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约5000名反对八国峰会的人士手持标语、旗帜在日本北海道首府札幌市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即将在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新华社记者任正来 摄
三天日程敲定 如何面对中国，至今是G8激烈争辩的话题。而这些争论都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G8与中国关系的基础和目标是什么？怎样才能找到令双方都感到舒适的位置？
2007年1月27日，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做了两个大胆的预言：WTO多哈回合谈判在未来数月内将取得突破性进展；G8正在朝着G8+5方向发展，八国集团同五个发展中大国对话会议将走向机制化，最终G8+5可能会发展成为G13(十三国集团)。
后来的实践表明，布莱尔的第一个预言失败了，而第二个预言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在2007年6月6-8日，八国集团（“G8”）开启了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五个新兴发展中大国(OutreachFive，“O5”)就知识产权、投资、发展、能源效率等4个议题开展对话的“海利根达姆进程”，这样“G8+5对话会”机制就正式形成了。
G8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与它过去33年一直朝着“全球治理有效中心”方向努力是分不开的。国际贸易是体现G8成就与不足的重要领域。一方面，G8成功发起和促成了多个回合的贸易谈判，另一方面，G8在这些多边谈判过程中也经常受到指责，尤其是当G8成员国分歧较严重时，影响力就会下降，其促成谈判达成协议的能力也会相应下降，这在多哈回合谈判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导致G8在目前全球贸易治理领域困境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个大的工业化国家未能完全控制全球贸易格局，一批新兴大国在国际贸易领域日益崛起。海利根达姆进程是G8与O5在全球治理领域新近进行合作的一次尝试，尽管贸易没有被列在海利根达姆进程4个核心议题（投资、知识产权、发展、能源效率）之中，但它与这四个核心议题有密切联系。
我认为，G8正在转变对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态度，双方正在以平等、共赢的方式进行对话。同时，海利根达姆进程的不足也进一步呼唤G8与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之间发生更紧密的制度性联系。
在过去的十年中，G8正与中国越走越近，不过，关于G8如何处理对华关系还存有广泛的争论。这些争论很激烈，但它们都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G8与中国关系的基础和目标是什么？怎样才能找到令双方都感到舒适的位置？
从1975年成立以来，八国集团对中国的态度日益积极。我们可以关注以下几个联系的渠道：
二十国集团（G20）。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二十国集团关键成员，并于2005年在河北香河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会议取得突出成就，共做出5项贸易方面的承诺。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俄罗斯1992年开始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进行接触，到2000年以后，开始频繁地发生联系。中国2004年10月首次应邀参加七国集团财长对话会议，之后也开始频繁参加。
“G8+5对话会”。中国在G20以及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的突出表现，使G8峰会也开始直接邀请中国参加对话，中国从2003年开始参加对话会至今（除了2004年由于美国没有邀请未参加）。由于O5的参加，2005年英国格伦伊格尔斯峰会和2006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关于气候变化承诺的遵约状况都有了显著提高。
正在形成中的G8+5或G13的治理结构在当前全球治理中已经获得初步成功，其法宝在于它是由更重要、更有差异的大国所组成，更进一步说，它是由这些大国的领导人、部长和以及各问题领域的技术官僚所组成。G8+5或G13治理结构未来还会发生变化，但治理结构的核心不会改变。
现在，日益突出的问题就是治理内容是什么。在海利根达姆进程框架内，我们很容易识别G8对O5的需求，那就是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开放的投资体系、更多更严格的发展援助以及更高水平的能源效率。而O5对G8的需求则未能清楚体现。海利根达姆进程未能关注诸如宏观经济管理、传染病防控等很多重要的议题，也未能直接关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G8与O5享有共同优势和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
海利根达姆进程是否会使G8+5演变成G13，取决于G8和O5双方在未来几年的政治意愿，但只要“G8＋5”进程能够延续，它就可以把贸易纳入议程之中，从而最终推动实现布莱尔的第一个预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8研究中心主任 约翰·科顿) (来源：东方网-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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