当一回事吗？武松在张都监的府中，一连杀了十几条人命，最后还在鸳鸯楼上用人血写了一行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其实就是公然嘲弄当时的法律。

　　水浒的故事，我小时候就知道，但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感受，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对于中国，民主法治、和谐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民主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有了党领导下的民主法治建设，才会有社会的和谐稳定，才会有社会的发展进步。

　　我们在谈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时候，多把着眼点放在经济建设成就上，其实，法治建设取得的成就同样是巨大的。

　　过去我们读水浒，只能用简单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问题，现在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分析、去品读，更可以用法治的角度去品评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我们的读书理念比过去先进了，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更是法治建设的成就，法治给人们的思想提供了自由飞翔的安全空间。

　　据我所知，你在讲宋江招安的时候，对宋江搞投降主义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批判，你还为宋江投降找到诸多理由，对一直坚持造反的李逵，你却给予了严厉批判，这与公众所熟悉的观点有很大冲突，不知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您一定也读过水浒，应当知道，宋江所带领的梁山队伍是一支成份复杂、政治目标不明确的队伍，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推翻朝廷。当时的朝廷虽然已经千疮百孔，但作为国家机器，它还十分庞大。宋江如果一味地对抗到底，结果不是推翻一个腐朽的旧王朝从而建立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新王朝，而是要么被朝廷彻底剿灭，要么打得天昏地暗两败俱伤，受苦的还是老百姓。所以我认为，宋江归顺朝廷，无论是出于为梁山兄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还是出于国泰民安的考虑，大方向没什么不对。

　　我认为，招安，不等于投降，投降是求饶，是我打不过你，不得不向你放下武器低头认输，而招安首先是朝廷对反叛者让步，是我先让一步，你再让一步，通过各自让步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宋江归顺朝廷，为国家机器注入一股新的力量，有可能使国家机器不再腐烂下去，甚至出现新的生机，这有什么错呢？

　　我这么说你可能要问，当时的国家机器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让它烂掉有什么不对吗？我要说，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旧王朝死掉了，新王朝必然要产生，可这个新王朝就一定比旧王朝要好吗？朱元璋是贫农，他通过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大明王朝同样也是封建政权啊；李自成是江山没坐稳，要是坐稳了，中国历史上可能少了一个大清，多了一个大顺(李自成的国号是大顺)，可这个大顺，跟他所取代的大明和后来的大清在本质上能有什么区别呢？我不是在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进步作用，我是强调历史条件对人的局限性，多么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

　　宋江的问题不是出在招安上，而是出在招安后一系列政治举措上。作者写到宋江归顺朝廷以后，就完全把人物和故事写“滑坡”了，与前面的内容产生了矛盾，读起来特别不顺，感觉不合逻辑。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招安以后，他怎么连贪官也不反了呢？他只是为当官才招安的吗？如果那样，当初他应当去攀附高俅，何必要专门结交那些反抗朝廷的江湖好汉呢？

　　至于李逵，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嗜血的杀人狂而已。按照“天生犯罪学”理论，李逵是个天生犯罪人，他对造反的狂热完全是一种嗜血的狂热，与革命无关。造反有时是革命的一种手段，但其本身不等于革命。李逵的造反，还是“你做得皇帝，我哥哥如何就做不得皇帝”的一种发泄，不是要救国救民，有什么值得歌颂的？

　　在讲潘金莲的那一集里，感觉您是在给潘金莲平反，同时也感觉到你在给西门庆说好话。你特别提到，西门庆比有的梁山好汉要可爱，您这样分析人性，有些观众会不会不接受，甚至反感？

　　潘金莲早被人平反过多少次了，哪里轮得上我来平反？我只是想强调一下，潘金莲的悲剧，根源也在于当时的法律制度。法律没有赋予她正当的权利，她就是一件东西，先是被张大户送给了武大郎，后来又被有钱有势的西门庆所占有，一切都不能由她自己做主，她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她的反抗，她的红杏出墙，都是当时社会逼出来的，应当给予理解和同情。

　　《水浒传》不是女性文学，但在女性问题上，无意间对当时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控诉。除了潘金莲，还有李师师，还有扈三娘，都是悲剧人物。

　　李师师是皇帝的一个玩偶，扈三娘是宋江的战争工具，这两个女性的命运，比潘金莲好不了多少。从人性角度分析，这3个女人没有本质区别，作为女人，她们都渴望爱情，渴望幸福，这有什么不对吗？潘金莲爱武松，爱的是武松这个人，不是别的什么，后来与西门庆偷情，爱的也是西门庆这个人，而不是他的钱，小说里看不出潘金莲有“傍大款”的迹象。她还断然拒绝过一个大款的纠缠，那个大款叫张大户，潘金莲当初是他的家政服务员。这样的情感追求，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

　　李师师与徽宗皇帝的感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交易，因为跟皇帝有这么一腿，她才不至于像一般的妓女那样，任由各色男人摆布玩弄，她要是真的爱上皇帝，也不至于对燕青一见钟情。

　　扈三娘的命运最为悲惨，梁山攻打祝家庄时，她被林冲俘虏，本来已经归顺了梁山，可李逵还是杀了她的全家，她非但没有任何抱怨，还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一个从心灵到外表都十分丑恶的王英。作者这样写，说明他没有把女人当人，没有人道主义情怀。

　　对于西门庆，我只能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从人性角度分析，我觉得他确实比一些梁山好汉可爱得多。矮脚虎王英是个什么东西？一个恶霸和流氓而已，他可以先杀人，再用人的心脏做醒酒汤喝，见了漂亮女人，他毫不客气地抢上山来，强行占有。双枪将董平更加灭绝人性，他看上了程太守的女儿，程太守不同意，他就杀了程太守的全家，强占了人家的女儿。这样一个令人发指的恶霸，作者居然给他取了个“风流双枪将”的雅号，看来作者对风流和下流的区别没有搞清楚。那么，西门庆有这些恶行吗？没有，他惟一的罪行是杀了武大郎。对于女人，他只巧取，不豪夺，他对潘金莲是有感情投入的，不是单纯的玩弄，这些都是他人性美的一面。

　　本报哈尔滨7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