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国际商贸城。楼子荣摄
这是一个风云际会、奇迹迭出的年代。许多原本静默无闻、甚至相当贫瘠的地方，因为得变革风气之先，率先解除了思想上的条框束缚，敢冒敢试，敢为人先，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崛起，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僻远角落，走向世人瞩目的舞台中心。浙江义乌，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如今的义乌，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各类商品近40万种，每天有来自各地的20万客商涌向此地，年成交额300多亿元。弹丸之地的义乌，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却争得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2006年10月，被业界预言为“中国的道琼斯指数”的“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正式面向世界发布。“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被称为中国商务天气预报，不少知名媒体在其财经栏目定期发布，此举预示着，拥有近40万种商品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具备影响全球小商品价格走势的力量。 然而，在1980年之前，义乌全县28万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达15万人，人均年收入最好时仅88元。 义乌，这个不靠海、不沿江、资源匮乏的内陆县，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成中国小商品集散地的？义乌模式有着什么样的魔力？——题记 ① 今日的现实，往往都能够从历史中寻找到相袭的因子。
讲述义乌发展的故事，恐怕要从义乌“敲糖换毛”这一历史传统说起。
三面环山的义乌盛产红糖，但同时土地贫瘠。为提高粮食产量，当地有鸡毛肥田的习惯。为了收集鸡毛，农民们在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货担，手摇拨浪鼓，走村串乡“敲糖换毛”，顺便贩卖些针线、木梳等日常用品，经年累月，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敲糖帮”。
百余年来，“敲糖换毛”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这也培育了义乌人的商品交易意识。1978年底，在义乌稠城、廿三里一带，开始出现了自发的乡镇集市，农家商贩们聚集在马路两边，摆起地摊出售各色针头线脑、自制的鸡毛掸子等。尽管不时受到冲击，但这些“马路集市”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到了1982年，集市初具规模，从业人员已达数千人，有人便向省里写信，惊报“义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小温床”。这给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按当时的政策，露天摆摊，是要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的。
就在他彷徨之际，一位叫冯爱倩的义乌农妇走进县委大院，和他“吵了一架”。性情直爽的冯爱倩不明白，自己没工作，到城里摆摊卖点小商品，赚点糊口钱，为何要被赶来赶去。
那天，他们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冯爱倩走后，谢高华开始认真思索起来，开放市场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但政策不允许啊，到底要不要开放集贸市场呢？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谢高华派了个工作组，对农村状况进行调查，也对当时只有3平方公里大的县城里的摆摊者进行了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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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研之后，1982年8月25日，也就是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义乌县委、县政府作出了一个当时被人认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发布了《关于加强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宣布稠城镇小百货市场于9月5日开放，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由此诞生。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是，谢高华把小商品市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发给了和他“吵过架”的冯爱倩。
同年11月，谢高华又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就是这“四个允许”，激活了义乌人身上蛰伏已久的商业潜能。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商品供应短缺，这为小商品的流通与制造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得到政府扶持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迅速地产生了积聚效应。到1983年底，义乌的市场摊户增加到1050个，日均交易人数为6000人，其中6成以上是外地人，上市商品达3000多种，销往全国各地。一个跨越省界、辐射全国的市场网已现雏形。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论断。精明的义乌人抓住时机，果断地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把市场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地位，把商贸业作为义乌的主导产业，使义乌市场建设在全国捷足先登，占尽先发优势。观念的更新，使得义乌小商品市场自此开始腾飞！
② 在义乌流传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批发商第一次到义乌小商品城进货时，看到这里寸土寸金的摊位内竟在批发微不足道的牙签。他想这生意还能做得下去吗？摊主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这个立锥之地的小柜台，每天批发销售牙签10吨左右，大约1亿根，按100根毛利1分钱计算，每天可获利1万元。
“做小生意赚大钱！”义乌人就是靠这种“生意经”、这种经营策略，打造成如今让人叹为观止的小商品王国。
在义乌甚为发达的民营经济中，大部分企业生产的都是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商品，但他们硬是把这些别人不屑生产的产品，做大做强，做到极致。
楼仲平有6个兄弟姐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因为家里太穷，他读完初二后就去江西一带“敲糖换毛”。1994年，楼仲平租了两间民房，买来两台机器，和妻子两个人没日没夜地做吸管，一天要做几百公斤，做得手指根根发疼。每根吸管的利润只有8毫钱，这样做了3年，刚赚了一点钱，塑料吸管的原材料大幅涨价，许多吸管厂纷纷改行，原有的40多家骤减到三四家。妻子担心地问楼仲平：“咱们也换吧？这样下去要亏死了。”楼仲平摇了摇头：“吸管是易耗品，需要量大。只要过了这道坎儿，一定有钱赚。”
楼仲平硬是过了那道坎儿，将吸管产业越做越大，家庭作坊也升级成为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现在，楼仲平的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饮用吸管生产企业，有60条生产线，公司每天有2个集装箱约8吨重的产品运往世界各地。8吨的产量相当于多少吸管？大约是1500多万支。该产品打进了家乐福、沃尔玛等几乎所有著名国际连锁超市。义乌人不以利薄而不为、专注于小商品的经营理念，契合了当时中国的国情。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提出“抓大放小”战略，一大批国有大中企业退出了小商品制造领域，这无疑为民营经济的成长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外在的宏观环境，再加上内在的执着努力，一大批像楼仲平这样的义乌人，在历经艰辛后收获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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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看似一帆风顺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其实也经历了诸多风雨的洗礼。
“买全国货，卖全国货”，这是义乌人一度引以为豪的一个口号。当时，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货源主要来自外地，本地工业品不足三分之一。慢慢地，义乌人发现，由于经营的是全国货物，许多客户来市场几次后，就撇开市场直接到工厂购买，非产地市场的弊端日益凸现。
面对逼近的危机，从1993年开始，义乌开始大力发展与市场关联的小商品加工业，“以商促工，贸工联动”，使义乌市场从销地向产地拓展，义乌产品从“买全国、卖全国，买全球，卖全球”转变为“小商品，义乌造”。
这一重大战略创新，使义乌摆脱了困境，在政府的鼓励扶持下，一大批销售商转型为生产商，当地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并形成了一大批上规模、上档次的本地生产企业。
翁荣弟是由“敲糖换毛”货郎起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当年，不安于现状的他，从一名买卖袜子的销售商，转变为生产袜子的制造商，他所创办的浪莎袜业，如今已是全球最大规模的袜子生产企业，日均产量超过100万双。
正是因为有了以浪莎为代表的一大批本土制造业，义乌小商品市场才有了持续的发展后劲。目前义乌已有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了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制造行业，整个市场40%商品为“义乌造”。
然而，一个危机克服了，新的危机又来了。
义乌市场的成功，引来了一股“克隆”之风，广州、上海、石家庄……从南至北，自东向西，在建或建成小商品市场的城市越来越多。义乌市场的份额完全有可能被其他市场“分割”，义乌市场的空间也会受到挤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义乌市场的红旗能扛多久”的疑问，甚至有人断定义乌市场的寿命期是15年。在他们看来，激烈的竞争将使义乌市场利润空间日益减少，市场的先发优势递减。
义乌该怎么办？义乌人在慎重分析、思考之后认为，义乌商品必须到国际市场上寻求出路，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把义乌小商品推向国际市场。义乌因此又抢先了一步。当众多市场还在国内争夺地盘时，义乌产品已跨入国际市场。目前义乌市场外向度已达50%以上，与212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往来。联合国难民署、家乐福亚洲总部分别在义乌建立采购中心，全球海运前20强企业中有8家在义乌设立办事处。随着电子商务这个“无形市场”的兴起，义乌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也更加方便。中国小商品数字城网站，已经把义乌市场所有商位搬入因特网，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网站。
义乌崛起后，很多经济学家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的商品集散地为什么选择了义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这里不通火车，没有像样的工业基础，更遑论人才、技术方面的优势了，而那些工业基础雄厚、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地区，如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地，似乎更有理由成为小商品集散地。
历史选择了义乌，自有它的一番道理：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与产业基础、资源储备、地理区位等客观条件相比，一个地方的改革创新意识，更能决定它的发展前景有多大。正是义乌人求新、求变，主动走向市场去参与竞争，无所畏惧地跨出国门去开拓国际市场的表现，使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地方培育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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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档案 中央文件中关于“市场”论述的摘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这实际上提出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问题。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论断。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把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概括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明确提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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