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第19届奥运会举办地墨西哥城海拔2240米，稀薄空气中的含氧量比海平面少百分之三十，这对无氧运动非但没有影响，反倒成了短跑、跳跃、举重成绩大丰收的“天赐良机”，共有34项世界纪录和38项奥运纪录被刷新。海因斯百米赛首次突破10秒大关和比蒙的“世纪一跳”都明显得益于较小的空气阻力和较弱的地球引力。而有氧运动的耐力项目就明显不利了，稀薄的空气完全是一场灾难，万米长跑成绩落到了20年来最低点，曾经18次创造世界纪录的澳大利亚选手克拉克以第六名到达终点后一头栽倒，足足进行了20分钟人工呼吸才悠悠醒来。难怪各国运动员都把高原训练作为增强有氧运动能力的重要途径了。
如果汽车的冷凝风扇停转或水箱“开锅”，发动机将因为温度升高而无法正常工作。对于运动员来说，身体输出的能量有75%变成了无用的热，带来体温升高，而人的器官只能在正常体温上下几度的区间范围内工作。一次跳跃、一次投掷都不会带来体温大幅度升高，自行车选手在骑行中能靠着快速气流来冷却身体。马拉松运动员的形势要严峻得多。特别在炎热潮湿气候条件下比赛，体温可达摄氏42度以上，这些“发高烧”的运动员常常靠往身上浇水来“退烧”，但往往只是“杯水车薪”，因此，身体无法及时散热是马拉松成绩的严重制约因素。
而大量出汗带来脱水会使体内电解质失衡及血粘度增高。一次马拉松比赛下来，运动员的体重通常减少3公斤左右，其中主要是水分的丢失。因此途中补液就格外重要了。
如今马拉松已经算不上极限运动，穿越撒哈拉大沙漠的220公里长跑，横跨美国东西海岸4800公里的超长距离竞赛，都展示着人类的最大潜力和万丈雄心。
马拉松的深刻隐喻本来在于克服距离对信息的障碍，公元前490前的希腊信使菲迪皮德斯为了跑到雅典传递“我们胜利了”这一简短信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马拉松运动本身却又恰恰因为距离障碍而陷入信息的隔绝与混乱。1900年巴黎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中，美国选手阿瑟.牛顿一路遥遥领先，到达终点后却发现已经有4位选手不知抄了什么近路而捷足先登；1904年圣路易奥运会上，美国选手洛茨中途腿部抽筋后爬上汽车到达终点，却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女儿亲自颁发的金牌；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心力交瘁的日本马拉松之父金粟志藏从路旁观众手中讨来一瓶橘子水后，竟跑到别人家中一睡不醒，引起大会组织者和警方四处寻找，直到1965年，76岁高龄的金粟志藏重游瑞典，百感交集中从当年酣睡过的地方跑向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的旧址，被世人称为54年才到达终点的马拉松运动员。
百年以来，人们为了及时传回马拉松比赛途中的消息，曾使用过马匹、自行车、摩托车、汽车一路跟踪。而现代科学技术却轻而易举解决了马拉松运动员的定位和监控问题。
当选手们把一只轻薄小巧的芯片系在鞋带上，通过设在起跑线的地垫时，根据“电动生磁，磁动生电”的原理，芯片里的微型线圈便会切割地垫周围的磁力线而产生电流，使芯片开始工作并发射电磁波。每个运动员佩戴的芯片如同一个特殊的“电子标签”和“条形码”，储存着个人信息。地垫上的天线捕捉到这些信息后再发送到控制器和计算机进行阅读处理。这一切过程在百分之几秒内完成。等运动员通过终点线地垫，芯片发出的信号再次被接收，整个赛程的起止时间和成绩便一目了然了。
如果每隔几公里便铺设一个射频地垫，运动员沿路的行踪便能尽收眼底，并可以随时在网上查询。设想一下，数万人参加的马拉松比赛，如果没有射频技术的“火眼金睛”和“千手观音”，全靠人工统计时间和名次，组织工作将会何等复杂浩繁和不堪重负。
然而，当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大型马拉松比赛都把射频监控作为常规配置时，却又大都平行采用两种计时系统，即“枪响时间”和“芯片时间”。由于万头攒动的起跑线上，选手们在听到枪响后实际出发的时间彼此差距很大，因此，一个人得到的“枪响时间”成绩和“芯片时间”成绩有可能相差10多分钟。毫无疑问，“芯片时间”更加准确和真实，然而“枪响时间”目前仍被确认为“官方标准”。有人抱怨说这是“时代的错误”，但另外的人辩护说，如果在夹道欢呼中第一个跑到终点的人不能确定是否冠军，而必须等待全体参赛者“芯片时间”的结果，那么马拉松就索然无味，而变成了一种别的东西了。
面对马拉松的滚滚洪流，也许我们需要在科技、文化和传统之间做出恰当的妥协与平衡。 (来源：人民网-科技频道)
(责任编辑：黄成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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