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天子一朝臣,若能混到三朝元老已经非常有才了,中国历史上有位乱世不倒翁冯道,居然历经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五朝,其间三入中书,任宰相等要职数十年,侍奉八姓十二帝(包括自称大燕皇帝的刘守光),生前位极人臣,六封国公,死后更上层楼,追封为瀛王。
五代是极黑暗的一个历史时期,战乱频频,王朝更替如走马灯。自朱温篡唐始,梁唐晋汉周5个朝代排下来,用时54年就交代给赵匡胤了,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远不及一个自然人的寿命长。
正是短命的五代,成就了冯道的青史奇观。其主子如李存勖、石敬瑭、耶律德光、刘知远、郭威、柴荣一干人等,不论昏君、明主和“儿皇帝”,都是从沙场和政变中PK出来的枭雄,在历史上声名显赫。伴君如伴虎,以上诸位老虎哪个也不好伺候,一不留神就惹来杀身之祸。冯道能在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周旋于这些老虎之间,成为五代不同时期不同皇帝的宠臣,说明时势造枭雄的同时,也会配置冯道这样的乱世不倒翁。
城头变幻大王旗是五代的特点,皇帝由叛军拥立是潜规则,于是降而复叛就成寻常事。这样的环境容不得忠良之辈存活,若想存活必须“有奶就是娘”,所以自号“常乐老”的冯道如鱼得水。翻开史书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一旦社稷危亡、江山易主之时,身为朝廷重臣的冯道,便“视其君如路人”,屡屡率众倒戈,弃旧迎新,堂而皇之地将前朝主子踩在脚下劝进新主。冯道在李嗣源之唐庄宗、李从珂之唐愍帝、石敬瑭之唐末帝、郭威之后汉刘赟等一系列臣弑君的政变中,无不如此。他不断重复着“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冯道诗)的循环,竟然屡试不爽。
厚黑是五代的历史语境,每每亡国丧君后,冯道便重打锣鼓另开张,升官晋爵,哪一项都不耽误。冯道曾撰《长乐老自叙》一文,对自己在五代时期任职和受封的数十种高官厚爵,颇为自得,自诩“上显祖宗,下光亲戚”。为此,冯道不怕任何非议,他曾跟一个熟人询问舆论向背,熟人很留面子地告诉他“是非相半”;冯道竟不屑地说:“我知道骂我的人很多,像孔圣人那样都有说坏话的,何况我辈。”如此大言不惭,可见其厚黑程度。冯道著有奇文《荣枯鉴》,“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它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实乃二千年不二之异书也(曾国藩语)。”冯道处世的准则是:“不畏人言,唯计利害,此非节义之道,然生之道焉。”这是一个重生存轻气节的时代,从五代到北宋莫不如此,直到“靖康之难”发生,直到后来南宋理学的出现。
奇怪的是,看似很容易定位的这么一个历史人物,后世却褒贬不一,并不像评价吴三桂那样简单明了,很多政治家的观点也是大相径庭。王安石说冯道“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居然把冯道比作普度天下众生的佛与菩萨,拔得算是最高了;另有现代学者认同冯道身处乱世、求得生存是第一位的选择;还有论者赞扬冯道置个人毁誉而不顾,打破狭隘国家观念,属“忍辱负重济苍生”行为,大致是王安石议论的现代版。
不过,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颇有心得:“(五代)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士,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终其五代,有资格入欧阳修《死节传》的只有王彦章等3位武臣,而以学古自名的文官儒士,竟无一全节者。为此,欧阳修给冯道的定论是:“无廉耻立人之大节,国家危亡致乱之祸根。”司马光也很看不上冯道的所作所为,说他:“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司马光还特别强调冯道是奸佞之最:“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
或许不能妄断冯道是那个黑暗时代标志性的知识分子,但反叛无常是五代的品性,连仕两朝、三朝者不乏其人,而冯道适逢其时,乃至登峰造极。五代的终结者赵匡胤,竟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反叛手段,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如果当时冯道还活着,一定会成为宋朝的开国元勋,再一次演绎似曾相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